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兒女》：您現在擔任陝西省美協主席，同時還是全國政協委員，這些工作與您的創作是否存在衝突？
王西京：我清楚畫家留給曆史的隻能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工作，政績。看著別人畫畫，自己卻沒有時間畫，因為你要忙很多事情，這種衝突，在內心來說是一種折磨。但我知道那是我的責任。我不是天生就要替天行道的人，但我是個有責任心的人，在省美協主席這個位置上，我必須要考慮陝西美術的整體發展。同樣，作為政協委員，你是人民的代言人，就不能隻是畫自己的畫。為了這個責任，這份使命，必須要去做這些工作。
《中華兒女》：2011年，“長安精神——陝西當代中國畫作品展”在全國各地乃至海外巡回展出，使得陝西美術在“長安畫派”之後，再次影響全國，您認為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長安精神的內涵是什麼？
王西京：長安畫派是中國近代美術史上一個非常優秀的流派，而且是被全國學術界認可的，對中國近代美術的發展起到過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到了現代以後，藝術發展是多元的，大家探索的藝術領域也不盡相同。那麼還能叫畫派嗎？我認為畫派是有一定地域和時代的局限性的。所以，為了統和我們陝西的美術，為了將長安畫派的精神傳承下來，我們提出了長安精神這樣一個文化理念。長安，會令人聯想到漢唐文化，想到絲綢之路等等，它是一個文化的概念，有一個文化的傳承。另外，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延安革命文藝思想的影響，延安作為中國革命的搖籃，當時全國的一大批先鋒文藝家集中到延安，延安文藝座談會也對我國的文化藝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曆史文化、延安革命文化、長安畫派文化、還有當代文化，長安精神應該是融合了這四個方麵。
《中華兒女》：在您的作品中，表現領袖人物的寫實作品和表現曆史人物與文化典故的寫意作品，仿佛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兩種藝術風格，您自己更傾向於哪一個？哪一種更是您內心的表達？
王西京：在中國當代畫壇，我是主流價值非常強的畫家。我從小受傳統教育長大，從小就有很強烈的要把自己的價值觀融入國家與民族的發展中的意識。我不是那種隻喜歡小情調的人，或者說畫畫就隻是宣泄一下自己的情感。這在我的作品中體現得非常充分。改革開放初期，我畫了戊戌六君子，那是對改革的讚歌，也是一種警示，改革事業不是一帆風順的，需要付出血的代價，用戊戌六君子這幾位改革的先驅來啟迪我們當代人。1990年我用了一年的時間畫了14個領袖人物肖像，從毛澤東、瞿秋白、李大釗到彭德懷、賀龍，並在黨的七十周年生日的時候推出來。這在那個時代也是旗幟非常鮮明的：領袖人物是共和國的締造者，也是我們民族的精英人物。不管到了什麼時期，我們都不應該忘記他們。九屆全國人大時，我畫了《人民的重托》，小平同誌百年的時候我畫了《春潮》，2008年汶川地震後，我畫了《守望生命》，這些都是緊扣時代主題的作品。
除了現實主義的題材之外，我還有一大批作品，強調傳統的中國文化精神和筆墨精神。我希望將筆墨精神通過傳統的題材，使整體的藝術達到一種至高的境界。比如唐代仕女，表現一種盛唐文化，雍容華貴、典雅的一種貴族文化精神，這是我們傳統文化的一種本質。為什麼現在中外史學界、美學界對中國傳統的東西非常看重？因為這種大國文化，它的底蘊非常深厚，並在它的藝術品中滲透出一種強烈的、純正的中國文化精神。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一個宋代的團扇，或者一個唐粉彩的肥婆，都會很受感動，藝術品中傳遞出來的就是一種大國文化，簡約、寧靜，但是令人震撼。我的藝術，我認為比較高的追求是後期的這部分：簡約，以線為主，表現意境的作品，可以抒發情感，並將文化精神和筆墨精神達到一種極致。
《中華兒女》：著名美術評論家賈德江先生說，您創造了“合中西以成新體”的語言，真正做到了“西方的寫實與本土的筆墨走向新一輪的融合”，在中西美術探索的路上，您有什麼心得？
王西京：中國畫和西方美術在審美、觀察方法和表現方法等方麵都不一樣。如何將西方美術的優勢和中國傳統藝術的優勢結合，可以說是多少藝術家一生在探索的領域。一邊要講筆墨，一邊要講造型；一邊是現實主義題材，一邊是寫意精神，中間錯綜交叉著很多學術方麵的問題，都是需要畫家去思考的。在這個過程中，既要進得去，又要出得來。要學到西方優秀的東西，又不能受它的約束。你要學會寫實，又要放棄寫實，最後畫寫意。你是從明暗造型入手，最後卻不要任何的明暗，完全靠線，這就是走進去，走出來。
在美院附中時，我接受過很嚴格的西方美術教育的訓練，西方美術給我很多營養，但我還是用中國藝術的語言來表現民族的、現代的東西。
如何賦予中國的傳統藝術更多的時代精神和時代內涵，這是我們這一代人要探索的，如果我們能為中國美術史留下一點東西的話，那就是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在寫實與寫意之間，在這交叉點上去找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