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路電影在跨界文化中的繼承與嬗變
電影理論
作者：李瑞陽 唐子文
公路電影在美國幾乎是一個完全本土化的電影類型，無論是汽車的標簽式符號還是邊緣化人物對體製的強硬對抗，都寫滿了美國文化的精神內核，很容易在西方市場獲得共鳴。而作為一種舶來品，中國的公路電影發展之初也從借鑒好萊塢開始，但是傳遞的文化寓意卻迥然不同。盡管公路電影在我國的發展極其緩慢，從《走到底》（2001年）、《落葉歸根》（2007年）等影片算起，中國的公路電影也不過曆經了十幾載，所完成的影片更是寥寥可數。但是，中國公路電影在跨界文化的語境下，通過繼承與發展、吸收與嬗變，已然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公路景觀，漸漸“在路上”找到了前進的方向與心靈的“歸宿”。
典型的公路電影通常指的是以道路旅程和旅行工具為敘事載體，以社會邊緣群體作為主人公，以主人公在路上的遭遇和內心的轉變來推動劇情發展，主要表現人們內心孤獨、尋找、溝通、叛逆、疏離等複雜情感內容的一種類型電影。它的類型特征總結起來大致有三點：1.邊緣化的人物設置；2.模式化的“在路上”情節；3.找到“歸宿”的結局。從這些方麵解讀中國2010年以來的公路電影，大致也可以看出中國公路電影在跨界文化中的繼承與嬗變。
一、人物設置：美國的激進與中國的溫和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它的精神內核是多元化的，它的影視藝術也需要迎合太多的民族和受眾。讓他們去接受自己的藝術作品，就必須統一到一個點，這個點就是“人”。美國精神強調個人改變世界，個人的意誌足夠強大，就可以戰勝一切。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會發現好萊塢類型電影簡直將這種精神表現得爐火純青。而公路電影也不例外，公路電影對人物的設置也是以“人”為本。然而不同的是，好萊塢式的英雄人物在公路片中幾乎是看不到的。公路片的人物設置通常是最邊緣的小人物群體，這些微不足道甚至被城市文明遺棄的人群在一場旅行中找尋一個關乎宿命的、人生的意義。摒棄英雄人物而選擇邊緣人群，從某一角度上，也是好萊塢電影機製完善電影藝術給予“人”的關注的全麵性。
而對於中國公路電影的人物設置 溫和化，這樣一個概念，正確的理解應該是包含於激進的“邊緣化”人群中的一小部分群體，這些群體相對於“殺人犯”“同性戀”等絕對化的邊緣人群而言，顯得溫和、樸素很多。這些主要的人物設置，繼承了美國公路電影中對於邊緣人群的偏愛，但是本土化的公路電影卻在傳承之中顯得綁手綁腳。這種情況的變化，除了我國電影機製的限製之外，東方審美情趣對於過度邊緣化的人群認可度和接受度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如果用這些主人公表現中國的社會現狀，受眾的接受度就會大打折扣，這不符合中國受眾的審美體驗和生命經驗。所以在人物設置方麵，中國公路電影無論是依照社會文化還是市場機製，都會對電影的人物設置選擇更平靜也更接近我們現實生活的方向。這樣的轉變符合中國受眾的觀影習慣，也容易滿足受眾的期待，進而實現共鳴與反響。所以，美國公路電影一直在“非主流”的邊緣地帶徘徊，而中國公路電影近年來卻有大批追隨者，逐漸有了主流化、大眾化的傾向。公路電影得到認可而進行藝術創作的調整是無可厚非的，這和中國的“中庸”思想傳承息息相關，太過激烈的介人，有時對於觀影者會適得其反。中國導演已經習慣了“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杜甫）的處理風格，但同時這也導致中國公路電影缺乏了美國公路電影的人物張力，對於敘事和抒情都有很多的限製，這是一個無可回避的問題。
二、“在路上”：中國公路電影中的文學缺失
美國公路片的文學之美始於希臘羅馬神話孕育出的兩本書一《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倘若將荷馬史詩記載其中的《奧德修記》拍攝成為一部公路電影，那麼它的原著就是一部傑出的公路片文學劇本：希臘聯軍圍攻特洛伊10年期間，奧德修斯本是有戰功之人，卻因得罪了海神波塞冬，從而屢遭波塞冬的阻撓。奧德修斯曆盡各種艱辛、危難，於第10年僥幸一人回到故土伊塔卡。在這短短幾句話裏，我們就可以簡單直接地看出奧德修斯就是公路片中的受難英雄，而後曆經磨難就是路上的旅程，重返故土就是找到歸宿。從某個角度而言，我們可以看出早在荷馬史詩中這種“在路上”的人物漂泊史的敘事雛形就已經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