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副科長對我的想法很支持，並提出由教改科犯人李華和我一起撰寫。我清楚在這方麵，李華並不能拿出什麼合理建議和方法，但張副科長提出來了，無非就是在出書中掛個名，我同意了。這樣能得到教改科主管幹部的最大支持，同時，至於監獄給批功批獎，有一個人批一個，有兩個批兩個，對我沒有什麼太大影響，再者，需要什麼資料，李華也能在教改科圖書室給查找。張副科長想成全李華，我也能理解，畢竟李華是獄長唯一個從外監獄接到自己手下改造的犯人，具說獄長和李華的大伯是金蘭兄弟，在社會上這層關係要考慮，在這種環境下更得要考慮，但這件事情，由於後來張副科長調走，我忙於第三屆全省服刑人員文藝彙演，撰寫“教學教法”工具書的計劃破產了。
組織教研活動，其實也是一種經營活動，想讓政府幹部和犯人都重視，就得把這攤經營好，自從每年監獄都評選優秀教師和優秀學員活動以來，教研組有一定的決定權，無論是教師和學員都不敢輕視教研組組長這個職位，更有許多有點文化素質的犯人通過各種渠道找我想加入教師隊伍中來，這個期間，由於我教研活動抓得突出，在這方麵工作中，熊幹事絕對放手支持我抓教學各項活動，在起用兼職教師中，除經過考核外，最後選用權，我起決定性作用。
一天的教學任務已經結束了，教師們陸續地返回監舍，一位教師坐在那裏沒有走的意思。
“怎麼，趙立強，你有事兒啊？”我問他。
“師付，我找你有點事兒。”趙立強文化素質不是太高，但他歲數小刑期長，且又愛學習，家裏無人管，我把他提拔到教師崗位來，教掃盲班，他知道我在成全他，教學很賣力氣，而且經常幫助教研室刻印油印品，刻鋼板字和印刷都是我教他的，所以，他一直以“師付”尊稱我，他說，這樣叫親切。
我說：“什麼事兒，你說吧。”
趙立強：“師付，你看石頭這人怎麼樣？”
“挺好的，小孩本質不壞，又愛學習。”我說。
“師付，我倆老鄉，他讓我找你幫助，想當老師。”趙立強說。
我說：“這個事兒，上次有人找過我，而且都是原來在中隊改造一個業務室的。我說過，讓他把文化往起撿了，這段時間好好練練字。”
“他一直在練字呢：”趙立強搶話說。
“別搶話，一是他的字還不行，文化基礎不突出，更主要的是現在沒有空位，都幹的好好的，我往下撤誰呀！”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