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排除現在有人在擔心，也有人在觀望，但是，大多數地方官員也不願天天去吃去喝，因為這樣，對他們的身體也不好啊！”蔡玲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我堅信，有各級領導的率先垂範，特別是中央領導的巨大示範作用，這次轉作風一定不會成為一陣風！”
最受關注的“兩會“委員
截止到3月12日，在網絡上最受關注的“兩會”十大財經界代表、委員中，蔡玲名列榜首，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小琳緊隨其後，恒大集團董事長許家印排名第三。
能將兩位平時就很“熱門”的董事長甩在身後，蔡玲直呼沒有想到。
但是對於很多媒體朋友來說，這樣的蔡玲又似乎在意料之中。
早在十年前，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蔡玲的表現就很“犀利”，當時她呼籲解決再就業不能犧牲農民工利益，反對一些地方政府先後出台地方就業政策，排斥農民工。
“農民工外出打工已成為農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渠道，采用這樣的片麵就業政策，顧此失彼，將帶來一係列負麵效應。”蔡玲說，“當時我就表示減少農民工就業機會、降低在崗農民工的收入，侵犯了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這樣阻礙了下崗工多樣化的就業渠道。阻礙了城鄉雙向化的就業流動，幹預企業自主用工權利，製約地方經濟發展。”
這樣的發言自然是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少專家表示，“這是一個盡了政協委員本分的提議，她的立場是公眾利益，維護弱勢群體利益。應當受到各個層麵的好評。”
十年前如此，十年後還是如此，都說蔡玲是“參政議政的明星”。她笑著搖了搖頭，“我哪算明星啊，要說引起關注也是因為我們所談的問題有些特色。”
這些年來，蔡玲做過的工作很多，做過研究，當過老師，在政府部門工作過，現任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可是這麼多年來，她的工作和一線調研實踐從未分開過。
“從我工作開始，一直都在跟基層打交道。”蔡玲說，1984年她本科畢業後，在巢湖地委機關工作，調研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當時農民講了很多樸實的話，對我的文風、工作作風影響很大，比如我們用很多理論解釋聯產承包責任製，但農民講的很直白，就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所以任何工作一定要聽老百姓的聲音。後來我就一直特別重視調研。”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作期間，在研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湖北經濟發展新思路”這個課題時，蔡玲曾走訪湖北省大批民營企業。調查中，她深入接觸了大量在民營企業就業的農民工和下崗工，這也引發了她對湖北就業問題和農民問題的關注。而後到湖北省物價局任副局長的經曆，更是拓寬了她調研的範圍，“物價上漲以後，為了保障低收入群體生活不受影響，我們就到低保家庭調研他們的生活狀況，研究物價聯動機製和政策措施。”
成為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後，蔡玲每年有2/3的時間都在京外調研，“我們的調研是真正的深入基層，比如六盤山、武陵山、大別山，這些最邊遠的貧困山區，我們都去過，我覺得調研就是要聽老百姓的聲音，要讓建言獻策符合實際，必須深入基層，不能走馬觀花。”
“很多理論來源於實踐，我寫這一次的大會發言，基本上都是老百姓講的話，但是如何用精煉的語言來表達，還是要有推敲的。”蔡玲很認真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