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闡釋學視角下的譯者的主體性
文化藝術
作者：李新 周長麗
在中西方傳統譯學研究中，作者和原文一直處於中心和支配的地位，而譯者總是被置於次要、從屬甚至隱形的境地，其形象在曆史上常常被比喻為“仆人”。這種尷尬的地位使他們在翻譯過程中必須遺忘自我，絕對客觀忠實地傳達原作者的創作意圖，傳達原文的一切。譯者的主體性不被鼓勵，也不被承認。自1990年蘇珊·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 Lefevere）合編的《翻譯、曆史與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問世以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問題首次正式提出，翻譯研究也開始擺脫譯作與原作二元對立的封閉、靜態的體係，而進入語境、曆史和文化等宏觀動態的境地，探討影響整個過程的操控因素。不難看出，譯學研究的轉變經曆了一次由本體到主體，由一元到多元的跨越，從而將翻譯活動的主體一譯者的研究置於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20世紀60年代後，盛行於西方哲學的闡釋學理論（ Hermeneutics），給譯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思考和啟示。尤其是伽達默爾的哲學闡釋學理論，為譯者主體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理論支撐。根據哲學闡釋學的觀點，翻譯就是譯者以闡釋者的身份，在尊重原文和原作者的前提下，對原文做出主觀的理解和闡釋，充分發揮自身主觀能動性的過程。這一過程中，譯作必然滲透闡釋者的主體意識。本文將從伽達默爾哲學闡釋學的角度探討譯者的主體性。
一、闡釋學視域中的主體性研究
闡釋學是關於意義、理解以及闡釋的理論。闡釋學的發展經曆了占希臘闡釋學、中世紀的文獻學、施萊爾馬赫（F.Schleiermacher）和狄爾泰（W.Dilthey）的古典闡釋學以及海德格爾（M.Heidegger）和伽達默爾（H.G.GJadamer）為代表的西方現代闡釋學等幾個階段，不斷走向成熟，成為西方世界當代最主要的思想資源之一。
伽達默爾的闡釋學探究理解和解釋現象的本質和特征，以及得以發生的條件和普遍規律。伽達默爾強調理解的曆史性、有限性，指出正因為理解行為具有這一不可或缺的前結構，它所產生的意義便不會是純客觀的，而是帶有主體成見的新的意義，理解過程絕不會最終完成，而是始終開放的，有所期待、有所創新。理解活動是一個視野融合的過程：理解絕不是理解者完全放棄自我，而是從自我出發，與文本的視野彙合，從而不斷擴展和豐富自己原有的視野，並最終形成一種過去與現在、傳統與當下、文本與自我相互交流與補充的新的意識整體。
闡釋學是關於意義、理解以及闡釋的理論，哲學闡釋學宣稱作者本意根本是不存在的，因此對作者本意的尋求自然也是徒勞的。哲學闡釋學強調曆史性的普遍存在，認為理解的過程必將滲透著曆史性。1975年，哲學闡釋學的代表人物伽達默爾出版《真理與方法》一書，提出入是曆史的存在，有著其無法抹殺和消除的曆史局限性和曆史特殊性，任何闡釋者在進入闡釋的過程時都不是一張白紙，相反地，他肯定會受到各種各樣的主觀、客觀條件的限製，帶著自己的生活經驗、知識傳統、道德倫理和文化意識等到闡釋過程之中去，而且每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理解的獨特方式，因此文本的意義並不隻是由作者最開始的意圖來決定的，它還決定於闡釋者的曆史處境。不同的曆史背景讓闡釋主體具有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從而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偏見，進而對原文本做出完全不相同的闡釋。哲學闡釋學中理解的曆史性導致了理解的創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