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公共法律100-418號
當前國際貿易中最大的熱點莫過於中美貿易，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態勢，美國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熱忱，除了少許中肯的“研究忠告”之外，更多的是打擊。不少美國政客都在自己發表的評述中表達了“中國經濟威脅著美國”這一想法，而這主要就是基於中國在貿易上的順差地位。
當美國察覺到在沃爾瑪和凱馬特等超市的貨架上擺滿了“MadeinChina”時，內心開始感到深深地不安。2005年1月10日，訪華的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委員、民主黨資深參議員鮑克斯表示，若中方不付出努力緩解中美貿易順差，美國政府可能將采取報複措施。前國務卿鮑威爾則做出預言：“中國不久將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實力將達到美國的水平。”這些言論都是在宣揚“中國威脅”，然而中國“威脅”的似乎隻有美國而已，美國卻把這種所謂的“威脅論”推向了全世界。
2005年，中國對外貿易達到了142212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32%，相當於2001年的28倍。其中出口增長284%，進口增長176%，貿易總順差為10188億美元，是2003年的3倍多。而從美國的視角觀察到的是，2005年，中美貿易順差為1147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了43%。這一係列數字顯示，中美貿易順差數值比中國貿易總順差還要大，這就說明中國對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的進口都大於出口，這就如同中國的順差隻針對美國一樣，讓美國人感到很不滿。事實上這卻是一種合理的現象，當兩個經濟體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時，欠發達國家出現順差是非常自然的，這種狀況會一直持續到欠發達國家追趕上發達國家為止。美國人懂得這個道理，顯然他們對貿易順差數字的不滿隻是表麵托辭，實際上他們有深層次的原因。
在美國看來，中國沒有“誠實、全麵”地反映中國順差的現實狀況。2004年，中國統計的中美順差為800億美元，而美國的統計數字卻為1620億美元。相差巨大的統計數字，讓美國人歪曲解釋為“中國陰謀”，美國認為中國采用“低估”順差的技術方法是為了掩蓋真相、淡化問題，而本質上是想維持這種“不公利益”的長期獲得。而造成中美官方數據巨大差異的真正原因卻是由於中美統計口徑不一、統計方法也不同。
美國已經把中國當成了危險的敵人，因為中國貿易的飛速發展為美國的經濟霸主地位帶來了威脅。《紐約時報》曾經發表言論稱，貿易數字的變化暗示這條東方巨龍不僅對美國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還對華爾街金融價格、國際利率走勢具有間接控製力。“中國威脅論”的流行，讓美國人心中充滿了對中國的不滿。
麵對中國不斷增長的貿易順差，美國不斷地指責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存在問題”，不是控訴中國“傾銷”，就是揭露中國“違反”貿易協定，同時還利用其金融霸主的地位，加緊對中國經濟的控製。
從2005年下半年的“中美彙率博弈”開始，美國一直采取外部壓力的方式，逼迫人民幣大幅升值，然而，中國始終把彙率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使美國借人民幣升值減少中美順差的願望沒有達成。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美國隻好放棄了為中國上“自由貿易理論課”的打算，很顯然，中國不是一個聽話的“好學生”。
既然“學生”不聽話，那就隻好懲罰了，但是懲罰也需“師出有名”才能服眾。數十年來，美國都以“自由貿易的福音傳道者”自居，並一直向世界宣稱“有一些國家試圖通過操縱本國貨幣的彙率來製造國際貿易危機”，美國把這種“憂慮”寫進了法律，讓自己成了自由貿易的代言人以及經濟自由的代理人。
為了防止一些國家操縱本國貨幣的彙率來製造國際貿易危機，美國國會早在1988年就通過了“100-418號法案”，被稱之為《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
在該法第3004款規定，美國財政部長每年都要對外國彙率政策進行兩次分析，並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磋商，判斷有關國家是否通過操縱本國貨幣與美元的彙率來阻止有效的國際收支調整，或在國際貿易中獲得非公平競爭優勢。如果有關國家被確定有相關的行動，美國財長就可以依據該法第3003條款的規定采取行動，在IMF框架內或是在雙邊範圍內與這些國家進行雙邊談判，以確保他們“立即”並“經常”調整本國貨幣與美元的彙率，以實現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並消除任何“非公平”的優勢。
然而，在美國的法律中，非公平的優勢指的就是擁有較多全球經常賬盈餘或者對美國貿易有巨大雙邊順差。顯然，在美國財長眼中，中國就是一個存在貨幣操縱行為的國家，因為長期以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都處於順差狀況。而實際上，貿易不平衡隻是貿易基本麵的結構性影響，通過彙率調整進行糾正，是一種正常的政府調控經濟的政策手段，然而美國則試圖用彙率來控製其他國家的貨幣調控政策，這本身就是一種妨礙自由貿易的行為。
實際上，彙率政策並不能代替國家的結構性經濟調整，然而美國把彙率政策的地位拔高，目的是為了通過“美元中心”的優勢，操縱其他國家的貨幣。雖然彙率政策不能替代合理的國內金融和經濟政策，但是其對於國家的金融安全以及經濟的影響都非同小可，尤其是在國際貿易中。而美國就是仗著自己擁有的國際貨幣發行權，自封為“國際金融界的巡警”，企圖通過彙率體製來控製其他國家的經濟，從而在國際貿易中贏得優勢和利益。事實上，美元本位的彙率體製就是一個在國際貿易中進行掠奪的計劃，而美國就是這一計劃的策劃實施者以及利益獲得者。
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而言，決定本國貨幣的政策是一項重要的權利，不需要其他國家的許可，因為貨幣政策關係到一個國家經濟的生死存亡，就如同心髒一樣。如果一個國家采取了違反公平規則的彙率政策，就必然會受到誠實的彙率決策者——市場的懲罰，而不用美國來別有意圖的多此一舉。
誠實的彙率決策者
一種貨幣盯住另一種貨幣是一個國家的一項單邊權利，這並不需要被掛鉤貨幣國家政府的許可，也沒有違反市場與經濟發展的規則，相反，這正是保證經濟穩定與安全所必須采取的一種手段。貨幣掛鉤並非神聖而不可侵犯，隻有貨幣霸權國家才會為這個所謂的神聖權利而“大聲疾呼”。
事實上，對采取貨幣掛鉤政策的經濟體而言，調控彙率也不是免費的午餐，同樣要受到市場決定作用的影響。如果該國不願金融大鱷：索羅斯或無力承擔調控彙率所帶來的成本，那麼任何貨幣掛鉤都可能會被市場力量所打破。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比如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前，墨西哥比索就采取了盯住美元的彙率政策以期抵抗通貨膨脹，然而由於墨西哥外彙儲備不足以及比索貶值，再加上受國際市場中的資本影響，最終比索沒有支撐住市場的力量，墨西哥經濟也走入了崩潰。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才是誠實的彙率決策者。
1992年，索羅斯狙擊英鎊更說明了市場對彙率的影響力，那次危機最終導致歐洲彙率機製歐洲彙率機製創立於1979年，旨在限製歐盟成員國貨幣的彙率波動。該機製成員國貨幣的彙率被設定固定的中心彙率，允許彙率在中心彙率上下一定的幅度內波動。崩潰。
歐洲彙率機製是歐洲金融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采用的是一種多邊的固定彙率體製。這種彙率機製於1979年3月被采納，主要是為了降低彙率波動的幅度，以實現歐洲的金融穩定，也是為歐元的出現做準備。歐洲彙率機製使成員國之間的彙率控製在一定區間內，歐洲各國貨幣都與強勢且穩定的德國馬克掛鉤，以達到穩定彙率、控製通脹的目的，從而培育歐洲區域內的經濟貿易。這樣的設計不僅能提高歐洲與美國的外貿競爭力，還為歐洲最終實現單一貨幣鋪就了一條道路。
1990年10月，英國以295馬克/英鎊作為固定彙率水平參與歐洲彙率機製，然而為了降低通脹，英國把彙率定得太高了，同時英國也沒有打算使其國際競爭力機製化。
高傲的英國堅持強勢英鎊，這在事後被證明是錯誤的，不僅如此，整個歐洲彙率機製中所確定的固定彙率都是不明智的。這一體製試圖獲得在不同經濟體內實行單一貨幣的效果，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表麵這是由國家情況的不同而決定的，其實卻是市場定下的規則。
加入歐洲彙率機製後，英國自1990年10月至1992年9月的23個月內，遭受了60年來的最嚴重經濟衰退。固定彙率給英國帶來的所有損失達到1992年GDP的133%。為了阻止市場力量使自由交易的英鎊貶值，英國梅傑政府試圖利用82億英鎊來捍衛英鎊所難以承受的利率，但是最終導致預算赤字、提高稅率、減少公共開支及對燃料征收增值稅等不受人民歡迎的結果。
在歐洲彙率機製內，英國無法通過降低利率來對付日益嚴重的失業和增長下滑問題。德國的統一使彙率機製的結構性問題進一步惡化，因為西德向東德輸入大量資本，給新統一的德國帶來通脹壓力，導致央行提前抬升利率。同時，歐洲的其他經濟體（特別是英國）也處於衰退之中，對德國主導的利率提升沒有足夠的應對能力。這種利率差異放大了90年代英鎊的過高比價。
事實上，當時整個歐洲都在呼籲降息。然而，德國為了應付本國統一後的國內通脹壓力，一直提升德國利率，為了遏製德國的通脹，德國抬高利率是必要的。然而無辜的各國也不得不緊跟德國的腳步。而英國此時也急需降低利率，結果卻不得已采取了利率攀升的政策，使英國陷入更嚴重的經濟衰退。
1992年，許多歐洲國家的貨幣已經無法維持在彙率的浮動限度之內，如果再強行維持彙率的話，勢必導致經濟崩潰，這最終使得歐洲彙率機製解體。
英鎊彙率被人為固定的情況被喬治·索羅斯瞧出了破綻，他帶領的量子基金率先向其發難。量子基金在市場上大規模拋售英鎊而買入德國馬克，致使英鎊大跌。
麵對英鎊突然狂跌的情況，英格蘭銀行迅速做出了反應，動用了150億美元左右的外彙儲備，大力拋出德國馬克，並且購入英鎊，同時還配以提高利率的措施。索羅斯得悉，隻輕輕一笑，對身邊的人說：“剛好，我有很多英鎊要賣出！”
量子基金的衝擊使得國際資本如同潮水一般紛紛湧向英鎊市場，這使英國央行幾近破產。在短短1個月內，英鎊彙率就下挫20％，英國政府不敵國際資本的衝擊，致使英鎊被迫退出歐洲貨幣彙率體係而實行自由浮動。
退出歐洲彙率機製後的英國不再遭受通貨緊縮之苦，英國的金融政策也擺脫了維持彙率的任務，英國政府終於可以通過一係列合理的金融措施來實現經濟的發展。當歐洲彙率機製中的各成員國為了防止本國貨幣貶值而維持相對高的利率時，英國卻正在享受低利率所帶來的種種好處。
與英國過去不同的是，港元並沒有實行固定彙率。在1997年的金融危機中，香港也遭受了同樣嚴重的打擊，香港經濟經過了近10年的衰退才開始複蘇。進入21世紀後，香港經濟又麵臨著同樣的問題，不僅受到了美聯儲放縱式金融政策所導致的債務泡沫的影響，同時由於港元與美元的聯係，使得香港經濟與美國經濟被串聯了起來，如果美國發生經濟危機的話，那麼香港也會緊隨其後。
一般來說，適當的彙率能使經濟實現生產資源的合理化配置，並同時使國際收支達到平衡。如果實行過高的彙率，就會導致國際貿易逆差和國內失業狀況，而過低的彙率則會使外彙儲備迅速膨脹，加重國內通脹的壓力，引起經濟泡沫。因此，每一個貨幣自由兌換的國家都需要有能力不斷調整其貨幣的彙率。
在全球市場缺乏管理且快速變化的經濟環境中，彙率也會經常浮動以發揮它對完全就業和外貿平衡的調節作用。各國都應該對彙率進行嚴格的管理，尤其是要抵製那些投機性的彙率變動，以防止本國經濟及對外貿易受到不良影響。但這並不意味著將彙率維係在固定的、不變的變化區間就能一成不變地保持彙率，因為彙率不僅要有短期的穩定，更要求有長期的靈活性，這樣才能讓彙率更合理，更適合本國經濟的發展。
由於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缺乏管理，國際金融秩序又是以美元霸權為基礎的，如果缺乏對本國的貨幣彙率監管，本國的金融就很可能遭受到國際資本的操縱，也必然會落入美元的控製之下。在當前貨幣自由兌換的國際金融體係內，美國所謂的“公平遊戲場”的規劃就是要求嚴格限製各國貨幣的彙率浮動，如果一個國家的彙率浮動被限製了，對自身經濟而言就是自尋死路。
中國政府已經看清楚了這其中的奧妙，所以沒有完全陷入貨幣自由兌換的國際金融體係。於是，“國際經濟巡警”美國采取了另外一條道路，先讓人民幣升值。
舒默的通牒：人民幣升值
美國政府認為，中國政府人為地把人民幣彙率跟美元直接掛鉤，使得中國出口商品在價格上得到了15%～40%的優勢，致使國際貿易失去了平衡。2005年4月上旬，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份提案：要求中國政府在6個月內讓人民幣升值，否則，美國將在國際貿易中對中國實施報複。該項名為《舒默修正案》的提案明確指出，如果中國在6個月內不采取行動調高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彙率，美國將對進口的中國產品征收275%的關稅。
美國參議院一下達通牒，就得到了眾議院的附和，他們隨即提出了《中國貨幣法案》。該法案認定，中國政府低估本國貨幣已經構成違禁出口補貼，屬於“操縱彙率”的不正當經濟行為。人民幣彙率問題再次被推到了國際經濟的風口浪尖上。
美國參眾兩院眾口一詞地表示，中國通過人為地操控彙率政策，提高美國對華出口產品的價格，降低中國對美出口產品的價格，從而擴大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傷害。在美國看來，隻要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美國的貿易問題以及國內所麵臨的各類經濟矛盾都會得到圓滿解決。以美國人的聰明，他們顯然不會把美國經濟的騰飛寄希望於中國人民幣的升值上，而其故意把問題簡單化的做法可以傳達出一些詭異的信息。
在2004年，美國的貿易逆差額已經達到了6177億美元，而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隻不過數百億美元而已，相對於美國貿易總逆差來說，隻不過極小的一部分。而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們卻把國內巨額的貿易逆差歸罪於人民幣彙率問題，顯然是有所圖謀了。
事實上，一直以來，美國都在享受著人民幣彙率穩定的好處。
穩定的人民幣彙率對美國金融市場起到了積極作用。2004年，中國的外彙儲備較上一年增長了513%，外彙儲備總額超過了6000億美元，其中基本上都是美元資產。如果人民幣升值，大量的投機資本就會從中國流出，中國的外彙儲備也會大量的減少，這樣就會減少對美國政府債券的需求，使得美國債券市場的利率下降，從而對美國金融市場造成衝擊。
為了維持人民幣彙率的穩定，中國將繼續持有大量的美元資產，這就為美國提供了巨額的鑄幣稅，也就意味著美國不需要付出任何勞動，就可以無償地占用中國的資源和產品。如果實行更加靈活的彙率製度，中國對美元儲備的需求就會大量減少，美元顯然就無法享受大量鑄幣稅的好處了。此外，人民幣彙率的穩定使得中國成為世界製造中心，為美國成功地實現產業轉移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條件。
麵對人民幣彙率穩定的好處，美國依然還保持著促使人民幣浮動的熱情，實際上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美國積極地推動人民幣彙率製度的“改革”或者要求人民幣“升值”，是因為他們清楚地看到中國國內的經濟金融體係還存在著各種的問題，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銀行治理結構都還很不完善，金融機構也缺乏成熟的風險管理技術。如果中國按照美國的意願改革彙率製度，就會出現日本經濟當年的一幕，彙率水平在經曆短暫的升值之後便急轉直下，從而使中國經濟金融體係迅速陷入危機的泥潭。很顯然，對於美國而言，這樣的利益要比上麵的那些好處大得多，而且也是迅速激活美國經濟的好方法。
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來越有分量，這也是促使美國陰暗心理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人民幣彙率問題上，無論是出於對美國經濟霸主地位的維護，還是出於對政治霸權地位的維護，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當年，東歐和前蘇聯都是在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在“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Consensus），1989年所出現的一整套針對拉美國家和東歐轉軌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之下對彙率製度進行“手術”，最終引起了貨幣和整個金融體係的崩潰。
在美元霸權之下，金融自由化就是一個假大空的陰謀。歐元之父蒙代爾教授甚至認為，“人民幣彙率升值是一個災難”。
彙率製度的改革本身需要很多條件，包括經濟發展規模、對外開放的程度以及國內經濟自由化程度等，這些都是決定彙率製度選擇的主要因素。
中國一直都在致力於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彙率製，如企業結彙期限放寬、實行美元做市商製度、允許外國機構發行人民幣債券以及外彙交叉買賣、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以及貨幣調控機製的改革，無一不是在間接地為彙率製度的改革創造條件。
然而，在壓力之下，中國顯然不會妥協，溫家寶曾明確地表示，中國可能會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出其不意”地改革人民幣彙率機製。央行行長周小川也說，中國未來彙率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完善人民幣彙率形成機製，而不是簡單地調整人民幣彙率水平。
這些都明確地向外界表明，中國在彙率問題的爭論方麵，已經開始正視問題的實質：更加自由、開放和更加市場化的彙率機製。很顯然，中國需要的不是人民幣升值，也不是實行靈活的彙率製度，而是建立健全的國內經濟金融體係。
憂慮的“工人代表”
按照規定，美國參院金融委員會要對財政部每年兩次的彙率問題報告進行討論，並對政府彙率政策進行監督，2007年1月31日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主要就是關於美國財政部就“國際經濟和彙率政策及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向國會遞交的報告的討論會。這次聽證會再次突顯了美國是一個披著自由貿易外衣的貿易保護主義國家。
美國參議院會議美國第74任財長保爾森作為聽證會的主要作證人出席了會議，委員會主席克裏斯托弗·多德表示了對國際彙率問題的憂慮。財政部的報告是唯一直接涉及國際經濟及彙率政策和其他國家的貨幣操縱政策等問題的國會報告，財長須出麵作證。同時，由於彙率問題對美元以及國際經濟的影響力，使得美國對此懷有極大的熱忱。在美國眼中，其他國家總是利用彙率問題破壞國際經濟貿易的公平，而美國則是公平遊戲場的建立者與維護人，有義務和權利對國際彙率采取措施。事實上，美國總是為其他國家享有利益而感到不安，而使得自己“憂慮重重”。
克裏斯托弗·多德就是一個典型的“憂慮”人士。在這次聽證會中，多德表達出了對美國政府相關政策的不滿。多德認為布什政府的有關政策把克林頓時代留下的財政盈餘創紀錄轉變為同樣創紀錄的赤字，使得國家負債累累，導致了一些全國性重點建設領域如醫保、學校、基礎設施、有困難企業及家庭減稅等方麵出現了投資不足。尤其是經濟增長隻局限於金融等個別經濟領域，僅僅使得商人階層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這種現象讓多德很為美國工人鳴不平。多德認為，近幾年來美國的收入差距加大，而且工作崗位也大量流失，美國已經進入了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幅度和最持久的一次失業期。他不無感慨地說：“對數百萬美國人來說，經濟衰退並沒有結束，它持續了7年並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