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類學家泰勒曾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官方的民族意義米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複雜整體。”而文化的傳播既米源於人類生存的文化或文明本身，也貫穿於其發展的始終。《舌尖》對中華文化的傳播，除開中國人這一群體本身的認同與傳承以外，也追求世界各地人民對中華文化的了解與認同。
三、電視文化的求索
“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
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
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充斥著商業價值的消費文化中，如尼爾·波茲曼言，通過“電視時代”，美國讓世界看到了赫胥黎預見的未來，某種意義上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中國。當下電視媒體定位直接影響電視節目的成功與否，《舌尖》的熱播表明節目製作過程中對電視文化求索的正確，為我國的電視節目發展指明了新方向。作為一部紀錄片，《舌尖》達到了“民族特色、全球視野、普遍價值和國際表達”的水準。
題材上，美食切入文化無疑是“接地氣”的選擇，以食物講述百姓的廚房、餐桌，每個普通人都藏著關於美食的故事；視角上，小人物的故事更能夠觸及內心，《舌尖》中展示的故事中最大限度包涵對大自然的敬畏與對勞動者的頌揚，第一集《自然的饋贈》中讓“獵而不絕”的思想貫穿藏民采鬆茸、山民采冬筍、漁民捕魚的故事中；在敘事上，故事的展現使紀錄片內容得到極大豐富，例如香港大澳島上製作蝦醬的老奶奶對著牆上老伴的照片掩麵哭泣。正是從題材、視角與敘事這三方麵的精準“回歸”，才使這部紀錄片如此引入入勝。
綜上所述，《舌尖》對大眾文化、中華文化與電視文化成功解析後，其成功似乎毋庸置疑，通過講述美食與製作個體間的故事來展現食物的不同側麵，片中的美食又恰好成為“文化”傳播的載體，中國人的習慣、風格、精神、性格在一道道具有中國文化內涵的美食中得到了完整的詮釋。然而，《舌尖》的成功又充滿了偶然性，《舌尖》熱播後，各地方衛視紛紛效仿，出現了“舌尖上的XX”係列，影響卻遠不如《舌尖》。央視紀錄片頻道製作的《舌尖上的中國2》於2014年4月開播，《舌尖2》被拿來與《舌尖1》作比較，觀眾較普遍的觀點是相比《舌尖1》，《舌尖2》融入了更多的人文關懷，敘述中忽略了美食的講述。爭議在第四集《家常》的播出後達到頂峰，其中為女兒學琴從河南到上海全職陪讀的母親在節目中潸然淚下地講述她的艱辛曆程，被網友批評為“三觀不正”。這部紀錄片的主角究竟是誰，從《舌尖2》播出的情況看來，重點似乎放諸於中國傳統文化，在《舌尖2》第一集《腳步》中對麥客這種職業的講述，最後得出結論“占老的職業和悠久的傳說，正被機械們一茬茬收割殆盡”。近8分鍾的講述並沒有任何食物呈現，僅僅對這種占老收割方式的憑吊與對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追憶。
傳播學界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指出，“所有電視都是教育的電視，唯一的差別是它在教什麼”，紀錄片的教育過程是傳播者與受眾的互動過程，《舌尖》的成功是受眾對紀錄片傳授內容的認同，而《舌尖2》的爭議折射出另一個問題：怎樣傳授內容，說教與意識形態的灌輸並非傳播者與受眾交流的合適途徑。
《舌尖》熱潮背後，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從中折射出的文化認同，《舌尖》的成功正是這種文化認同的最好體現，中國不同民族、地域觀眾認同《舌尖》中所傳達的多元化的食物與廚房的故事，但同樣值得我們思索的是《舌尖》的不可複製性，不僅因其他“舌尖上的XX”反響平淡，更表現在《舌尖2》開播後的爭議中，這種爭議提出了關於這係列紀錄片中“舌尖”還是“中國”的側重與平衡上，從觀眾的反應可以看出，對於傳統文化的過多著墨而忽略了主角美食的呈現是《舌尖2》播出後表現出的缺失，這一現象也同樣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