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周星馳過渡
封麵故事
作者：王小峰
2008年1月29日，周星馳抵達台灣出席電影《長江七號》首映式
王朔在小說《頑主》裏有一句很經典的話：“用弗洛伊德過渡。”這句話出現在三T公司業務員楊重和售貨員劉美萍的對話中，當時楊重侃不過劉美萍，知道的外國人名都說完了，隻好打電話向於觀求救，於觀甩出這麼一句“用弗洛伊德過渡”。言外之意，把話題引向惡俗、粗俗、鄙俗。
今天，無論你在社交媒體上，還是在傳統媒體上，無論是在日常交流還是在正式場合，你會發現，有很多詞彙、語句被頻繁使用，這些語言好像是在一個封閉空間裏的循環氣流，這些最初帶著性格的詞彙、語句隨著被更多人使用，開始變得蒼白乏味，而慢慢失去了力量和個性色彩，它的頻繁出現即使不用弗洛伊德過渡也會讓人感到無聊和厭煩。
過去中國也有類似今天網絡上的模式化、百搭的常用語，比如“文革”時期出現的由語錄衍生出的話語，這個期間的大眾話語被完全釘死在語錄上，它通過報紙、廣播、電影等媒介傳播，不斷在人們記憶中強化。於是，毛主席語錄、樣板戲台詞，或者經常被反複放映的電影裏的台詞，成了那個年代的“流行語”。這種被迫形成的語境直到“文革”結束。
但“文革”式的流行語和今天的流行語有著本質區別。第一，“文革”式流行語是一種單向式語言，是在那種特定政治氛圍下自上而下的表述，大眾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甚至不能改變字句語法，因為創造性使用自己的語言有可能帶來風險；第二，大眾使用這種語言並非是為了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而是政治滲入生活的方方麵後特殊語境下的產物，即使它在民間使用中產生變種，也是這些句式在某些語境下表達時的程度輕重而已；第三，大眾即使可以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話語，由於缺乏傳播媒介，隻能通過地下、民間流傳，其生命力和影響程度極其有限。
“文革”結束後，人們才慢慢從“文革”的思維和語境中走出來，去尋找屬於自己的、個性化的語言表述方式。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文革”結束後到互聯網時代開始這段期間，實際上大眾流行語並不活躍，除了一些因時代變化出現的新名詞，或是一些文學影視作品中的台詞之外，並沒有出現真正屬於大眾廣泛使用的流行話語。這一方麵是獲得話語表達自由的人希望能釋放出一種具有更人性化的話語表達，積鬱了十幾年後，話語表達如井噴般噴發，這是一個話語重建過程。偶爾，一些從流行歌曲或者電視節目衍生出來的流行語會在大眾中流行，但是這種語言因為缺乏大眾化媒介支撐而無法傳播更廣。
人們在語言重建過程中，慢慢發現，80年代缺少一種易於被大眾普遍接受和使用的話語表述方式，無論這個時期的語言多麼精彩和豐富，它多屬於精英話語表述，無法成為尋常百姓話語，直到王朔出現。
王朔在他的小說中，通過一種痞子式的語言試圖將“文革”時期的話語解構。小說中那些不著調、帶著些許叛逆的邊緣化人物，用反諷和調侃的腔調將人們記憶中的“文革”式話語的力量消解，用文字遊戲的方式將精英話語消解。這一解構立竿見影，迅速變成一種流行語，這尤其體現在他後期的影視劇作品中。
王朔之所以能占到這個便宜，主要是跟他的作品影響範圍不斷擴大有關，如果他的語言僅僅停留在小說文本上，不會有如此大的影響，後來他的小說幾乎都轉換成影視作品，這種媒介的影響力在當時是空前的。同時，大眾對過去幾十年一成不變的空洞的政治話語早已厭倦，急需用一種新的語言表達來代替階級鬥爭式的政治話語，所以不由分說將王朔式的語言拿了過來。但是王朔式的話語在流傳過程中並沒有在公眾和媒體中延續多久，人們在體驗了新鮮感之後隨即將王朔式話語拋棄。這主要是王朔式的話語存在兩個問題，第一，他以“文革”解構“文革”，以政治解構政治，更年輕的大眾對“文革”背景下的語言已變得越來越陌生，它和現實生活中常用的語言思維方式隔閡越來越大，缺少真實感受和共鳴，當人們感受完幽默效果之後便覺得這種語言失去了魅力；第二，王朔偶爾能冒出一些智慧火花的文字遊戲般的調侃語言多少還需要一些文學功底和幽默細胞來理解，不能讓任何一個人感同身受，運用自如，這也是他的話語後來在公眾中失傳的原因之一。唯一繼承王朔的語言風格的是馮小剛，盡管他的語言已經失去了王朔的深度和智慧，更接近通俗大眾，並且繼續通過影視作品散播，但這種語言風格仍無法在大眾話語體係中產生共鳴。尤其是當馮小剛把這種語言邏輯用濫了之後，它反而變得有些庸俗和嘩眾取寵，成了影視橋段中的廉價笑料。因為不管是王朔還是馮小剛，他們的語言在大眾體係中都有局限——因為他們在消解精英話語的同時仍有重塑精英話語的企圖，本質上仍屬於精英價值觀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