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班級點名冊放到了同桌同學那兒保管，每天早晨點名時取回來，點完名再交給同學。我把書包的學習用具全部倒掉，裏麵背上四塊整磚，放學的時候，一旦遇上幾個找茬和我打仗的，我拿起書包就輪，他們輕視了書包的重量，結果隻要接我掄出去的書包，就被打個跟頭，一半會兒起不來，於是我過去用腳踢他們，書包由於過重，輪的時候，書包帶容易被拽掉一撇兒，幹脆，兩頭我就用鐵絲加固。這些人吃了幾次虧，開始躲閃著不硬接我掄出去的書包，而且他們基本上都手持菜刀和我對峙。我怕吃虧，後來上學的時候，我不背書包了，買了兩把菜刀，一邊褲兜兒揣一把，遇到三兩個人和我打鬥時，我就放馬對打，人多時我就跑，之後，我打聽到他們每個人的家，天黑的時候，蹲到他們家附近，一個一個地抓，一個一個地打，從小到大，一對一地單挑，我從來就沒有怕過誰，否則，也對不起父母給予我的這1米80多的身材。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我這種反抗已經變成了一種瘋狂的複仇。因為他們幹擾了我學習，我要向草原人馴服野馬一樣征服他們。
我這種亡命的鬥誌，使這一部分人逐漸地屈服下來，有的通過關係和我求和，甚至有的想和我拜把子，結金蘭之好。
不知不覺中，我在社會上已經小有名氣，甚至五一村的孩子到街裏挨欺負，都說我是他姨家哥哥 或舅家哥哥，由此可免遭一劫。
我想到了我荒蕪了近半年的學業，我多想此時重新回到課堂，靜靜地學習。我找到了班主任。但班主任已經不敢留我了，我在老師和同學的心目中已變成了煞神，他們對我敬而遠之。
1981年，我準備回蘭西縣老家二伯家過春節，想解開一個多年的謎團。就是七十年代講究成分論的時候，我的戶口簿上是貧農。當時學校請貧農代表給學生講憶苦思甜報告，學校幾次找父親當學校的貧農代表，父親卻以不識字為由推脫了。後來楊鐵華老人成為了學校的貧農代表。那個年代，如果父親以一名貧農代表的身份在學校給學生做憶苦思甜報告，我以為是件很光榮的事情。
79年，父親領著我和二弟、三弟，回蘭西老家過春節時，父親說他已經三十多年沒回來過了。我們從安達坐公共汽車到火石山鄉下車，還需步行十幾裏地才能到達宋家店。那天雖然很晚了，我們進入西宋家店地界時，父親主張解個手，我們四人解手後，父親卻呆呆地看著田地不動，我叫了三聲，父親才緩緩地背起三弟，準備走。三弟趴到父親的身上時，突然問了一句：“爸爸，你咋哭了？”我回過頭去，借著月光仔細的向父親的臉上看去。這時，父親用發顫的聲音說出了一句意想不到的話：“孩子，這些地，以前全是咱家的。”
二弟天真的說：“這次回來，咱就要回來唄！”爸爸搖搖頭說：“永遠也不可能了，都是你爺爺他們哥二十個開墾的。”
正月時候，父親曾領著我到幾家年長的老頭兒老太太家串門，父親進屋時，老人都在炕上坐著，當認出父親時，急忙下地，一邊穿鞋一邊說：“少東家回來了？這些年在北山裏還好啊？”說著把父親往炕裏推。於是，我便仔細聆聽，他們講述一段段父輩我不曾知道的經曆。
這時，我似乎明白了，父親為什麼沒有當貧農代表，做憶苦思甜報告了。
隨著年齡增長，我要了解一下父輩們是怎樣欺壓百姓的？是不是也夜半雞叫，讓長工們起來下地幹活的。
這次回來，我拜訪的第一位前輩是一位七八十歲的女性，我尊稱“姑姑”，這位姑姑年輕時在縣裏讀過書，比較前衛，人長得也挺漂亮，隻是年輕時抽過大煙，聽說和在縣警察局當署長的十三爺關係比較密切。回到鄉下後，十三爺回鄉探親，也多次看過她，還給她帶回極品煙土。
我和姑姑圍坐在炕上的泥製火盆旁，進行了一次長談。
“姑姑，你管我父親叫少東家，我父親是不是地主惡霸？”
姑姑說：“孩子，這地，確實是你家的，但這屯子百分之八十的人家卻是你們老宋家本家人，你們惡誰霸誰去啊！換句話說，我們外姓人雖少，隻是雇你家的地種，處的卻很融洽，否則我們可以搬走，也不會在宋家店落腳啊！”
“那為什麼要分地啊？”
姑姑說這是大氣候，當時兩黨相爭，爭取的是民心，曆代帝王得民心者得天下，毛澤東選擇以農村包圍城市，他不僅認識到糧食的重要性，更主要的是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比例多，而鬥地主分田地，則是窮人多，地主少，如果把地都分給窮人種，窮人是不是就擁護你呢？
在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這樣一節課，我潛意識裏覺得這是不是政治？但在那個年代所宣傳的內容與姑姑所講的差距太大了，以前我心目中的“地主”就是欺壓百姓、十惡不赦的惡人，原來，地主一詞的理解，還有這麼一種因素。我有點同情父親流淚的情形了。但這種氣候，不是某個人所能左右的，必須無條件的順應曆史的潮流。
姑姑最後說：“這些待你長大了就明白了，不過現在這種大幫哄種地的方法，也不是辦法，你家庭都富不起來，國家也就富不起來，也許慢慢會有改變的。
一次長長的談話，我不知道姑姑講的是否在理，我覺得很新鮮，這是我在課本裏找不到的。我要從曆史發展的規律中找答案，於是，我真正放棄了小人書時代，從那天起，我決定開始找一些古書看。
春節過後，在我返程中，被安達市少年體校籃球隊教練意外看中，經過短暫的談話，我毫不猶豫的答應教練，跟著他學打籃球。這一年我15周歲，身高184厘米。我回家後，說服了老人，打起行李卷兒返到了安達市，到體校找到範景泉教練，範教練把我安排到市一中住宿，插到初三班，上午參加學習，下午到體育館訓練。
我在訓練之餘，經常跑到收發室找報紙看，看國家時事，我看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字樣，看到了改革開放、包產到戶的字樣。我想起了姑姑說的一番話——大幫哄種地不是辦法，其實她說這話的時候，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召開兩年了，隻可惜鄉下交通和信息都閉塞，八十年代了，宋家店還沒有安上電燈，甚至有的老人一輩子都沒坐過火車。
我偷偷地揣起報紙，利用放假的機會，借了輛自行車，行程八十裏地返回宋家店，找我那位姑姑念報紙去。
遺憾的是僅僅半年時間，老人家已經駕鶴西去，一種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充溢我的心間，好像失去了一位摯親，失去了一位摯友的感覺，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一位值得我尊重的老人。我眼噙著淚水，找到她的墓地，把那張報紙燒了，我感覺她說的話是如此靈驗。
在體校訓練的兩年多時間裏，我開始對越老的東西越感興趣，我願意看《三國演義》《史記》《春秋》《秦始皇》《上下五千年》之類的書籍，拜讀了《資本論》，雖然理解的不透，但姑姑說得對，一開始就搞大幫哄，大鍋飯，肯定阻礙經濟的發展。無論是什麼時期都要遵循自然發展的規律，否則必然會失敗。
有一次隊友和我開玩笑：“怎麼的，你總看那些沒用的書，不專心打球，是想把你家的地要回去呀？”我說：“開什麼玩笑？我是在了解父輩的路究竟對錯，想了解一下曆史是不是鐵板一塊。”隊友問我怎麼理解的，我說：“曆史是人寫的，關鍵是能否被世人所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