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前與幕後
從《賭聖》創造香港票房新紀錄開始，周星馳成為可以與周潤發和成龍相提並論的票房紀錄締造者。《審死官》、《唐伯虎點秋香》、《喜劇之王》、《少林足球》、《功夫》、《長江七號》到《西遊·降魔篇》，周星馳不斷刷新著自己的票房成績，而且把影響力持續了20多年，目前，香港電影的最高票房紀錄，來自他的《西遊·降魔篇》。
票房自然代表著身價和影響力，在現實的電影圈，是可以即刻兌現的資本。1992年，周星馳的片酬從兩三百萬港元躍升到了800萬港元，超過了梁朝偉和劉德華。這個“天價”片酬來自黃百鳴的賀歲片《家有喜事》。黃百鳴在他的自傳裏詳細回憶了整件事：故事裏的三兄弟，原定角色並沒有周星馳，因為林子祥美國的房子失火，不能回港拍戲，要找人替代。“我與永高高層開會，大家居然一致提議用剛剛冒起不久的，但人氣急升到讓人受不了的周星馳。那時周星馳的片酬大約在兩三百萬港元之間，當他聽到我們要找他演出時，居然獅子大開口，要片酬800萬港元，來個三級跳。我們亦一口答應了，隻要他肯演出。”
黃百鳴的不計成本，其實有更複雜的背景。1989年“新藝城”結束電影製作業務，旗下7人各闖天涯，留在“金公主”的黃百鳴孤掌難鳴。1991年，黃百鳴與來自澳門的羅傑承合夥，從邵氏接手停業的“德寶”院線，改組成“永高”院線。“我和方小姐（方逸華）9月談妥，而新院線開業則是12月1日，隻有短短3個月時間給我們籌備及埋班，3個月，拍一套電影的時間也不夠，何況整條院線52個星期都需要影片。看來，我要做魔術師了……”為了博出開門紅，對於有票房號召力的周星馳，也隻能任由開價。在關於周星馳為人處世心態的揣測裏，這個高片酬還被考據出了另一重淵源：當年還在做主持的周星馳，曾經到黃百鳴的“新藝城”公司遞簡曆毛遂自薦，並沒有被錄用。
事實證明，周星馳也值這個價錢。1992年的票房榜前10名，周星馳占了7位，而且壟斷前5。究竟這是在商言商，還是內心補償，相比這一時期周星馳為香港電影業注入的票房動力，實在無足輕重。台灣熱錢快速退潮與“97回歸”的影響，已經迅速席卷了香港電影業，鍾寶賢研究分析：“1993年中香港電影工業進入疲態。1994年，票房低於1000萬港元的港片占總上映量的60%。”“香港電影圈中人充滿危機感，紛紛宣稱，香港電影已死。”香港電影的年產量從1993年開始銳減，1993年230部，1995年150多部，1996年100部，到1997年，隻有80多部。同樣是這個時期，根據香港媒體的統計，1990年初到1996年底，香港電影票房總計67.3460億元，周星馳參演的電影收入10.4億元，占總額的15%。周星馳的電影，也是唯一可以與好萊塢大片抗衡票房的香港本土電影。在這樣的背景裏，周星馳電影，意義不止於金錢，更像是風雨飄搖的港產片僅存的希望。
周星馳也不再滿足於“我隻是一個演員，不是一個導演，也不是編劇”，他開始積極地參與幕後創作，這種興趣愈演愈烈，以至於被媒體傳為是“難搞的太上導演”。1994年，在李力持執導的《國產淩淩漆》裏，周星馳第一次掛名做導演，首次與羅家英合作。他解釋說：“我的東西未必一定好，我一直隻是想把刀磨利一點，再學多些，練多些。”香港影評人羅維明這樣解釋周星馳的動機：“大家隻記得他的形象，卻不記得他的電影，但周星馳卻是想成為繼許冠文之後最重要的喜劇作者，而不僅僅是個演員。”《國產淩淩漆》的確塑造出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工阿漆，他手持殺豬刀，不走尋常路，看色情錄像帶取子彈，完成任務之後依然會去賣豬肉。與他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羅家英飾演的瘋癲發明家達文西，需要用光照著才會發光的電筒、以各種形態掩藏的吹風機，都是經典恒久的笑料。
香港電影的製作方式，也給周星馳轉向幕後提供了土壤。研究者大衛·德波威爾在《香港電影的秘密》裏詳細闡述了香港電影劇本和好萊塢的不同：“香港的拍片計劃通常始於監製的一個意念，再找合適的導演和編劇，拍片資金一旦落實，核心創作人馬就湊在一起開會，展開開放式的討論過程，各自表達對場麵氣氛、角色性格，以及對白內容的意見，其中一人做筆記，五六次類似的集體腦力激蕩後，才動手寫劇本初稿。”這種創作方式，在周星馳的電影生涯裏一直延續下來，現在依舊。從《少林足球》開始，周星馳的影片產量用一隻手就能數出來，人們在銀幕上看不到他的時間，他其實都在忙著創作，他要自己控製劇本，一個劇本的醞釀、構思、細節，要經過大量的討論來打磨。周星馳的現任助理陳震宇回憶，他所見證的從《少林足球》開始的影片，周星馳每天要開大量的討論會，“有時候一天要安排5個會，從上午11點到晚上21點”。新片《美人魚》依舊如此。就在關於周星馳人品問題的大討論如火如荼的這個星期，9月22日與本刊記者通電話的時候，陳震宇說：“前一天剛剛又開會討論電影到深夜24點。”
從表演者成為主導者，周星馳的電影開始呈現出更加與眾不同的風格。如果說他的名氣，在香港早就得到了票房的佐證，那麼，他在內地的神話，則是從1998年《大話西遊》在網絡時代的傳播開始。這次是超越票房的“封神”，這部片子通過網絡風靡各大高校，周星馳成了“後現代解構主義”的顛覆性符號，雖然周星馳本人至今都對“後現代”這個詞不明就裏。緊接著傳進來的是《喜劇之王》。他在新一代年輕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時間無人能及。這種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實在也讓人惶恐，比起那些完全看不明白的大詞，我倒是更喜歡一個朋友的評價：“有很多人說周星馳，說了很多話，但我始終如一地偏心他。因為我的童年過得並不算開心，但是所有和他有關的記憶都是快樂的。”
電影的新出路
從星仔成為星爺，周星馳早已經功成名就，精明的房地產投資，也讓他的身價早以億計。於是評論者隻好替他感慨他的孤獨，情感無依，孤家寡人，沒有朋友。這些，依舊是周星馳不願意討論的問題，他的關注點，依舊還是電影。所以，不管他多麼抗拒在公眾場合麵對媒體，從《少林足球》開始的每一部新片宣傳，他都會非常職業地配合參與，麵對各種並不友善的問題。不過，他早已經駕輕就熟，打得一手好太極。
從周星馳完全占據主導地位的《少林足球》開始，他的電影風格已經有了明顯變化，從注重對白，轉向強調畫麵和動作。於是，這也引發了新一輪的熱議，覺得他背棄了自己，放棄了地道的香港文化，江郎才盡。可是周星馳並不這麼看，作為完整經曆過香港電影低潮期的圈內人，他很清晰地意識到開拓市場的重要性，“任何事業包括電影，不開拓市場一定沒得做”。他說：“由《食神》開始，我已經希望在題材上做到共通，飲食基本上是世界性的題材，《少林足球》也是希望做到這一點。這部電影我不但希望打入內地市場，還想打入印度、巴基斯坦、美國、歐洲、日本，總之，是有人的地方都想。”
他甚至開始有意識地弱化自己在電影中的演出。“拍完《少林足球》，我越發認為電影是一個集體創作的結果。我如果能夠把多一點東西給其他演員，自己就可以比較專注於導演的工作。當然這裏麵有一個平衡。因為我還是希望能夠演出，但是從職能上講，我會更專注於導演的工作。”他的電影裏，開始出現一種別致的群像。《少林足球》裏起舞的路人，五個各具特色的師兄弟；《功夫》裏“豬籠城寨”的武林高手和斧頭幫的信徒、殺手們；《西遊·降魔篇》裏漁村的村民和驅魔人團隊。這些群像，不同於以往的任何喜劇，他們每個人都深刻濃縮了一種又日常又突兀的特質，就算不說話，隻要露個臉，就會讓人發笑。
總是被唱衰江郎才盡的周星馳，麵對媒體，倒是非常坦然：“沒辦法，要混飯吃……盡力而為吧，有時候我覺得也不要不服氣。因為很多時候你是做得不好。當然你工作上總有成功的情況，也有失敗的例子，這是一定的。……好像我最開始做演員的時候，我在電視台，有一篇很小的專欄評論我，其實當時也沒有人留意我，有我這個樣子，但是有一篇批評我的。我把它剪下來，保存得好好的，放在可以看得見的地方。其實也是一種鼓勵，當然我現在還是不明白，當時根本沒人去留意一個我這樣的。”
“我當然也希望能夠拍出一部好的電影，適合世界上所有國家觀眾的口味，但是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風格。我對使用俚語是情有獨鍾，但是假如一些東西既能用動作表達，也能用對白表達的話，我還是會選擇前者。在走向國際化的時候，最好盡可能減少電影和觀眾之間的障礙，所以在《功夫》裏，我盡量用動作去替代對白。《功夫》把一些幽默的橋段放在動作和畫麵上而不是語言。”在《西遊·降魔篇》裏，這種動作和畫麵特征得到了進一步的強調。
靈感是否有盡頭，這個可能才是周星馳最真實持久的困擾，因為他對於電影的目標，已經是“一定是我可以做得比別人好，我一定可以做得比別人不同”。當周星馳是“無厘頭”的時候，評論界是苛刻的，當他開始轉向故事和畫麵的時候，評論界依然是苛刻的。從1990年開始，周星馳的任何一部新電影，如果票房不甚理想，立馬就會有評論者出來唱衰他，斷言“周星馳的最後一年”或者“周星馳現象已經過去”。可惜，周星馳總是會讓評論者失望。他甚至都懶得去做敷衍的姿態。他好像已經從韋小寶，修煉成了風清揚。
喜劇依然是周星馳的方向，隻不過，他的喜劇已經是笑中帶淚。“我對電影是有改變的，但是這個改變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因為我在不同的階段會對一些東西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對電影的看法也是一樣。其實，對於喜劇方麵，我之前已經開始覺得喜劇跟正劇的分別對於我來說越來越模糊，就是有時候我自己根本不覺得我是在拍喜劇，還是在拍正劇。反正喜劇裏麵有正劇的東西，正劇裏麵也有喜劇的東西。”或許，他是一邊在認真地讓眾人發笑，一邊在沉默地看著眾人和自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