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繼生的母親，她和我一同前來，想看看她兒子所繼生。”我答道。
“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辦案人接著問。
我說：“我隻懇請上級法院能夠慎重處理此案。”
辦案人讓我在材料上簽字的時候，我特意看了一眼記錄上辦案人的姓名：“崔振東。”
“你們家離這有多遠？”崔法官問。
我說：“開車也就二十分鍾吧。”
崔法官說：“就這樣吧，我們馬上去取證。不過，宋振嶺，我告訴你，你的表現看守所領導向我反映了，我希望你要善始善終，好不好？”
我點了點頭。
臨出門的時候，崔法官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膀。（這是一種善意的舉動）
我回到監房後，朱佩金第一個問我：“怎麼樣？”
“高法到五一村去為我取證去了！”我說。
“你看辦案人的態度怎麼樣？”看守員扒在欄前沒走，也關心地問。
“始終說話、問話語氣都很溫和，問的問題也不刺耳，都是對我有利的問題。”我如是說。
“看來有戲！”號裏人都說。看守員拎著鑰匙走了。
我說：“但願如此吧，在沒有合議下來之前，危險與希望並存。”
晚上就寢後，我的心裏有一些輕鬆。
我對朱佩金說：‘從提問的問題來看，第一，重點是問在什麼情況下刺的華宇，這是肯定我是否具有防衛情節；第二，問我回家後和別人談沒談刺華宇經過，這是核實那份傳來證據；第三，問我投案自首時的證明人，是重視了我的投案自首問題。而且，崔法官還說：要殺，殺我個心服口服；留，留我個心服口服。可以肯定地說，殺是肯定殺不服我，如果留我能留服我，隻有正當防衛能留服我，顯然，現在辦案人有按防衛認定的意圖。“
朱佩金說：“那是再好不過了，如果那樣哥們都替你高興。“
我說：“結果有這麼幾種：一是正當防衛，無罪釋放；二是防衛過當，無論是殺人或傷害定性，有投案自首情節，要不免予刑事處罰，要判也判不了幾年；三是以故意傷害（致死）定罪，夠不上情節惡劣，適用不上“嚴打”條款，最高刑罰是無期徒刑，那事件的起因和事態進一步擴展，均是華宇一手造成的，華宇應承擔一定的過錯責任；其次有投案自首從輕情節，如認定這兩個情節，是十年至十二、三年之間的罪，認定其中一個情節是十五年的罪；四是，假如故意殺人罪定性不變，認定上兩個情節，是無期或十五年有期徒刑；相反，認定上其中一個情節就是死緩；五是繼續維持原判。從今天提審的情況分析，死刑的可能性不大了。”
朱佩金說：“超過十年罪就申訴。”
我說：“那是後話了。”
夜很深了，我在心裏想：“明天就是曲所長值班了，冒險行動應當放一放，下一步，聽一下北京律師的意見和高院交流的結果；第二，了解一下家裏傳來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