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裏的工廠相繼開了起來，看著別人車子房子票子滾滾而來，母親也動了心思，(如果母親能預料到未來十幾年的屈辱生活，她一定會守著原來清貧的生活，不拉他去幹什麼事業。）她找到有意承包工廠的遠房表舅，讓他和父親一起幹。最後因為土地問題沒有做成，父母親便有了自己建造一個工廠的想法。
幾番奔波，父親和他的幾個親朋好友終於建造了一個工廠，叫朝陽某某廠。廠裏有二十幾個股份，兩萬一股，母親賣掉了肉豬，和家裏僅有的兩千塊，總共湊了五千，又高息向村民借貸了一萬五，大姨和二姨個借五千給母親，小姨家入了兩個股，也算在了父親的名下，就這樣父親以組織者和大股東的身份做了廠長。
村裏的飯店開了起來，縣城的歌舞廳一個又一個，口袋鼓起來了，不去飯店舞廳，幹什麼？年輕的外來打工女人一個比一個妖豔，尤其是舞廳的女人，比家裏蘿囉裏囉嗦的黃臉婆有味道的多了。漸漸地一個又一個的男人躺在她們的懷裏，忘了自己的根本，自己的家，泯滅了良知，從偷偷摸摸，到明目張膽，最後一個又一個的領回家，把老婆從床上踹下來。當無恥成了風，大多數懦弱封建的女人選擇了忍，毫無原則的忍。而那些男人們，越來越不把家裏的女人當人看。
自從開了工廠父親越來越少回家，離家不到一公裏的工廠就好像有千萬裏那麼遠，盼父親回家吃頓飯真的太難了，即便偶爾回家一次，總是負氣而去。夏天在破屋外吃飯，難免會有蟲子落下，隻要發現碗裏有隻蟲子，他會摔筷而去，不翻桌子就不錯了。父親每次回家發完脾氣就走，留下獨自哭泣的母親和心驚膽戰的我們。
因為母親和奶奶不合，我們搬到廠裏居住了兩年，即使同在廠子裏，父親和我們也很少見麵，更很少說話。他不和我們住一間屋。有時見到父親，我就會遠遠的躲開，記得上中學的時候我和父親迎麵而過，就像陌生人一樣，一句話也不說。
兩年後，因為經營問題，工廠轉讓了，除了父親的每月近一千多的工資，也沒有賺到錢，隻是廠裏貸款有五萬，由法人，也就是我父親掌握，父親便用在這筆錢和一個剛剛二十出頭的女人合夥做生意，賣工廠用的原料。
父親和這女人做生意，是母親噩夢的真正開始。工廠賣了，爺爺奶奶也去世了，我們又回到了以前的破屋，父親基本上隻有大年初一才會回家吃飯，因為飯店不開業。母親就過上了守活寡的日子。
父親那個時候一年大概能賺個二三十萬，在村裏算不上款爺，也絕對算富裕的，可母親每次找父親拿錢，父親總是隻給個幾十塊，供我們母女四人生活，有時候一個月給個七八回，有時四五回，看他的心情。而他自己每天下飯店都要花好幾十塊，他賭博和給那女人花的就更不說了。
母親為了我們隻好忍耐，為了拉回父親的心，母親經常吃罷晚飯帶著我們姐妹三人到父親做生意的地方，希望血緣親情能喚回父親對家的責任感，喚醒父親的良知和愛。
然而父親已經鬼迷心竅了，給那女人買電視，金首飾。在我小學畢業到城裏上中學找他要自行車未果的第二天，他就買了一輛近三萬的摩托車給她。他早就把和他相濡以沫的母親，年幼的我們拋在腦後了。
母親在耳光挨過，離婚鬧過以後，一次次的失望絕望，一夜夜的獨守空房。因為拖著帶病的身體，她無法養活我們姐妹三人，隻能依附著父親。母親的文化聰慧和要強的心成了她的負累和笑話，使她比那些無知的村婦更加可悲，可憐。她迷上了打麻將，沒日沒夜的打，用以麻醉自己和打發漫漫長夜。母親的糖尿病病是要靠控製和休養的，少食多餐，而她藥不按時吃，三餐都不能保證。年僅八九歲的我，放學做完飯後，還會送點飯到母親打牌的地方，為了母親的身體。後來我上中學，這個任務就交給了妹妹。十幾年的饑一頓飽一頓，十幾年的壓抑憋屈生活，母親血糖高了就吃點藥，好一點就忘了，更別提什麼忌口了。她就這樣透支著她的生命，到最後大把吃藥，胃吃壞了，腎髒也壞了。不到四十九歲，就腎衰而死。
母親打麻將，父親從不回家，我們姐妹就像沒有人管的野孩子一樣，就那樣的飄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