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在煎熬中慢慢地流失，孤獨和寂寞時時在侵蝕著心靈。在痛苦中度過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臨近元旦的時候，我才接到玉玲間斷了兩個月的音訊。她告訴我生了一個男孩兒，是早產，當時送到醫院時，大夫給嬰兒判了死刑，說生存的希望幾乎是零。玉玲從床上爬起來，淚如雨注地跪在大夫麵前，懇求大夫無論如何保住嬰兒的生命，哪怕是選擇母子隻留一個的情況下，也要保全孩子。因為孩子的父親為了保護她誤傷人命，現在生死未卜，孩子是他唯一的骨肉，假如丈夫被判死刑，日後，也有個給上墳燒紙的人；如果被判重刑，晚年回來也能有個依靠。玉玲的哭述和不停地作揖磕頭，打動了大夫，由此，在臨產時采用第二方案，力保嬰兒。就這樣，在醫院大夫的全力爭取下，保住了孩子。但孩子剛出生，鼻子耳朵還沒長齊，且心瓣沒有打開，還患有肺炎。這也是一直沒有給我來信的原因。因為直到12月份才剛剛出院，現在孩子的發育已經正常。外婆給孩子起名叫“鐵蛋”，玉玲讓外公給起個名，外公說還是讓他爸爸給起吧。
名字是一個人的符號，而在家族中每一代取一個字，以便經曆幾代後，能在家族中分辨出是哪一輩人。宋氏是一個大家族，從祖上承傳至今，都是哥倆分支下來的。原本哥三個，丟了一股，嚴格地說，宋姓男女是不許聯姻的。
初為人父，我的心裏很興奮，也很感激玉玲為保全嬰兒之舉，但痛苦的是把這份撫養孩子的擔子交給了玉玲一人承擔，當然也不能陪伴著孩子成長，盡到人父的責任。思來想去，孩子就叫“宋興磊”吧，“興”取興旺之意，且我輩為“振”字輩，那“振興”之希望就在此了，“磊”希望孩子日後做人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從字麵上是三個“石”字構成，也希望孩子的命硬如“石”，經得起風暴之襲。
在以後羈押生活中，我又多了一份思念和牽掛，經常在腦海裏勾勒孩子的模樣。玉玲給我生了兒子，我堅定了把官司打到底的信念，最起碼宋振嶺有了後代，而你被害人卻永遠消失在宇宙空間了。在公共場合，你調戲我愛人，我沒怪罪你，即使和弟弟發生吵鬥，我都忍讓並百般勸解。電影散場後，你卻召集數十人大打出手，我不能眼看著自己的親人遭你毒手，別說危及生命了。一個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一個男人保護不了自己的女人和弟弟，那是天大的恥辱。
春節很快就到了。這是我失去自由後的第一個春節，看守所每頓給加了炒菜、燉菜，主食以饅頭米飯為主。大年三十，看守所給每個監房發了十支香煙。這也預示著節日裏可以抽煙。各監房都八仙過海設法往裏弄煙。有能力的還能搞點兒酒來，看守所給各監房發了撲克牌，瓜子、糖塊和蘋果。
三十晚飯後，各監房串聯起來搞演唱會，拉歌，看守員其實聽得一清二楚，但也是默認了。作為一貫嚴肅、緊張的場所，頃刻間像開放的大市場一樣，熱鬧起來。除一房是拘留房，春節前全部釋放外，從2房至女房12房，每個監房拉一首歌，循環著唱，歡笑聲暫時給壓抑了很久的人們帶來了一絲輕鬆。
我對文體是個愛好者。在眾人的一再盛情邀請下，我為全看守所的難友們唱了一首《囚歌》。女房提出要和我對唱《敖包相會》和《十五的月亮》，兩首歌曲把歌會推入了高潮。也由此從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六，每天晚上，兩首歌曲成了保留節目。
晚上，一般的情況下，看守員溜一次道子，就再也不進來了。
到1988年春季，我在看守所裏已經有了很高的威望，一是許多監房需要我給進煙，關係好一點的幫助進點酒喝，再者，凡是判刑後認為量刑不當上訴的，十之*都求我代筆幫忙。久而久之，人氣指數漸高。
一天，我所在的監房被拆開了，把我分到了八監房。一進監號房，我把行李放到鋪上，便一屁股坐在了鋪邊上。號裏人問我：“宋哥，你的房怎麼給拆了？”我說現在各號裏人關押的少，我號才五、六個人，看守所並號也很正常。
頭鋪的人忙讓裏麵的人依次串鋪，然後，他搬到了二鋪上，，讓人把我的鋪安到了頭鋪。我說：“這多不好意思。其實睡哪兒都一樣，我還是睡對麵的順鋪吧。”
“別的，宋哥。你能調到我們號是我們號裏人的福分，這下子好了，我們省著每天為抽煙犯愁了。”頭鋪說。
我忙問：“怎麼，號裏的煙不夠抽啊？”
頭鋪說：“這號裏就我能整點兒進來。都會抽煙，錢也帶不進來，宋哥，你的錢是怎麼弄進來的？”
“誰開庭，就往裏帶個三十、五十元的。再者，和家裏聯係，設法讓溜所犯人往裏給拿。”我告訴他們。
剛進號，大夥這麼熱情地歡迎我，且把頭鋪倒給了我，怎麼也得表示一下。我給原頭鋪扔過去一盒煙，其餘的兩人一盒。一般的情況下，底下人無論給他多少，他不敢奢侈，一支煙用報紙卷著抽，掰成三截，甚至四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