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一審判處死刑，這是不敢相信的事實。畢竟也是一條生命。宣判後，在與陳律師見麵時，我曾這麼說過。陳律師說：“錯抓冤判的，在曆朝曆代都是難免的。我說：“主要是法律製約問題，對於法院執行者，國家給你優越的待遇，在審判案件中，卻為所欲為。被告的權力沒有保障；律師的合理意見法庭不重視。使不夠判處死刑而被宣判死刑的；或輕罪重判，在我國司法工作中是最大的執法障礙。依我看，發生一起，審判長判刑，庭長免職，主管領導降職。隻有嚴厲製約，執法者才能增強責任心，才能為法律負責任，當然也是為他自己負責任。我敢肯定地說：這樣通過法律嚴格地規定，能突出一個法治，法治就要體現一個公正；關鍵是先從哪兒治的問題。不是執法者執法水平不行，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案子都是人為造成的。國家和人民把生殺大權都交出去了，如果沒有十分嚴厲的法律約束，不出現冤、假、錯案才怪呢，最後坑的是國家，害的是人民。執法者代表的是國家和人民，沒有嚴厲的法律規範，同時也滋生出一些貪官汙吏，徇私枉法的案子，和平年代，久而久之，失去民心那天，也就危險了。1983年嚴打，殺人殺的把人都殺毛了，都該殺麼？人是槍斃了，但他們的哥兄弟、姐和妹、兒女都還活著，他們失去的是一條活生生的人命；輕罪重判的，監獄裏舉不勝舉，一旦刑滿釋放那天，你敢說對社會不是一個很大的毒瘤麼？行政幹預法律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一個國家隻有把法律推到至高無上的位置，任何人不可侵犯的高度，才能保證國家平穩的發展。法律本該是鐵板一塊，誰碰誰受傷。包括執法者！
三年的期待，我渴望著法律的公正，盼來的卻是死刑。不是法律不公平，而是執法者肆無忌憚地褻瀆了法律。當我被宣判死刑、帶上腳鐐子的那一刻起，我流下了眼淚，我感到一個人的渺小，也感到了以往我心中神聖而威嚴的法律原來也有蒼白的一麵。我感歎之餘，寫下了“常盼春風潤山鄉，未曾翠綠又塗霜。雲鎖千山難辨色，手握腳鐐麵鐵窗。”的無奈感言。
我深信我的行為即使有罪，也不夠判死刑。但一審能給判處死刑，誰又敢說二審不會被宣判執行死刑呢？等待死亡是痛苦的！一個人假如突然死到臨頭的時候，也許他還來不及考慮太多，便死去了；有的人事先考慮過他可能會死，雖然有了一定的心理準備，臨死的時候，也許會死的從容一些。就是這種死前等待才是最難熬的。因為你束縛不住思維的泛濫，時間又是那麼的漫長……
我相信該努力的地方，家裏人也會去努力，但法律判決書一刻沒有下達，誰也保證不了我死不了。於是，我不能放棄找機會用鋸條鋸鐐子鉚釘。
元旦過後，家裏人來接見了，告訴我在北京找的律師過兩天就到。看守所能允許未決犯接見也算是破例了。這一天，兩個弟弟振庫、振平，還有振平的同學，也是他的把兄弟施龍也來接見了。振庫說；“陳律師往中院遞交上訴狀那天，振平跟著去了，振平掏出尖刀要刺庭長，被陳律師給拽住了，庭長要押振平，陳律師讓庭長放過振平這一次，陳律師說：“被告人被判死刑，家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把宋振平再押起來，矛盾必然就激化了，也結仇了。你給判死一個，又押起來一個，家裏哥好幾個，外麵還有呢，把人逼到一定程度，你敢保證宋振嶺的另一個弟弟做不出來過激的行為嗎？”庭長聽律師這麼調解，才放過振平一馬。
振平說：“大哥，庭長叫李春祿，審判長叫吳萬林，他們兩個人的家我都知道了。你在裏麵找機會往出跑，我和施龍已經商量好了，準備接應你，我們一共七個人，都已經磕完頭拜完把兄弟了，把你接應出來，咱們就把李春祿和吳萬林兩家全部幹掉，別猶豫了。給你拿的麵包裏有兩根鋸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