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在《論詞》裏，主張協律；又曆評北宋諸家均有所不滿，而曰：“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似乎誇大。現在我們看她的詞卻能夠相當地實行自己的理論，並非空談欺世。她擅長白描，善用口語，不艱深，也不庸俗，真所謂“別是一家”。可惜全集不存，現有的隻零星篇什而已。至於她在南渡以後雖多傷亂憂生之詞，反映麵尚覺未廣，這是身世所限，亦不足為病。
南宋的詞，自以辛棄疾為巨擘。向來蘇、辛並稱，但蘇、辛並非完全一路。東坡的詞如行雲流水，若不經意，而氣體高妙，在本集大體勻稱。稼軒的詞亂跑野馬，非無法度，奔放馳驟的極其奔放馳驟，細膩熨帖的又極其細膩熨帖，表麵上似乎不一致。周濟說他“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其所以慷慨悲歌，正因壯心未已，而本質上仍是溫婉，隻變其麵目使人不覺罷了。照這樣說來，骨子裏還是一貫的。稼軒詞篇什很廣，技巧很繁雜，南宋詞人追隨他的也很多，在詞的發展方麵，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家。
薑夔的詞在南宋負高名，卻難得位置，評論也難得中肯。如宋末的張炎應該算是知道白石的了，他在《詞源》裏，說白石詞“清空”、“清虛”、“騷雅”，“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等等，似乎被他說著了，又似乎不曾，很覺得渺茫。白石與從前詞家的關係，過去評家的說法也不一致，有說他可比清真的黃N《花庵詞選》：“白石道人，……詞極精妙，不減清真樂府，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有說他脫胎稼軒的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為清剛，變馳驟為疏宕。”。其實為什麼不許他自成一家呢？他有襲舊處，也有創新處，而主要的成績應當在創新方麵。沈義父《樂府指迷》說他“未免有生硬處”，雖似貶詞，所謂“生硬”已暗逗了這消息。他的詞，有個別反映了當時的現實，隻比稼軒要含蓄一些，曲折一些。他的創作理論，有變古的傾向，亦見於本集自序《白石道人詩集》自敘之二：“作詩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說得也很精辟。
上麵約略評述的幾個詞家，都不受“花間”以來傳統的拘束。他們不必有意變古，而事實上已在創新。至於所謂正統派的詞家，自“花間”以來也不斷地進展著，並非沒有變化，卻走著與過去相似的道路。這裏隻重點地略說三人，在北宋為柳永、周邦彥，在南宋為吳文英。其他名家，不及一一列舉了。
柳永詞之於《花間》，在聲調、技巧方麵進展很大，如《花間》純為令曲，《樂章》慢詞獨多，此李清照所謂“變舊聲作新聲”也。柳詞多用俗語，長於鋪敘，局度開闊，也是它的特點。就其本質內容來說，卻不曾變，仍為情戀香豔之辭，綺靡且有甚於昔。集中亦有“雅詞”，隻占極少數，例如本書中卷所錄〔八聲甘州〕。
周邦彥詞，令、慢兼工，聲調方麵更大大的進展張炎《詞源》序：“美成諸人又複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為之，其曲遂繁。”雖後人評他的詞“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固有道著處，亦未必盡然此王國維說，見《人間詞話》上。但他在《清真先生遺事》裏，卻說“詞中老杜，則非先生不可”，可見王氏晚年已修改他的前說。周詞實為《花間》之後勁，近承秦、柳，下啟南宋，對後來詞家影響很大。
一般地說，南宋名家都祖《清真》而祧《花間》，尤以吳文英詞與周邦彥詞更為接近。宋代詞評家都說夢窗出於清真沈義父《樂府指迷》：“夢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可曉。”尹煥《夢窗詞序》：“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天下之公言也。”，不僅反映麵窄小，藝術方麵亦有形式主義的傾向。如清真的綿密，夢窗轉為晦澀；清真的繁，夢窗轉為堆砌，都是變本加厲。全集中明快的詞占極少數。如仔細分析，則所謂“人不可曉”者亦自有脈絡可尋，但這樣的讀詞，未免使人為難了。說它為狹深的典型，當不為過。詞如按照這條路走去，越往前走便愈覺其黯淡，如清末詞人多學夢窗，就是不容易為一般讀者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