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的曆史起點很低，這成為影響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從新中國成立初的發展階段和認識水平看，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幾乎是發展經濟、擺脫貧困和落後，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同義語。而當時世界各發達國家的圖景就意味著重工業代表現代化大工業，較高的重工業比重標誌著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工業化是我們國家在過渡時期的中心任務，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中心環節，則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重工業基本建設投資占工業基本建設投資的85%，占工農業基本建設總投資的72.9%。
然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資本供給嚴重不足，由市場所形成的資本價格或利率水平必然相當高，也就是說，由於資本相對昂貴，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部門的成本是極其高昂的，也不符合比較優勢原則，在開放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這樣的產業不可能有自生能力。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根據一個正常經營的企業的預期獲利能力來定義的。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一個正常經營的企業在沒有外部扶持的條件下，如果能夠獲得不低於社會可接受的正常利潤水平，那麼這個企業就有自生能力；反之，如果一個正常經營的企業的預期利潤低於社會可接受的水平，那麼就不會有人投資於這個企業，這樣的企業也就沒有自生能力，隻有靠政府的扶持才能夠生存下去。這種不顧資源的約束而推行超越發展階段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一種典型的趕超戰略，這種戰略需要人為地降低發展重工業的成本，包括低利率政策、低彙率政策、低工資和能源、原材料低價政策、低農產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及服務價格政策，其核心是全麵排斥市場機製的作用，人為扭曲生產要素和產品的相對價格，以服務於趕超戰略的需要。
這種政策環境使得短缺成為經濟生活中的普遍現象，如果由市場來引導資源的使用方向，則供給和需求會自動調節至均衡狀態，人為壓低價格的政策便不能維持，同時也不能保證這些資源流入優先發展的戰略部門。同時，雖然人為壓低價格為重工業發展創造了必要的宏觀政策環境，但如果企業為私人所有和經營，它就仍然保持著對利潤分配的使用權和投資方向的選擇權，企業積累方向未必能符合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期望。所以，為了取得剩餘的支配權，把握積累方向，使之用於符合國家意圖的發展目標上，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把私人企業改造成國有製企業，並在此基礎上建立統一的指令性生產計劃體製和統收統支的財務體製。至20世紀60年代初，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目標、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製度和毫無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製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製完全確立。
由於缺乏比較優勢，傳統計劃經濟體製下的國有企業根本沒有自生能力，而且由於激勵機製的扭曲，企業也缺乏動力去提高績效，這是後繼的企業改革直至發展證券市場的內在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