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案件中，一般構成死刑的，在公安機關偵查期間就給砸上鐵鐐子，就是用鐵鉚釘砸死，直到執行死刑前，把鐐子劈開，換成鎖頭，在刑場執行完畢後，把鐐子打開。這時，公安機關給我砸鐐子，實際上是一種惱羞成怒，黔驢技窮的表現。剛回到監房，聽到鐐子聲音，都以為我必死無疑，但我心裏有數，給我帶鐐子，我分析隻是加帶戒具，一種心理戰術，充其量帶一個月最長了。
其實，這段時間我的煩心事很多。預審科的一位女警和看守所的指導員郭姨告訴我，玉玲懷孕，快到月了，我現在官司的結論還不容樂觀，玉玲帶著孩子怎麼生活？我曾傳出口信，讓她把孩子做掉，玉玲沒有那麼做，她也怕我生死未卜，想給我留個後，但是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啊！如果我不死，判個十年八年的，你能等我麼？實際從我被捕之日起，可能就注定我們結合隻是有緣無分，這也正是在公安機關提審的第二天早晨，我見到玉玲時，沒有說太多的話的原因，我隻是告訴她，照顧好自己，而我的心在陣陣地疼痛。
另一件事情是在號裏處的一位好朋友，判緩刑釋放了，幾個月的相處，我把他視若兄長，在他的身上，我學到了很多的東西。他叫莊學義，是大興安嶺圖強林業局局長，因“五?六”大火被抓的。在大火燃燒初期，人民日報等多家刊物還發表文章，讚揚他在大火來臨之際如何疏散人口、組織撲救，大火後又如何召集群眾、自建家園等等。後來別有用心的人給他羅列了十餘條罪狀，說莊學義是官僚主義，告到了中紀委。火災過後，在逐級追究火災責任人的時候，把莊學義也抓了起來，實際三處起火點，無一處是在圖強境內燒起的。被抓後，對羅列的十餘條罪狀一條也沒核實上，隻是說在火燒到育英林場時，他組織工作不力，以瀆職罪起的訴。莊學義要打贏這場官司，他被抓後，當地群眾職工都不幹了，聯名上訪，力保莊學義，開庭時，是全國直播公開審理，他請來了全國律師協會會長張世芝擔任他的辯護人，就是審判“四人幫”時張春橋的律師，張律師也表示如果這場官司打不贏，他就不當律師了，可見官司的出入性還是很大的。但最終還是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緩期四年執行。
通過這個案件的審理，我意識到一個問題，從法律的理念到科刑的幅度上，規定的是比較樂觀、公正的，但往往在執行中受某種外因的影響，或行政手段的幹預，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譬如說，這個案子正常的情況下，可以認定無罪的，假如說有外因幹預，按有罪處罰，那麼，他可能就要接受刑罰。法律有一定的變通和可調性。所以說，作為執法人員不是會背條款就能執法，而需要有駕馭法律的能力。可能有些人會像操縱遊戲一樣，像魔方一樣來冠冕堂皇地運用自如。法律掌握在正義人的手裏是神聖的、威嚴的，是公正的象征；而掌握在邪惡的人手裏，是罪惡、是魔鬼，是一把殺人不見血的刀。莊學義想打贏這場官司，但不太可能，即便開庭時，群眾出庭請願，稱他是造福一方的父母官，但他戴上的是官僚主義的帽子，那麼定瀆職罪的意義不是在其罪本身，而是讓你今生永遠地離開你的崗位。因為你的頂頭上司林管局局長、上司的上司林業部部長都已經離職查辦，更不是你的律師沒有能力，就像給張春橋辯護一樣，注定要接受曆史的審判，隻是罪重罪輕的問題。
法律主要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如何詮釋犯罪，有些罪名從利益角度來劃分性質，這是我的理解。許多人一提到“罪犯”就聯想到“壞人”，其實，判刑的人不一定都是壞人，而壞人不一定都判刑。
我可以這樣理解，假如這次我實施防衛所刺傷的被害人沒有複雜的社會關係，那麼案件從定性上即使不按正當防衛認定，充其量也隻能定個防衛過當。但由於存在侵害人的特殊社會背景，如果判十幾年的刑罰可能都是一種奢望。法律是人定的，也是人執行的，這一點，不承認不行。
俗話說：人在難處，能處出真情。莊學義是我在號裏相處的第一人。老莊進號時，沒有遇到太大的麻煩。我把他的鋪位安排到我的對鋪。我在號裏呆時間長了，我不主張打人欺負人。都被關起來了，在籠子裏互相打鬥，我感覺和低級動物差不多。就這麼一塊小小的空間，盡量處的和諧一些較好。但真遇到挑尖炸刺的，我也不會遷就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