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做事情總是要名正言順，要有個說法給個交代，要找個托辭做個解釋，仿佛有了理便一切有了著落。有時人們迷戀理由甚至到了掩耳盜鈴的程度。
所謂借口，其實是“沒理找理”，所以找借口時便要繃起臉來，一副“理直才氣壯”的樣子，方能得逞。而時機未到便慌慌張張地辯解，隻會勾起人們的懷疑和警惕。
領導善於找借口，能夠為下屬巧妙解圍，從而取得籠絡人心的效果。
化敵為友
為天下不念舊惡，曹操有此宏量，孫權也有此胸懷。曹操“矯情任算”，他雖信任張繡，張繡卻沒有死心追隨；孫權不咎甘寧既往，且能化敵為友，使甘寧與淩統從死敵結成死黨，同心協力事權，至今仍傳為佳話。何以曹操不能使張繡死心相隨，而孫權能使甘寧等效忠於己？因曹操待人多從權略出發。因而未盡得人心；而孫權待人以誠，故人心向往之故。孫權與曹操禦人相比，僅此而論，孫權勝於曹操。
孫權與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敗績。權部將淩操乘勝追擊，被黃祖部將甘寧一箭射中，黃祖乃得脫。後甘寧歸降，孫權不念舊惡，厚待之，孫權聽甘寧之策，取江夏，擒黃祖，便設宴慶功。席間，淩操之子淩統拔劍而起，直取甘寧，權連忙製止，謂統說：“興霸射死卿父，彼時各為其主，不容不盡力。今既為一家人，豈可複理舊仇？萬事皆看我麵。”淩統叩頭大哭說：“不共戴天之仇，豈容不報！”權再三勸之，淩統隻是怒目而視甘寧。
為暫時分開二人，以免尋仇報複，孫權乃派甘寧去守夏口，又加淩統為承烈將軍，統隻得含恨而止。
由於甘寧感孫權之恩並得其教誨，也想設法解怨。在濡須之戰中，淩統坐下馬被暗箭射中，那馬直立起來，把淩統掀翻在地。敵將持槍來刺。這時，隻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倒了敵將，淩統才免難。
淩統得救回寨，孫權對他說：“放箭救你的，甘寧也。”淩統乃頓首拜，對寧說：“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與甘寧結為生死之交，再不為惡。甘寧、淩統協力效忠孫權，屢建奇功。
曆史證明：一個集團，或一個國家，內部團結，力量就強大，內部分裂，力量就削弱。袁紹雖據有四州之廣，兵多糧足，將勇士智，但因內部派係林立，四分五裂，終於自取滅亡。孫權不僅能團結人，且能為部屬釋仇解怨，化敵為友，因而人心齊，力量大。他能鼎足江東，這是一個最關鍵的原因。
“賢名”與“惡名”
春秋時代，當了30年齊國大臣的晏嬰，是位著名的政治家。
《左傳》中，頗多晏嬰的記載，比如說，晏嬰經常勸齊景公要愛民，但齊景公卻總是擾民。
有一次，齊景公強令民工造大台，鬧得齊國民不聊生，眾百姓苦不堪言。正巧晏嬰出使回來目睹了這一情景，他馬上進言齊景公不要造台，齊景公總算同意了。晏嬰卻不急於回家，而是立即趕到工地，催促民工抓緊幹活，稍有懈怠，就以鞭子抽打。
晏嬰罵累了、打累了，這才回家。他剛離開工地，齊景公的傳令官就到了，下令停止施工，民工解散，可以回去和家人團聚了。
民工一聽此令，齊聲歡呼，好像遇到大赦一般，高高興興地趕回家去了。
晏嬰這樣做，是故意把“賢名”讓給君王，把“惡名”留給自己。
孔子對他大為欣賞，說他既糾正了君王的過失，又使百姓感受到了君王的仁義。
人無完人，不管做到多高職位的人，他總有出錯的時候。聰明的下屬這時候就會為挽回上司的名聲而不遺餘力。如果犯錯的是公司，這樣做的結果可能就是保全了公司對外的良好形象，對上司也好，對自己也好，甚至對整個團隊的成員來說都是有極大的好處的。上司會非常感激你的犧牲，總會找機會投桃報李的。在管理中總充滿這樣的矛盾，看似付出了很多，實際你收獲的更多。
而作為領導者，雖然你有個好下屬，但是也要盡量避免自己犯錯誤，要不然對外的形象雖然保住了，但是對內卻留下了疤痕。一個人的思想總是有局限的，在做決定特別是重大的決定的時候，一個考慮不周就可能出事。所以一定要集思廣益，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個有效的決策機製，實行民主決策、明智決策。
每個人都難免有犯錯的時候，巧妙地讓別人從尷尬中走出來，是高超的學問，是一種機變的本領。
“健忘”的宋太宗
要治理好天下，必須要有雅量。比如宋太宗，在這方麵表現得就很突出。《宋史》記載，有一天，宋太宗在北陪園與兩個重臣一起喝酒，邊喝邊聊，兩臣喝醉了，竟在皇帝麵前相互比起功勞來，他們越比越來勁，幹脆鬥起嘴來，完全忘了在皇帝麵前應有的君臣禮節。侍衛在旁看著實在不像話，便奏請宋太宗，要將這兩人抓起來送吏部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