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創新、抱團！”我說，我作為一個來自內地的人員，感受最深的就是這六個字。溫州人的創業精神，表現在他們不怕吃苦，永不滿足，這使他們的事業有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其創新精神，表現在他們能夠不斷地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從而贏得了市場競爭的主動權。同時，他們又很抱團。即便是劍拔弩張的一對冤家，在麵對共同的競爭對手的時候，往往表現得出奇地一致。所以有人說：“哪裏有市場，哪裏就有溫州人；哪裏沒有市場，哪裏就會出現開拓市場的溫州人。”
我給他們詳細介紹了正泰的發展。
他們似乎對溫州曾經有過的那段不光彩的曆史很感興趣。
邵楓說，我從你的介紹中注意到，溫州發展經曆了質量溫州、品牌溫州兩個階段，現在正向信用溫州發展。而政府的作用據稱也經曆了“無為而治”、“有為而治”、“有所為有所不為”三個階段。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正是政府的“無為而治”，導致了溫州“假冒偽劣”的現象？是不是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都必然要經曆這樣一個階段？
我解釋說，“假冒偽劣”的形成主要源於三個方麵：一是確有少部分人利欲熏心，以假當真，導致了產品質量的低劣；二是溫州老板們起點非常低，最初的時候，很多人縱有質量意識，但不懂得質量從何抓起，也請不起專業人才；三是缺乏資金投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這也從客觀上影響了一個地區的產品聲譽。政府的“無為而治”，用今天的眼光看，我們隻能理解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政府已經看到了老百姓走向市場經濟的必然趨勢，沒有盲目打、壓而已，並不是默許少數人肆意做假的行為，否則也就沒有了後來的“有為而治”。至於說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是不是必須經過“假冒偽劣”的過程，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有一個問題需要看到，那就是溫州經濟起步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商品相對短缺，加之國家的許多規則並沒有形成，部分溫州人盡管不懂規則，卻渾水摸魚掘到了“第一桶金”。而現在，一切都已透明了，水清見底，再想渾水摸魚不是明顯不合時宜嗎？所以我認為，溫州曾經的“假冒偽劣”是一段恥辱的曆史，是一場深刻的教訓，值得溫州人吸取，也值得各地在發展經濟中引以為戒。否則，悲劇的重演就是不可避免的。
“很有道理，謝謝！謝謝！”邵楓一行對我的回答表示滿意。
此刻，另一撥記者已在另一間會客室等候。
隨後來訪的是廣州報業集團《贏·周刊》三位記者。
同樣是一群喜歡刨根問底的人。與《撫順晚報》不同的是，這幾位來自“珠三角”經濟發達地區的記者，更關心的是正泰股份製改造中的幾次“革命”和計劃中的上市融資問題。他們希望有機會見到南存輝董事長，但南董尚在德國出差，不能滿足他們的心願。還好，集團公司副總裁陳建克正在公司。他是集團公司分管行政、宣傳的領導，請他出麵名正言順。
陳副總裁“出場”前，我與三位記者進行了溝通。我給他們介紹了正泰發展的基本脈絡，並提供了相關資料。
上午快下班的時候，陳副總裁終於有機會坐下來和記者們聊聊了。
記者們對陳副總裁的“特殊身份”似乎頗感興趣。陳是集團公司高層領導，又是集團下屬一個子公司的創辦人之一，這就使其有了不少的“新聞點”。比如，他和他的企業是怎麼加盟正泰的，他在集團公司持有多少股份等等。陳給他們簡略地談了一些正泰企業發展的情況。涉及敏感話題，如與國外公司的合作、企業上市等，則盡量繞過去。實在繞不過去的，隻好避重就輕，把話題引向別的方麵。
我在旁邊不斷地說明，涉及項目合作等問題，在未公開之前尚屬企業機密，不便透露。至於上市計劃，我們知道得不多，就是知道也無法多說，因為國家證監部門有規定，在公司正式上市之前，不能隨意對外發布，還請諒解。
經這一解釋，記者們表示理解，不再追問。
當時鍾指向１２點３０分，大家的肚子也餓得咕咕叫的時候，我們結束了這次訪談。
下午也沒閑著。
先是溫州一家媒體登門采訪，談的都是“記者節”的話題。再是家鄉一家媒體的電話采訪，談的還是“記者節”的話題。
離開新聞單位多年，仍被當作“記者”看待，有一份感動油然而生。
隨後，接到《錢江晚報》的電話，被告知有位記者寫了篇關於本人的“異鄉故事”。正好該報在迎接十六大宣傳中有個“百姓喜事”的欄目，編者要與我核實一下，準備發表此文。
“記者節”裏遇到這樣的事情，不失為喜事一樁。
客自廣東來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５日。
一個上午接待兩批客人，對於我們來說，並非什麼稀罕事。
一大早，市裏一位負責外宣的領導打電話告訴我，湖北某市一位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帶著幾家新聞單位來訪，希望我們公司某個老總親自出麵接待一下。
按常規，新聞單位來訪，除了上級安排的一些重要宣傳活動須由主要領導出麵之外，一般都由公司宣傳部門對口接待。這本來沒有什麼，新聞采訪嘛，隻要能了解情況，獲得新聞，又何必在乎對方接待的級別呢？道理是這樣，但也有一些媒體，總覺得老總不出麵就是對他們的輕視。一些記者指名道姓要南存輝親自接待。有次我接待一批外地來訪的記者，又是提供資料，又是實地參觀，還作了詳細介紹。折騰幾個小時後，對方竟然問：“你們老總什麼時候見我們？”弄得好不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