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如何思考國家、曆史和世界？
特別企劃
每年年底都會有一些文章，總結當年中國思想界的幾大思潮；而活躍的各大會場上，一些學者都有意無意地被貼上各種標簽，這些會議也成為隱形或顯性的“宣言會議”；而各大思潮跟我們每個人也相關，像是前一段時間微信上的一個測試，回答十幾個問題，測試你在文化、政治、經濟各個方麵是屬於哪一派……麵對這樣一個喧鬧的思想市場，我們不禁要問，對於國家的前途、民族的選擇、曆史的發展，我們應該如何思考？
十幾年前，複旦大學哲學係教授張汝倫寫了一本書《現代中國思想研究》，就是想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當下中國人思考公共問題的思想預設是什麼？中國人如何思考國家、曆史和世界？
張汝倫：“我們如何思考什麼？”這首先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什麼是哲學？哲學就是對整體性問題的認識，是在這些基礎上對一切的反思和批判。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最可信的東西就是具體問題具體解決，比方說人口問題怎麼解決，交通問題怎麼解決，對天文怎麼理解，對地質怎麼認識，對昆蟲怎麼認識，這是學問，大家會覺得這是最有價值的。然而，哲學的突破就在於徹底超越動物，跳脫當下的需要，從整體上把握這個世界。所以哲學實際上就是要整體性地把握世界，把握宇宙，這是人之為人的根本，哲學體現了人的自由，他能夠突破自己當下的需要，去追求一些對他有根本意義的東西。
人站在哲學高度上，考慮各種問題（的方式）就會不一樣。但是今天中國人對於國家、曆史和世界的認識，坦白來說，還沒有進入到哲學的層麵，為什麼？我認為有兩個原因，第一，近代中國處於一種功利思維占壓倒優勢的思維狀態。第二，從事哲學研究的人未能真正做到使哲學成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哲學研究隻滿足於轉述而不是消化和吸納，使它成為自己的東西，所以一百餘年來我們的認識、理論水平不升反降。
我們現在的思想史研究，比較缺乏哲學的深度和理論涵養，我們不但沒有卡西爾、伯林、福柯這樣的思想史家，甚至連劍橋學派的思想史的水準都達不到，當然也不可能出現像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這樣的作品。這些作品之所以讓我們印象深刻，在我看來是有識有斷，識是見識，斷是判斷。他對自己要處理的對象、問題有獨到的體會和見解，這樣的研究能打開我們的眼界。我可以不同意他對問題的看法，但是他對問題的揭示很獨特，啟發我們的思考，這就夠了。一個人怎麼做到有識有斷？這就要多做哲學思考，研究思想史是反思自身思想狀況的一個很好的途徑。
曆史不是僅僅像我們普遍認為的那樣，就是過去發生過的事情，曆史實際上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就活在曆史中。既然這樣，為什麼可以把曆史作為反思的對象呢？因為人有語言，語言可以把一切東西加以抽象化以後，再轉化為自己反思的對象，可以讓我們和自己所處的環境拉開距離，保持一種批判、反思的位置，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擺脫決定論的控製，才可以說我們有自由的思想，我們是一個自由的存在物，人的自由思想的根本保證就在這裏。
為什麼我們要從事思想史研究？至少對我來說，是希望通過這樣一個途徑來思考我們今天所麵臨的種種問題。這就意味著我們對如何看待這個國家、曆史，有一個反思，而不僅僅是把過去別人說過的話再來說一遍。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就要求哲學進入了，但很可惜哲學沒有進入現在的思想史研究，現在基本上是一個教條的研究，最大的問題是現代性敘事的問題。認識中國近代的曆史，包括思想史，實際上是一個要完成現代化的過程，無論是最初接受西方人講的把中國近代曆史理解為衝擊和反應，還是後來講的這是一個不斷現代化的過程，還是時下流行的啟蒙和救亡的雙重變奏等等，所有這些理解的共同特點，第一是把曆史看作一個外在事物的發展史，曆史的發展方向隻有一個，這是一種目的論。這種現代性的敘事，把中國近現代史看作一部曆史，那樣會隱去很多東西，但問題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除了社會、經濟、製度、文化之外，還有人的主觀曆史。十九世紀在西方首先興起對現代性的批判，我們未嚐不可以看作是人的知情意主觀被埋沒之後提起的訴訟，是對把曆史理解為一部人類的製度合理化、理性化的這種曆史觀的質疑和抗議。我們現在的思想史裏邊，恰恰缺的是這個部分。人類所有的曆史就剩下一件事情，建立一個新的製度，於是很多的東西被淹沒、簡單化。
我們如果還按照現代性的敘事來看思想史的話，那麼中國的曆史存在相當一部分，也就是主觀世界的部分是沒有辦法進入思想史的法眼的。比如我讀《三十六畫品》的時候，不是36種對中國國畫的評價而是36種感官，感官世界的方式那麼典雅、細膩、深奧，我們現在還有這個思想深度嗎？如果我們這樣來看問題的話，會覺得這個問題遠比現在複雜，更不用說一部批判的現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