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你睡了嗎？”
“已經醒了。”我說，“什麼事？”
“是不是有些打擾你？”
“沒關係，反正已經被打擾了。”我開玩笑，“有事就說吧。”
“我沒什麼事。”他說，“就是睡不著，所以想和你說說話。”
“真的沒事？”
“真的沒事。”
“噢。”我緊張的神經一下子鬆弛下來，不過立馬就開始憤怒。睡不著就找我？你把我當成什麼人了？我是陪聊的嗎？我氣不打一處來。不過，再想想，也就算了。畢竟是死纏濫打過三年的同學，雖然彼此一直都有默契，屬於他是我的青衫之交我是他的紅顏知己的那種，卻也不是經常找我。而且，或許他還有什麼苦衷沒有說出來，另外，我畢竟也已經醒了。
在我舒緩憤怒的空當裏，他似乎也在猶豫。終於，他又開口了。
“你丈夫不在家？”
“不在。”我說。心想幸虧我丈夫不在家，不然這電話來得還挺不好解釋呢。
“那我就放心了。”這個笨家夥老老實實地說，“我說的放心也沒別的意思，就是怕打擾他，也怕他誤會。”他的言語在停頓中跳躍，“我知道自己不該打這個電話，這麼晚了還給你打電話，太不禮貌……”
半夜打電話的目的就是為了據自己唐突行為的本身道歉？
“就是說說話……”他又說。
“說說話。”他重複。
“我知道了。沒關係。”我說，“真的沒關係。”
我們都沉默下來。我突然感覺非常難過。我真的已經不怪罪他了。可我不知道自己怎麼做才能安慰他，怎麼做才能讓他相信我對他的打擾真的已經毫不介意。是的，不過是說說話。此時此刻，我願意相信他的目的就是這般泉水一樣的單純。但現在的問題是，他似乎不太相信自己輕易就能獲得同樣單純的理解和接受。難道為了飲下這口單純，我們僅僅掬水如唇還不夠，還必得披荊斬棘搬石頭去尋找那個十萬八千裏的泉眼？難道為了飲下這口單純，我們僅僅掬水如唇還不夠，還必得披荊斬棘搬石頭去尋找那個十萬八千裏的泉眼？還必得在說話這個詞周圍加上一些前綴或者後綴，搞出一堆複雜可笑的定語或補語？難道這樣才能給語言環境創造出習慣的安全感？——難道我們必得如此？
我突然想起央視“藝術人生”的一次訪談中，主持人朱軍問一直單身的演員王誌文：“你到底想找個什麼樣的女孩？”王誌文想了想，說：“就想找個能隨時隨地聊天的。”
“這還不容易？”朱軍笑。
“不容易。”王誌文說，“比如你半夜裏想到什麼了，你叫她，她就會說：‘幾點了？多困啊，明天再說吧。’你立刻就沒有興趣了。有些話，有些時候，對有些人，你想一想，就不想說了。找到一個你想跟她說，能跟她說的人，不容易。”
是的，這其實很難。或許你人緣不錯，和你認識的人很多，和你關係不錯的人也很多，但即使是你朝夕相處的家人，甚或是骨肉交融的愛人，你也未見得想什麼時候說話就和他說話，什麼時候想和他說話都不必擔心失禮，不必自責，不必畏懼被冷淡和被斥責。茫茫人海，紫陌紅塵，熟悉的容顏千千萬萬，通訊錄上的名字萬萬千千，有幾個人能讓你有這樣的安然和把握，去隨時隨地地暢所欲言？
終於，我和他開始聊天。聊的多是同窗時候的事。他講我的課間操姿勢如何不標準，我講他如何和同學拿起椅子打架，還聊到某位男同學一次吃十六個饅頭，某位女同學在愚人節那天同時給兩個男生寫情書……他居然還記得我和一位語文老師的過節：那位語文老師講課很無趣，我不愛聽他的課，一次，故意設圈套問他每位老師講課是不是都有自己屬意的特點，他說當然如此，我問他你的風格是什麼，他自謙說自己沒有風格，我連忙做恍然大悟狀，道：原來沒有特點就是你最大的特點啊，怪不得我這麼不喜歡聽你的課呢。
寂靜的深夜中，我們哈哈大笑。感歎道：“那時候我就驚奇，怎麼會有這麼直率的人，心透明得像玻璃一樣。”
這是他能夠在深夜把電話打給我的原因嗎？
他也說起了自己現在的一些事。身在仕途，看起來是一條大道往前奔，但他的感覺常常卻是迷茫的。身在仕途，看起來是一條大道往前奔，但他的感覺常常卻是迷茫的。他說他幾乎每個深夜都不能自然入睡，心裏空落落的，時不時地會湧起隱隱的痛楚。他和我一樣，都做過幾年教師，後來陰錯陽差地入了宦道。“我常常想，其實自己隻是適合當老師的。”他說。
那次聊天，聊了一個半小時。他問我累不累，我說不累。他說他怕我累，我說沒關係。於是又聊了幾分鍾，他的聲音開始倦怠，我才驀然明白：他累了。其實我也累了。他問我累不累是想以關懷我的名義結束這次聊天，而我說不累則是為了讓他的孤獨釋放幹淨。總之，因為客氣，我們都沒有說出完全的真話。
想找個什麼時候都可以說話的人，是難的。想找個什麼時候都說真話的人，更難。
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我們見人就問好，分手道再見。我們喝湯不出聲，嚼食不露齒。我們長裙折扇形容淑女，西裝領帶裝扮紳士，下出租車等待門童護頂，進別人家首先乖乖換鞋。——我們用常規行為來展示文明，用瑣碎細節來約定教養，用這一切，來衡定所謂的素質，水準，乃至生活質量。在這種指數越來越高的生活質量中，再親密的人也有了顧忌，再相知的人也有了猜度。而這些顧忌和猜度飄浮在社會生活的表麵，恰恰就是人人稱許的禮儀和規矩。
我突然有些感謝。想想，在重重的鎧甲之下，他能夠撥響這個深夜來電，該經過多少次的猶豫才會付出這份勇氣啊。他肯定想了又想：她丈夫是不是在家？在家會不會給她帶來麻煩？丈夫不在家的話她會不會自作多情？她誤會了又該怎麼辦？電話結束之後，他多半還會拷問自己：我怎麼可以這麼發瘋？我是不是神經有什麼毛病？要不然怎麼不僅睡不著還往她家裏深更半夜地打電話？
——更加混沌，更加繁贅。而他的初衷，不過是想和我說說話。他不過是想在無邊的黑夜裏，找個無關利害的人，說說話。
我們的心，我們最真實的那顆心，都到哪裏去了呢？我相信你有，他有，我當然也有。但是身體和身體能碰見，眼睛和眼睛能碰見，惟有心和心，總是碰不到麵。但是身體和身體能碰見，眼睛和眼睛能碰見，惟有心和心，總是碰不到麵。我們已經越來越不會真實，越來越找不到真實的渠道。即使偶爾有汩汩的清泉從深山流出——如這個夜晚Z的縱情來電，也很難抵達我們的手掌。因為在它經過的地方，龜裂的縫隙已經幾乎把它盡數截留。因為在它經過的地方，龜裂的縫隙已經幾乎把它盡數截留。
後來，再也沒有給我打過電話。以他官場多年積留的秉性，我想，他很可能會把這個深夜的電話視為自己的一次失態，一個把柄。或許，他還會為這個電話多次後悔和自責，但我非常想讓他知道的是：我很懷念那次不速之電，我覺得那個夜晚我們之間的聊天，是和他認識這麼多年來，最純淨、最美好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