媒體紛至遝來。
向來自四麵八方的媒體講好企業的故事，這是一門科學，更是一門藝術。
作為一個著名的民營企業，每年來訪的中外媒體不計其數。
筆者在與各類媒體的接觸中豐富著自己的閱曆，而自己的閱曆，又見證了一個民營企業與媒體之間互動成長的過程……
來了台灣女記者
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８日。
筆者正忙於撰寫一篇外報約稿，公關小姐打來電話，讓我接待一位台灣客人，並強調來客是位記者，要我務必到場。
“這位是台灣《工商時報》的江小姐。”一見麵，陪同來訪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史群小姐就熱情介紹。
坐在史群旁邊的江小姐隨即站起身來，與我握手，互換名片，互道問候。
江小姐名叫江今葉，是台灣《工商時報》大陸新聞中心記者，這也是我所接觸的第一位台灣記者。她看上去不過二十來歲，卻頗具“老記”風範。
看完《正泰之路》專題片後，她連連發問：“貴公司的創始人最初怎麼動起了辦廠的念頭？”“你們是如何由一個家庭小廠發展到這麼大規模的？”“你們的股權結構是怎樣的？”……筆者一一作了解答。
當談到近年來溫州與台灣的聯係日益加強，台灣的石滋宜、趙耀東和白崇賢等知名人士都曾到過溫州講學，不久前正泰集團公司董事長南存輝還受命擔任團長，率領浙江省工商聯經貿代表團到台灣考察參觀時，江小姐顯得異常興奮。她說台灣企業大多數也是從家庭工業起步的，這和溫州十分相似。
在台灣，企業初具規模後大致會出現這樣兩種情況：一種是不願放權，滿足於小打小鬧，小富小安；一種則是大膽出讓股權，吸納新的股東，重用各類優秀人才，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建立現代企業製度。這和溫州不少民營企業正在走的路也是大體一致的。
我說：“關於這個問題，台灣東亞大學政治係的何秀珍女士和你頗有同感。她曾於九七年初到溫州調研，認為溫州民企和台灣的不少企業一樣，家庭色彩很濃。不同的是溫州民企從一開始，產權就非常明晰，這對企業的發展極有好處。”
“何秀珍？”她十分激動。她說，何秀珍是她的學姐，高她兩屆，念的是博士，她當時則在同一學校讀碩士，兩人很早就認識，而且很有交情。
自然，對於這位學姐考察過的正泰集團，她也抱有十分濃厚的興趣。
臨別時，她說在台灣時常聽人說起溫州的個體、私營企業十分發達，但畢竟耳聽為虛。這次實地采訪，一進你們的公司大門，就給人一種十分氣派、十分現代的感覺，這種感覺是在其他企業采訪時不曾有過的。
她表示回去後要大力宣傳大陸，宣傳溫州，宣傳正泰，為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盡微薄之力。
這當然也是我們的心願。
洋記者說ＯＫ
１９９９年３月８日。
“中國‘兩會’正在北京召開，修改《憲法》成為世人關注的熱點。許多中外記者就中國私企的發展問題采訪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他說要了解中國私營企業，應該到溫州去看一看。”範瑞麗女士說。
端莊秀麗的範瑞麗，是美國《洛杉磯時報》上海分社社長，正是應吳敬璉老先生的推薦，專程到溫州來“看一看”的。
臨來之前，範瑞麗的隨行翻譯蔡小姐告訴我，她們將乘坐上午９點３５分的飛機由上海前往溫州，估計１０點３０分左右到達。我讓《正泰報》記者葉建東隨溫州市外事辦秘書處的趙處長一起到機場接機，我與正泰集團公司副總裁吳炳池先生在公司裏等候。
誰知一場大雨，延誤了航班，直到下午１點左右，她們才到。
“真對不起，老天作怪，讓你們等了這麼久的時間！”範女士連說抱歉。
“沒關係，在我們中國有‘下雨天，留客天’之說，這是天意留客。你來了，就是我們的貴客，希望你采訪愉快！”吳副總裁的一句調侃，引得大家笑聲不絕，氣氛頓時輕鬆了許多。
接著是參觀、交談。員工總數，從５人到５０００人；自有資產，從５萬元到７個億；企業產值，從１萬元到２０億元。正泰集團１５年間取得的業績，無疑成為解剖溫州私營經濟發展的一個典型，令這位遠道而來的洋記者驚歎不已。
範女士問：“溫州的個體、私營經濟為什麼這麼發達？”
吳炳池說：“曾有人總結說，這是一種‘逼’和‘放’的結果。一方麵，溫州自然環境並不優越，人均耕地不過０４１畝，人多地少的現實驅使人們離開土地，尋求新的生存之路，於是各種個體、私營經濟應運而生；另一方麵，對農民們的這種首創精神，除個別時期外，溫州曆屆政府並不強行打壓，而主要采取疏導、扶持的政策，放水養魚，這在很大程度上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促進了個體、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
範女士又問：“作為一名私營企業家，貴公司董事長南先生為什麼會被推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從而享受了中國公民的最高榮譽？”
吳炳池笑答：“這本身體現了黨和國家對私營經濟的重視。溫州是中國個體、私營經濟最為活躍的地方，我們南董事長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不僅是他個人的榮譽，更是對整個溫州乃至全國私營經濟的充分肯定。私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被寫進《憲法》，正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