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東北鄉村的白灰色牆體上隨處可見的是“致富不忘共產黨，喝酒不忘老村長”、“官小，品質好”、“朋友，別拿村長不當幹部”……其實無論官大、官小，傍著“官”就是一場不會輸的賭局。
雖然有很多商家在商標上做文章，但那些深諳送禮之道的人對“高檔”自有一套認定標準。黃瑞林出生在建築商家庭，重要節日和項目前期他都要拜訪某係統官員，送禮以煙酒茶為主，“一瓶酒就要八千到一萬塊，送整整幾箱”。
在他看來，高檔首先是價格高，“在官場商場認可度高的，其實大家心裏都有一本賬”，他對於商標名有何寓意並不看重。
更多時候，送禮者會特意打聽官員愛好，“比如我們知道一個官員愛喝台灣某種茶，我們就專程去買，一斤上萬”。黃瑞林說。
政治搭台經濟唱戲
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1992年鄧小平南巡開啟市場經濟的大門後，“貓論”伴隨著社會創富欲望的擴張，理直氣壯流行起來，陝西某卷煙廠隨即研製出“好貓煙”。
“好貓”推出後迅速占領陝西本地市場，成為又土又新鮮的新興私營企業者的首選。推杯換盞間，不聲不響遞上一根，傳遞的信息似乎是：這是先富起來，被主流所認可的，一群好貓。
20年來，中國經濟及階層狀況逐漸變化，越來越多人具有了“先富起來”的特征。好貓逐漸向城鄉結合部、鄉鎮和農村擴散，卻被最富裕的那部分人拋棄——他們有了更多選擇，社會和政治地位今非昔比。他們不再需要追求那樣的標簽了，金錢早已成為衡量“成功”最直接的標尺。
但“好貓”對政治運作法則的微妙把握仍是各種實力派商標選擇的策略，盡管這種法則兼具利益與風險。
十八大期間，一款名為“習酒”的白酒不斷湧入人們的視線。一則報道稱，“貴州習酒”2012年在央視黃金資源招標中以30037萬元的中標額位列企業中標額第6位，在酒類企業中僅次於“茅台”和“西鳳”。它已充斥於各大新聞網站，以及黨政機關內部的LED顯示屏上。
習酒公司始建於1952年，1998年習酒公司並入茅台集團，其後15年一直寂寂無名，直到2010年才開始大規模投放廣告。
根據媒體報道，十八大前後，很多代理商都期待習酒能成為官方招待用酒，甚至榮升為“國酒”。為此，習酒董事長張德芹媒體宣稱“借勢政治”是誤解的同時，通知各地代理商和經銷商，不得特殊宣傳炒作。對於天上突然掉下來的隱性賣點，習酒製定的策略是“既不推開這個難得的機會，也不主動抓住”。有業內人士提醒，習酒“炒作太猛，也是最大的風險”。
“不要受媒體誤導，習酒成為國酒是不可能的事，”習酒廣東片區負責人黃興華告誡我們說。而在聽到我們提出代理習酒時，習酒總公司一位銷售人員則提醒，“沒有關係、沒有資源，最好不要代理習酒。”
從效果看來，習酒的營銷是成功的。1月中下旬，貴州茅台股價大跌，短短20天內，市值蒸發373.7億元。而同為茅台旗下的習酒，卻挺過2012年的白酒業寒冬，實現銷售增長68%。
茅台股價下挫和中共中央出台的新規定不無關係，厲行節約，限製“三公”消費、“軍隊禁酒令”……這對依賴政務消費的茅台來講是重大打擊。根據中投顧問發布的白酒市場分析報告，茅台酒70%-80%的產量用於特供，或企事業單位、經銷商的供應。
比起習酒，“仇和酒”的遭遇就顯得屌絲味十足。2009年，個性官員仇和調任昆明不久，市場上就出現一款“仇和酒”，欲借勢營銷。
其實早在仇和任職江蘇時，該酒廠就注冊了“仇和牌”，遭無情查封。幾年後仇和轉任雲南，該酒廠還是不依不饒，追蹤而至。酒廠負責人辯稱，不是仇（qiu）和是仇（chou）和，一笑泯恩仇之意。
“商標”裏的政治也並非全都向上逢迎討好。2007年，沈陽飛龍製藥申請注冊“鄭筱萸牌”耗子藥，以泄十年前被食藥監局查封“中國偉哥”商標之憤，被商標局駁回。
同年，武漢商標局駁回“雙規牌”殺蟲劑的注冊申請。申請人對媒體說，不但能殺害蟲，還能殺貪官。但是，“雙規”的申請，最終未能成功。
（源自和訊網，文中黃瑞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