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三次產業的資本—勞動比率和勞動生產率變動的比較。
總體而言，我國第一產業資本—勞動比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率遠遠落後於第二、三產業。1952~2002年，三次產業資本—勞動比率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為 1.97%、5.46%和 4.63%，第一產業的增長速度僅為第二、三產業的36%和43%。同期，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72%、6.07%和2.59%，第一產業的增長速度僅為第二、三產業的28%和66%。這表明第一產業與第二、三產業資本—勞動比率和勞動生產率都不斷拉大，三次產業內部的生產要素組合比例失衡，資本配置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進一步加大了經濟的非均衡度，資源總配置出現負效應。
改革前，1952~1978年，三次產業資本—勞動比率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為0.81%、5.64%和5.53%，第二、三產業的增長速度竟為第一產業的6.96倍和6.82倍。同期，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為0.15%、4.77%和1.66%，第二、三產業的增長速度分別超過第一產業30倍和10倍。這表明改革前第一產業與其他產業特別是第二產業的資本—勞動比率和勞動生產率存在著極大的差距，部門的資本配置處於極端不平衡狀態。與改革前相比，改革後三次產業的資本—勞動比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有了較大的縮小。1979~2002年，三次產業資本—勞動比率增長的年平均速度分別為3.21%、5.32%和3.67%，第一產業資本—勞動比率增長速度有了較大幅度提高，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則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基本持平，三次產業增長速度的差距明顯縮小。同期，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年平均速度分別為3.37%、7.64%和3.68%，相對於第一產業，第二、三產業的增長速度明顯減慢，三次產業的增長速度差距縮小到1.00∶2.27∶1.09.這表明，改革開放以來，資本的部門分布趨於合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經濟發展的非均衡和促進資源總配置效應的提高。
四、資源總配置效應的國際比較
多國模型中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基本上是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不斷地上升，在人均收入為2 100~3 360美元時達到最高點3.11%，此後有所下降。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水平的不斷提高反映了所有部門生產率加速增長的現象。同時，包含了以下兩個重要的因素：一個是生產率增長速度較慢的產業部門的權重減少，生產率增長較快的產業部門的權重增加；另一個是生產率總增長率快於生產率部門增長率的加權平均數，即資源的總配置效應。多國模型顯示，資源總體再配置效應在每一時期都是正的，它的年平均增長率和對增長的貢獻先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不斷提高，人均收入為1 120~2 100美元時達到最大值，這時資源總配置效應達到0.75%，對綜合要素生產率和總產出增長的貢獻分別達到26%和11%。但是，在工業化基本完成之後，由於經濟結構的變動速度趨於下降，總配置效應大幅度降低，到人均收入為3 360~5 040美元時幾乎完全消失。這時資源總配置效應減少到0.08%，對綜合要素生產率和總產出增長的貢獻分別下降到3%和2%。這是由於部門之間的要素收益率特別是邊際收益率趨於一致，資源的部門流動和再配置大大減少。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總的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雖然超過了多國模型中人均收入為280~560美元的時期，但資源總配置效應卻出現了明顯的負效應。改革前，1952~1978年，我國不僅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非常低下，甚至資源總配置出現極大的負效應，年平均增長率達-0.71%。改革後，1979~2002年，我國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雖然有了明顯的提高，但資源總配置效應卻明顯低於多國模型中所處收入階段的平均數字，即人均收入為280~1 120美元時期的數字。從資源總配置效應對綜合要素生產率和總產出增長的貢獻來看，我國1979~2002年的數字明顯低於多國模型中人均收入為100~140美元時期的數字。這對於我國這樣一個工業化演進速度很快的國家來說是很不相稱的。因為資源總配置效應一般是與工業化的演進階段相聯係，並且與工業化的演進速度是一致的，它的一般規律是隨著產出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增長而不斷加速，在達到最高點之後隨之放慢。當經濟發展達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西歐水平時，部門之間的要素收益率趨於相等，作為增長潛在源泉的從農業中遊離出來的資源的枯竭，資源再配置的作用則幾乎完全消失。在我國，資源總配置效應及其對綜合要素生產率和總產出增長的貢獻率的低下，並非由於經濟發展達到一個較高階段，產業部門之間的要素收益率趨於一致，而是部門之間要素收益率的差異以及同一部門的要素收益率和要素生產率偏離，導致了全社會資源的不合理流動，從而引發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失衡，資源投向的部門轉移並未真正提高資源總配置效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