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發言”，不僅是麵對媒體，很多時候，很多場合，都是一個“新聞人”推銷企業的平台。
平心而論，我並不喜歡拋頭露麵，好為人師更非我的風格。但責任使然，時有單位邀請，或做講座或搞培訓或參與各種對話，處處“吆喝”，倒也風風火火。
這樣的活動，於企業有利，於個人也是一種曆練……
從紅水河畔到東海之濱“我們身在異鄉，但我們心連著故鄉……”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８日，我在貴州省羅甸縣第四個“科技活動日”大會上的發言，至今言猶在耳。
我是作為本縣首屆“十佳外出打工幹部”回去接受表彰的。“打工”曾被視為一個“掉份”的字眼，受到人們的歧視。但家鄉推出的“放飛鳳凰，借地育才”戰略，卻讓無數“打工仔”揚眉吐氣，引以為豪。在那次會上受表彰的，除了“十佳打工幹部”，還有“十佳打工大中專畢業生”、“十佳農村打工仔”、“十佳農村打工妹”。
我在發言中娓娓敘述了自己的打工經曆和耳聞目睹的“溫州精神”，希望對家鄉的反貧困事業有所啟示。我引述經濟學家鍾朋榮的話，將“溫州精神”概括為四句話：“白手起家、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闖蕩天下、四海為家的開拓精神；敢於創新、善於創新的創新精神。”
地區最高級別的媒體——《黔南日報》，全文刊載了這篇題為《從紅水河畔到東海之濱》的發言。
有意思的是，當天晚上，幾位媒體同仁邀我一起吃夜宵。席間一位朋友向我透露了個中原委：
在白天舉行的表彰大會上，聽說我被安排發言，幾家媒體在下麵打賭，看看我是用普通話還是用方言，誰輸了晚上請吃夜宵。有人說我肯定用方言，因為封閉的地方不習慣標新立異，“鄉音未改”會被視為“不忘本”的表現。
有人說我肯定用普通話，一個連普通話都不會說、不敢說的人，還談什麼“經受鍛煉”，又怎能樹為大家學習的榜樣？而這樣的“賭”，不贏即輸。結果，我沒有任何猶豫地說了普通話，而且博得了如潮的掌聲。
“這夜宵請得值得，你讓我們看到了市場經濟的洗禮給一個西部人帶來的變化！”那位買單的朋友說。這讓我感到欣慰。
西部人當自強
記憶將我帶回１０年以前。
２０００年８月８日，那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４４周年紀念日。州委、州政府專門請了兩名在外工作者參與這次活動，我是其中之一。這一方麵緣於我的“打工幹部”身份，我可以現身說法，說明一個西部人在東部的成長曆程；另一方麵更因為我“打工”的地點，是在中國市場經濟發育最早、最活躍，也最受人關注的浙江溫州，我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曆，可以為“溫州模式”作出令人信服的詮釋。
在州委宣傳部舉行的座談會上，介紹自己的打工經曆和溫州在形象塑造方麵的成功經驗；與原工作單位的領導和同事們進行座談；舉行為都勻市６·８水災捐款儀式……
我的黔南之行，在當地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８日下午，是州慶活動的重頭戲。
我在紀念大會上作了《西部人當自強》的發言，認為西部與東部的差距，最主要的不是資金、技術和人才，而是缺乏科學有效的機製和自立自強的意識，因此我們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夜郎自小，更不能夜郎自卑，而應該夜郎自強。我顯然是動了真情的，發言不時被台下熱烈的掌聲所打斷。
我剛講完，主持會議的副州長陳琦向我索要了講稿，推薦給當地媒體刊載。
坐在主席台前排的黔南州政協主席胡品榮鼓勵道：“你的發言很好，很有啟發意義！”
胡品榮主席２００８年５月曾率團前往溫州考察，回去後積極倡導、傳播溫州經驗。他一方麵組織有關人員撰寫材料，通過當地媒體和內參發表了一係列介紹溫州經濟發展的報道和信息，一方麵組織召開在黔溫州商人座談會，鼓勵他們紮根黔南，為當地經濟發展作貢獻。據說本人這次應邀參會，就是胡品榮主席鼎力推薦的。
一個外出打工者，能夠受到家鄉領導如此這般的厚待，確是始料未及的。
為“第二故鄉”吆喝，也為“第一故鄉”吆喝，這樣的角色，使我找到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感覺。
代言“南存輝事跡報告會”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９日晚，樂清師範學校。“南存輝事跡報告會”吸引了眾多師生。
和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報告會的主角並非南存輝本人，而是由我代言的。
自２０００年末南存輝當選第十一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後，社會各界對他的關注從未斷過。我從年初開始，多次接到樂清師範學校團委的電話，希望在該校舉行一次“南存輝事跡報告會”，並由我主講。我一再謝絕，一是因為太忙，二是自感了解不深，南存輝這麼多年艱苦創業，其事跡豈是我一個“局外人”說得清楚的？但最終沒有拗過團委書記的誠心與熱情。
可容數百人的會議廳座無虛席。我在近３個小時的報告會上，講述了南存輝的創業曆程。師生們的情緒被南存輝的事跡牽引著，掌聲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