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表
資料來源：全社會新增資本總額的數字取自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頁；《中國統計年鑒》（2003年），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版，第55~68頁有關數字整理和計算。各次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根據《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資料》（1950~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74~89頁；《中國統計年鑒》（1987~2003年各年）中的有關數據整理和計算，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
2.產出增長指標。
衡量國民經濟增長，東西方核算體係（MPS與SNA ）采用不同的衡量指標。為了便於進行國際比較，必須用同一口徑的相應指標。20世紀80年代以前，我國一直采用國民收入來衡量國民經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統計核算製度開始與國際接軌，如增設與計算國民生產總值（GNP）、國內生產總值（GDP）。目前，以國內生產總值為主的國民經濟核算體係已經形成。這裏選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作為產出增長指標。當然，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以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衡量將會高估產出增長水平，因此，應以可比價格計算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作為產出增長指標。
三、資本和勞動投入的產出彈性
生產要素投入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增長對產出增長的作用，即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在不考慮規模經濟的情況下，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之和等於1.西方經濟學認為，在競爭均衡的條件下，每個要素獲得其邊際產出，這樣，資本的產出份額等於單位利潤與資本投入量的乘積占總產出的份額。由於實際工資等於勞動的邊際產出，因此，勞動的產出份額等於單位工資與勞動投入量的乘積占總產出的份額。西方經濟學家在進行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用資本和勞動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在我國，由於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因而難以全麵計算資本和勞動的收入份額。世界銀行經濟考察團分別假定中國資本與勞動的收入份額為40%比60%和60%比40%，以兩個方案來進行經濟增長因素分析。郭克莎則認為，從較長時期來看，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是不斷變動的，因而將改革前、後資本和勞動的收入份額分別設置60%比40%和40%比60%不同的權重。
參照郭克莎的辦法，將改革前、後兩個階段的要素產出彈性分別設定不同係數，改革前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係數設定為0.55∶0.45，改革後設定為0.45∶0.55 ，新中國成立以來整個時期則設定為0.5∶0.5.原因是：第一，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大量過剩的勞動力，而資本始終是極為稀缺的資源。我國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或產出彈性較低，資本的邊際產出或產出彈性較高。第二，改革前，由於長期實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以及高積累、低消費政策，極大地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導致勞動生產效率下降，勞動的邊際產出極為低下。第三，改革以來，國民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扭轉了長期“重生產、輕分配，重積累、輕消費”的傾向，收入分配向個人傾斜，這極大地提高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勞動的邊際產出有了較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