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17日，陳榮國律師領著北京來的田文昌教授和北京市第六律師事務所的林清律師來會見我了。
田律師和林律師就案件的有關細節問題進行了認真地了解，並告訴我相關的證據已經提取完畢。
我問：“您們和高院見麵了沒有？”
田律師說：“我和省高院有關人員已經交涉了此案，高院領導非常重視你的案子。臨來時，也和崔振東法官見麵了，都已經明確表態，一定會認真對待。”
我說：“田律師，這個案子並不複雜；複雜的是案件的背後的。這股力量能不能影響到二審不可估量。”
田律師說：“這起案子每一步動態，我們會及時掌握，另外，我們從北京臨來時，也已經和最高法院反映了情況，最高法院也很重視。放心吧，沒那麼嚴重，主持正義的人還是很多的。”
我說：“那高院一旦執行死刑，你們能馬上知道麼？”
田律師說：“這你就不用擔心了，我會隨時掌握情況的。”
“那我就放心了。”
我問田律師：“二審能給落到什麼程度？”
田律師說：“這不好說，我們會盡最大努力往最理想的方麵爭取的，現在的難點是一審把你推到了最高刑，糾正時要增加難度。”
我說：“我明白了，我現在的對手不是被害人，而是大興安嶺中院，一級司法機關。”
田律師說：“總之，我們會把我們的觀點和意見反饋給法院，再進行必要的溝通和工作，把刑罰壓到最低點。”
我說：“崔法官來提審時，有按防衛認定的意思。”
田律師說：“關於防衛情節認定，我們會著重考慮的。我們的觀點：一是性質問題，就是解決是傷害的故意還是殺人的故意；二就是防衛情節問題；三是投案自首問題。”
我說：“那就請幾位律師多費心吧。”
田律師和林律師臨別的時候，讓我在裏麵安心地等待，關鍵時刻不要有過激行為。關於我在看守所羈押幾年的時間裏，我的表現看守所領導給出了證明，並交給了田律師。
幾位律師會見之後，看守所曲所長找我談了一次話。說他們給出了證明，證明我在羈押期間協助看守所做了大量的工作，創建文明監房和帶動其他犯人學習文化，為穩定監所秩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回到監房裏，焦熙臨問我是北京來的律師嗎？我說：“叫田文昌。”老焦說：“中國政法大學法律係主任，在北京地區很有威望。”
我說：“另一個律師叫林清。”
老焦說：“北京第六律師事務所的，三十六、七歲。在北京地區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女律師。如果他們介入這個案子，你的勝算可就大了。他們與最高法院都能接觸上。必要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最高法院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