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有韻律的。這兩千多格式，雖表麵上令人頭暈眼花，卻不是毫無理由的。它大多數從配合音樂旋律來的。後人有些“自度腔”，或者不解音樂，出於杜撰，卻是極少數。早年“自度腔”每配合音譜，如薑白石的詞。因此好的詞牌，本身含著一種情感，所謂“調情”。盡管旋律節奏上的和諧與吟誦的和諧不就是一回事，也有仿佛不利於唇吻的，呼為“拗體”，但有些拗體，假如仔細吟味，拗折之中亦自饒和婉。這須分別觀之。所以這歌與誦的兩種和諧，雖其間有些距離，也不完全是兩回事。——話雖如此，自來談論這方麵的，以我所知，似都為片段，東鱗西爪，積極地發揮的少，係統地研究的更少。我們並不曾充分掌握、分析過這兩千多個詞調啊。
（四）它在最初是接近口語的。它用口語，亦用文言；有文言多一些的，有白話多一些的，也有二者並用的。語文參錯得相當調和，形式也比較適當。這個傳統，在後來的詞裏一直保存著。五、七言體所不能或不易表達的，在詞則多半能夠委曲詳盡地表達出來。它所以相當地興旺，為人們所喜愛，這也是原由之一。
（五）它在最初是相當地反映現實的。它是樂歌、徒歌（民歌），又是詩，作者不限於某一階層，大都是接近民間的知識分子寫的。題材又較廣泛。有些作品，藝術的意味、價值或者要差一些；但就傳達人民的情感這一角度來看，方向本是對的。
看上麵列舉的不能不算做詞的優點，經曆了漫長的時間，詞在數量上或質量上已大大的發展了。但是否已將這些特長發揮盡致了呢？恐怕還沒有。要談這問題，先當約略地探討一般發展的路徑，然後再回到個別方麵去。
一切事物的發展，本應當後起轉精或後來居上的，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毫無疑問，文藝應當向著深處前進，這是它的主要方向；卻不僅僅如此，另一方麵是廣。“深”不必深奧，而是思想性或藝術性高。“廣”不必數量多，而是反映麵大。如從來論詩，有大家、名家之別。所謂“大家”者，廣而且深；所謂“名家”者，深而欠廣。一個好比蟠結千裏的大山，一個好比峭拔千尋的奇峰。在人們的感覺上，或者奇峰更高一些；若依海平實測，則大山的主峰，其高度每遠出奇峰之上。以突起而見高，不過是我們主觀上的錯覺罷了。且不但大家、名家有這樣的分別，即同是大家也有深廣的不同。如杜甫的詩深而且廣，李白的詩高妙不弱於杜，或仿佛過之，若以反映麵的廣狹而論，那就不能相提並論了。
詞的發展本有兩條路線：
（一）廣而且深（廣深）；
（二）深而不廣（狹深）。在當時的封建社會裏，受著曆史的局限，很不容易走廣而且深的道路，它到文士們手中便轉入狹深這一條路上去。因此就最早的詞的文學總集《花間》來看，即已開始走著狹深的道路。歐陽炯《花間集序》上說：自南朝之宮體，扇北裏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
“曲子詞”為詞的初名。“曲”者，聲音；“詞”者，文詞（即辭）。稱“曲子”者，“子”有“小”字義，蓋以別於大曲。這裏在原有的“曲子詞”上麵加上“詩客”二字，成為“詩客曲子詞”，如翻成白話，便是詩人們做的曲子詞，以別於民間的歌唱，這是非常明白的。歐陽炯《序》裏提出“南朝宮體”、“北裏倡風”的概括和“言之不文”、“秀而不實”的批評，像這樣有對立意味又不必合於事實的看法，可以說，詞在最初已走著一條狹路，此後曆南唐、兩宋未嚐沒有豪傑之士自製新篇，其風格、題材每軼出《花間》的範圍；但其為“詩客曲子詞”的性質卻沒有改變，亦不能發生有意識的變革。“花間”的潛勢力依然籠罩著千年的詞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