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從端著“鐵飯碗”的公務員到獨自打拚的“打工仔”，心理上有怎樣的變化？
廖：我那時端的“鐵飯碗”，每月隻有４００多元。但當“打工仔”的第一個月，我就拿到了近２０００元的工資。所以，心理上的變化，最初是驚喜，是一種能量得到釋放，價值得到認同的快慰。
戴：當時怎麼會想到出門打工呢？又為什麼會選擇浙江？
廖：說句實話，出門打工是無奈的選擇。因為我在原來的崗位上已經看不到未來，找不到發展的空間（空間是有的，但不屬於我）。別人的經驗告訴我，當所有的機會都向你關閉的時候，機會就隻能靠自己去創造了。正好，我們縣裏推出了旨在增長幹部見識，提高幹部能力的“幹部打工，借地育才”
政策。內心的驅動和政策的機遇，讓我走上了“打工”之路。
之所以選擇浙江，原因也很偶然。獲準“打工鍛煉”後，我給正泰集團寫了一封自薦信，沒想到他們很快回信表示歡迎。對我提出的一些條件，公司也答應得很爽快。也許是一種緣分吧，我第一次向企業求職就成功了，進來之後雙方“磨合”也比較順當，所以一直幹到現在沒挪過窩。
漸漸地，也就習慣了；習慣了，也就自然了戴：去的時候情景如何？遇到哪些困難？怎麼克服這些困難的？
廖：我們企業的總部在溫州，所以我工作大部分時間也在溫州。１０年前的溫州，交通不像現在這樣四通八達，公司所在的柳市鎮到溫州市區還需要坐船，到機場也還要坐船，遇到海水漲潮的時候通常要在岸邊等上好幾個小時。國道公路的許多路段坑坑窪窪，而且老是修修補補，好像永遠也修不完的樣子，出行極不方便。小鎮上企業林立，但街道淩亂不堪，人員形形色色，很沒有安全感。所以這裏最初給我的印象是“發達的經濟，滯後的城建；漂亮的姑娘，醜陋的市容”。
初到溫州，最感到不適的有三個方麵：一是語言。當時的很多溫州人，不知是不會說普通話還是不願說普通話，什麼場合都說當地方言，我一句也聽不懂。當我提議對方說普通話時，他們還會冒出一句“你怎麼話都不會說”
（其實是不會說他們的當地方言）。這給我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多不便，也鬧了不少笑話。比如上街買菜，問人家白菜多少錢１斤，對方答：“臉塊巴”
（兩塊半），我卻掏出２元８角遞過去，搞得人家莫名其妙。我去參加市裏的一些會議，從主持人到發言人，說的都是當地話，開完會回來，什麼都不知道。更可笑的是，在一次近百人的會議上，竟然安排我做會議記錄，弄得好尷尬。二是飲食。溫州人不吃辣椒，食堂的飯菜也都清一色的沒有辣味，這對於我這個“無辣不成席”的貴州人來說，的確很不習慣。三是作息時間。
在機關上班時，中午都有午休時間，但在溫州的企業裏，中午是沒有休息的，連吃午飯都匆匆忙忙，囫圇吞棗。所以剛開始時極不適應，一上班就打瞌睡，但因為辦公室是“大排檔”，又不敢睡，隻有硬撐著，非常狼狽。
麵對這些困難，埋怨是沒有用的，當我們無法改變環境時就隻能努力地適應環境。漸漸地，也就習慣了；習慣了，也就自然了。
當然，現在的狀況已經大為改觀。溫州人不再死抱著當地方言不放，普通話成了最主要的日常交流語言。企業也為適應各地員工口味，準備了辣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