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中國內地電影民俗元素的鏡像呈現價值
電影理論
作者：溫立紅
民俗即民間習俗，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民眾所創造的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民俗電影”這個術語可以上溯至1934年，當年英國電影學院曾用這個術語來指稱跟民俗相關的活動。“有民俗的電影（folkloric film）”因1998年莎倫·謝爾曼的著作《記錄我們自己》的發表而確立了民俗學學科的定義和研究方法。謝爾曼曾在1977年首次使用過“民俗電影”這個術語。電影離不開生活，當然也離不開民俗，在我國內地電影中“有民俗的電影”不勝枚舉，民俗元素一方麵是電影創作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麵隨著電影工業的不斷壯大，有民俗的電影走向世界，對中華文化的傳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 民俗與影視結緣
自電影誕生之日起，民俗就已然成為影視創作的重要元素，民間故事、民間信仰、民間娛樂等以點綴或故事主體融入電影中，證明了民俗文化為電影提供了豐厚的創作土壤。我們國家的民俗元素在影視作品中的展現，可以追溯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1913年由鄭正秋導演的《難夫難妻》，是我國當時最長的一部由四個短片組成的故事片。《難夫難妻》是一部社會諷刺劇，以鄭正秋熟悉的家鄉潮州封建買辦式的婚姻風俗為題材，描寫了“從媒人撮合起，經過繁文縟節，直到把互不相識的一對男女送入洞房為止”，影片對舊婚姻的不合理進行了不遺餘力地抨擊。隨後的電影中，對民俗的展現可謂精彩紛呈，20世紀中，20年代的《西廂記》，30年代的《春蠶》《姊妹花》，40年代的《小城之春》，50年代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祝福》《林家鋪子》，60年代的《早春二月》，70年代的《海霞》，80、90年代的作品尤其以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對民俗的運用最為盛行
《黃土地》把結婚、求雨、打腰鼓、唱民謠等一係列東方民俗和儀式用獨特的電影造型語言表現，《霸王別姬》中的中國傳統藝術京劇片段，《紅高梁》中的婚喪嫁娶，《大紅燈籠高高掛》中妻妾成群和紅豔豔的燈籠，《菊豆》中的家族關係、染坊，《活著》中的皮影戲，《炮打雙燈》中的斑斕繽紛的炮仗。這些電影表現的都是遠離現代文明的邊緣地帶的民俗故事，是“黃土地、大宅院、小橋流水、亭台樓閣、京劇、皮影、婚喪嫁娶、紅衛兵造反那場麵。可以說第五代導演把中國的民間文化、民俗禮儀、地域風情等作為他們電影的敘事或符號使他們的作品具有神秘的東方文化色彩，也引起民族文化特色而備受世界矚目。進入新世紀以來，《花樣年華》《圖雅的婚事》《花腰新娘》《天下無賊》《千裏走單騎》等等，或從有形的民俗如衣食住行、民間藝術與娛樂、歲時節日等，或從無形的民俗如宗教製度、民間信仰等方麵再現民俗形式，對民俗的描寫在展示時代背景的同時也使得電影中的人物形象與性格有了理論依據。
二、 民俗元素鏡像表達的作用
民俗一直是影視作品創作的重要元素，無論是有形的物質民俗諸如衣食住行、生產商貿，還是無形的精神民俗如信仰、巫術、倫理、價值等，都極大地豐富了影視藝術的創作。我國的民俗文化因地理環境、風俗習慣的不同各具特色，優秀的電影能夠充分利用民俗幫助敘事、渲染氣氛、塑造人物、傳播文化，能夠在諸多平凡的民俗生活事象中汲取養分，開拓主題，構恩情節。
（一）作為敘述線索推動故事情節。將民俗作為敘事線索推動故事發展的電影，如由章家瑞導演的影片《花腰新娘》，圍繞“花腰帶”展開敘事，引出了花腰彝族新娘成婚最少3年才能落居夫家的獨具特色的占老婚俗。花腰帶的敘述在電影中出現二次，第一次是在小七妹的丈夫要小七妹歸家，否則，他將退回花腰帶；第二次出現在阿龍氣急敗壞將終身定情物“花腰帶”還給鳳美。花腰帶在彝族就是女子送給心上人的定情信物，如果男方將花腰帶返還給女方，則表示退婚。這個典型細節也推動了故事的發展。該片中舞龍、民俗服飾等元素也展示了該民族獨特的文化。由馮小剛導演的影片《天下無賊》中，表現了高原人們誠心求佛的場麵，女主角虔誠的跪拜表達了佛在她心中的地位，而正是因為這種信仰，使她在得知自己懷孕後想為孩子積德，這一細節也是整個故事出現轉折的關鍵點。由鄭曉龍導演的電影《刮痧》以中醫療法刮痧為線索，一場關於中西文化觀念的衝突的故事也由此展開。
（二）渲染氣氛。民俗元素能給影片增添民俗氣息和生活感悟，民俗事像在電影中展現出獨特的地域文化，風土人情，為電影敘事的展開營造氣氛。由黃健中導演的《過年》中銀裝素裹的北方小城，請門神、貼窗花、摔錢罐、放爆竹民俗，為整個故事營造了過年的氣氛；由王全安導演的《白鹿原》以“白家”和“陸家”在白鹿原上的爭鬥為背景，片中使用的陝西關中方言表達了北方農民生存狀態中原生態的東西；寧浩導演的電影《無人區》、薑文導演的電影《讓子彈飛》通過西部風土人情體現出對個體生命價值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