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會持續了兩個半小時。主持人照例讓幾位嘉賓各說一句結束語，我說的是：“祝願大家不斷超越自我，成為托起溫州經濟未來希望的職業經理人！”
對話會實況在６月２１日、２２日中午１２點和晚上１９點溫州電台《事事關心》欄目播出。
電波載著我們的聲音，也載著我們的希望，在“事事關心”的溫州市民中廣為傳播……
孔安先生
２００４年８月６日。
德籍記者孔安先生從美國打來電話，告知他已成功跳槽，新東家是美國一家有名的廣播電台。他作出這一決定還不到半個月，我不禁驚訝於他的行動之快。
孔安原是《遠東經濟評論》雜誌社的駐北京記者。這是一家境外投資的媒體，但總部設在中國香港。該社工作人員打來電話說，他們從很多媒體上了解了我的經曆，對我所代表的“打工幹部”群體很感興趣，希望有機會當麵采訪。
並告訴我，負責這次采訪任務的人名叫孔安，是個很棒的德國小夥子。
說到“很多媒體”，我有些哭笑不得。這些媒體大多沒有親自采訪過我，消息來源五花八門，因而在過往的報道中出現了不少偏差。有將我的兒子寫成女兒的，有將本人住房麵積無限放大的，更有將本人的收入誇大數倍的。
如果任由媒體人雲亦雲，還不知會將事實“演義”到什麼程度呢。所以，盡管本人無意於成為“新聞人物”，但孔安先生如此真誠，我也希望借助他的采訪作些糾正，“以正視聽”。
孔安先生雖屬“老外”，但普通話說得出乎意料的流利，以至我們走在大街上一路聊天時，旁人也覺得奇怪。他自雲從小熱愛漢語，進過當地的漢語學校。後來又到中國留學，畢業後就留在了北京，並娶了一位漂亮賢淑的北京女孩為妻。他在中國學的是經濟專業，但他卻酷愛新聞這一行當。
“這樣可以有機會到處走走，接觸不同的人，感受不同的風土民情！”他的想法頗具浪漫色彩。
他在采訪中更多地對我們這個群體的生存狀態作了考量，他覺得我們的行動本身帶有“探路”的性質，在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進程中具有深遠的意義。
孔安先生背著個大背包，來去都是自己打車。本想送他一件紀念品，他卻執意不收。請他吃頓便飯，也是費了很多口舌他才答應。
“你能接受我的采訪，就是給我很大的幫助了。按說，我耽誤了你那麼多時間，我應該按時間付費啊！”他的一番說法讓人感觸。
孔安先生此行寫了篇《中國公務員民企受訓》的報道，先後在美國《華爾街日報》、《遠東經濟評論》、《世界經理人》等媒體刊載，他的報道平實、客觀，比起某些西方媒體的獵奇和國內媒體不負責任的炒作，顯然更容易讓人接受。
這些年來，本人接待的國內外記者數以千計，但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並不多，這位孔安先生算是其中一個。
“阿加西”自韓國來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日。
“阿加西”（諧音）是韓語“先生”的意思。
來自韓國的這位“阿加西”名叫玄文鶴，是該國第四大報《每日經濟報》國際部副部長。這次到溫州，是為了解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專程前來采訪的。
浙江省政府新聞辦發來的一份《通知》說：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９日，浙江省政府將在韓國首都首爾舉辦‘２００５中國浙江省投資說明會’。為做好此次活動的新聞宣傳工作，增進韓國各界對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的了解，我辦邀請了韓國主流媒體《ＫＢＳ電視台》、《每日經濟報》記者一行４人，於６月底７月初來浙江采訪。希望各有關市委外宣辦密切配合此次采訪活動，協調、安排好相關采訪點，提供采訪英文背景資料，切實做好各項安全保障工作，並協助解決采訪人員在本地采訪期間的食宿問題……”
《通知》還附上了韓國記者在浙江各地、市采訪的詳細日程，足見官方對這次采訪活動的重視。
玄文鶴是在７月２日下午２點２０分到訪的，比預定的時間提前了１０分鍾。
原以為他不會漢語，我把公司裏懂得韓語和英語的兩位員工請來，以便溝通。
還特別吩咐公司接待處為客人準備英文版的視頻及文字資料。但在見麵的一刹那，玄先生冷不丁冒出一句純正的普通話：“你好！”這讓我大為驚訝。
“玄先生可是一位中國通啊！”陪同來訪的浙江省政府新聞辦對外交流處副處長秦俊英女士說。據她介紹，玄文鶴學過漢語，曾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３年間被派駐中國，更使他的漢語水平得到了大大提升。隻要我們說得不是太快，他都能夠聽懂。
沒有了語言上的障礙，接下來的溝通十分順利。
公司老總不在家，我們以黨委書記、副總裁林可夫先生為主，接受采訪。
從公司創辦到現實情況，從生產經營到企業環保，從國內營銷到國際貿易，從員工構成到企業文化，玄先生邊看、邊聽、邊記，采訪十分投入。
我曾接觸過不同國家的媒體，感覺在采訪提問上，美國人問得直接，德國人比較仔細，澳洲人說話巧妙，日本人極為刁鑽，提問時處處設“套”，稍不留意就會被對方牽著走。眼前這位韓國人，注重實地觀察，靜心思考，提問的語氣比較溫和，方式恰到好處，不至於讓采訪對象為難。這也許是玄先生對中國國情多有了解，又不帶成見的緣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