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詩大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禮記》作“故長言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長言、嗟歎、永歌，皆是聲音。《虞書》“詩言誌，歌永言”六字尤為概括。上文言詩，亦通於散文。於詩曰詩情，文曰文氣，其本原無異，隻是說法不同。如曹丕《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弟子。（《文選》卷五十二）以音樂為譬喻，所謂“文氣”，自有關於聲音。“所謂引氣不齊，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者，於創作為誠然；若了解欣賞，又當別論，可就言之短長，聲之高下間，辨其巧拙也。
詩與聲音的關係，自較散文尤為密切。杜甫雲“新詩改罷自長吟”，又說“續兒誦文選”，可見他自己做詩要反複吟哦，課子之方也隻是叫他熟讀。俗語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雖然俚淺，也是切合實情的。
作者當日由情思而聲音，而文字，及其刊布流傳，已成陳跡。今之讀者去古雲遙，欲據此跡進而窺其所以跡，恐亦隻有遵循原來軌道，逆溯上去之一法。當時之感既托在聲音，今日憑藉吟哦背誦，同聲相應，還使感情再現。雖其生也至微，虛無縹渺，淡若輕煙，閱水成川，已非前水，讀者此日之領會與作者當日之興會不必盡同，甚或差異，而沿流討源終歸一本，孟子所謂“以意逆誌”者，庶幾近之。反複吟誦，則真意自見，箋注疏證亦可廣見聞，備參考。“鍥而不舍”，“真積力久”，即是捷徑也。
《唐宋詞選》前言
這裏想略談我對於詞的發展的看法和唐、宋詞中一些具體的情況，即作為這個選本的說明。
有兩個論點，過去在詞壇上廣泛地流傳著，雖也反映了若幹實際，卻含有錯誤的成分在內：
（一）詞為詩餘，比詩要狹小一些；
（二）所謂“正”、“變”——以某某為正，以某某為變。這裏隻簡單地把它提出來，在後文將要講到。
首先應當說，詞的可能的、應有的發展和曆史上已然存在的情況本是兩回事。一般的文學史自然隻能就已有的成績來做結論，不能多牽扯到它可能怎樣，應當怎麼樣。但這實在是個具有基本性質的問題，我們今天需要討論的。以下分為三個部分來說明。
一詞以樂府代興，在當時應有“新詩”的資格
詞是近古（中唐以後）的樂章，雖已“六義附庸，蔚成大國”《文心雕龍詮賦》語。了，實際上還是詩國中的一個小邦。它的確已發展了，到了相當大的地位，但按其本質來講，並不曾得到它應有的發展，並不夠大。如以好而論，當然很好了，也未必夠好。回顧以往，大約如此。
從詩的體裁看，曆史上原有“齊言”、“雜言”的區別，且這兩體一直在鬥爭著。中唐以前，無論詩或樂府，齊言一直占著優勢，不妨簡單地回溯一下。《三百篇》雖說有一言至九言的句法，實際上多是四言。《楚辭》是雜言，但自《離騷》以降，句度亦相當的整齊。漢郊祀樂章為三言，即從《楚辭》變化，漢初樂府本是楚聲。漢、魏以來，民間的樂府，雜言頗盛，大體上也還是五言。那時的五言詩自更不用說了。六朝迄隋，七言代興，至少與五言有分庭抗禮的趨勢。到了初、盛唐，“詩”與“樂”已成為五、七言的天下了。一言以蔽之，四言→五言→七言，是先秦至唐中國詩型變化的主要方向。雜言也在發展，卻不曾得到主要的位置。
像這樣熟悉的事情，自無須多說。假如這和事實不差什麼，那麼，詞的勃興，即從最表麵的形式來看，也是一樁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形式和內容是互相影響著的。詞亦有齊言《碧雞漫誌》卷一：“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球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為知音者協律作歌。”，卻以雜言為主，故一名“長短句”。它打破了曆代詩與樂的傳統形式，從整齊的句法中解放出來，從此五、七言不能“獨霸”了。這變革絕非偶然，大約有三種因由：第一，隨著語言的發展而不得不變。即以詩的正格“齊言”而論，從上列的式子看，由四而五而七，已逐漸地延長；這顯然地為了適應語言（包括詞彙）的變化而不得不如此。詩的長度，似乎七言便到了一個極限。如八言便容易分為四言兩句；九言則分為“四、五”或“五、四”，“四、五”逗句更普通一些。但這樣的長度，在一般用文言的情況下，雖差不多了，如多用近代口語當然不夠，即參雜用之，恐怕也還是不夠的。長短句的特點，不僅參差；以長度而論，也衝破了七言的限製，有了很自然的八、九、十言及以上的句子如〔洞仙歌〕末為八字一句，九字一句；〔喝火令〕末為九字一句，十一字一句等等。這個延長的傾向當然並沒有停止，到了元曲便有像《西廂記》秋暮離懷〔叨叨令〕那樣十七字的有名長句了〔叨叨令〕：“（見）安排（著）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本為七字句法，加襯成十七字句。加括弧者為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