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還有很多的詞家，比較北宋更顯得繁雜而不平衡，有極粗糙的，有很工細的，有注重形式美的，也有連形式也不甚美的，不能一概而論。大體上反映時代的動亂，個人的苦悶，都比較鮮明，如本書下卷所錄可見一斑。不但辛棄疾、二劉（劉過、劉克莊）如此，薑夔如此，即吳文英、史達祖、周密、王沂孫、張炎亦未嚐不如此。有些詞人情緒之低沉，思想之頹墮，缺點自無可諱言；他們卻每通過典故、詞藻的掩飾，曲折地傳達眷懷家國的感情，這不能不說比之“花間”詞為深刻，也比北宋詞有較大的進展。
以上都是我個人的看法，拉雜草率，未必正確。所述各家，隻舉出若幹“點”，不能代表“麵”，或者隱約地可以看到連絡的“線”來。這“線”就表示出詞的發展的兩條方向。這非創見，過去詞論家、評家、選家都看到了這樣的事實。他們卻有“正變”之說，顯明的事例，如周濟《詞辨》之分為上下兩卷，以溫、韋等為正，蘇、辛等為變。這樣一來，非但說不出正當的理由，事實上恰好顛倒王國維《人間詞話》上：“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指李後主），可謂顛倒黑白矣。”。他們所謂“正”，以《花間》為標準而言，其實《花間》遠遠的不夠“正”。如陸遊說：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歎也哉！或者出於無聊故耶明汲古閣覆宋本《花間集》陸遊跋之一？
《花間集》如何可作為詞的標準呢！《花間》既不足為準，則正、變雲雲即屬無根。我們不必將正、變倒過來用，卻盡可以說，蘇、辛一路，本為詞的康莊大道，而非磽確小徑。說他們不夠倒是有的，說他們不對卻不然。如陳無己說：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二十一引《後山詩話》。
“要非本色”，即使“極天下之工”也還是不成，這樣的說法已很勉強；何況所謂“本色”無非指“花間”、柳七之類非真正的本色。本色蓋非他，即詞的本來麵目，如今傳唐人“曲子”近之。它的反映麵廣闊，豈不能包後來蘇、辛諸詞在內？因此，過去的變化，其病不在於軼出範圍，相反的在於還不夠廣闊。
詞的本色是健康的，它的發展應當更大，成就應當更高。其所以受到限製，主要的關鍵在於思想；其次，形式方麵也未能充分利用。以曆史的觀點，我們自然不能多責備前人。過去的各種詩型，這裏所說的“曲子詞”以外，尚有散曲、民歌等等，都有成為廣義新詩中一體的希望。即五、七言體也未嚐僵化。它們還能發揮較大的作用，來表現更豐富的革命生活。其如何實現，有待於現代風流人物的努力了。
北京民間的詞
詞是唐朝民間的樂調，它的作風本有兩點，香豔和俚俗。轉到了封建統治階級所謂士大夫的手裏，卻漸漸地改變作風，性欲戀愛的抒寫保存著，俚俗的成分卻減少了，趨向於所謂雅化，甚至於名家的詞稍近口語化一點，亦遭人批評。如張炎評周美成的詞：耆卿（柳）、伯可（康）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如“為伊淚落”，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如“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減容光”，如“許多煩惱，隻為當時一晌留情”，所謂淳厚日變成澆風也。（《詞源》卷下）他這議論是很錯誤的。所謂“澆風”即詞的本色，“淳厚”反是變態，他卻顛倒地說了，使人迷惑。沈伯時《樂府指迷》也說：“如‘怎’字、‘恁’字、‘柰’字、‘這’字、‘你’字之類，雖是詞家語亦不可多用，亦宜斟酌，不得已而用之。”為什麼不可多用，他亦沒有說出理由來，我想不過“雅”的觀念在那裏作梗罷了。
文人雖抱著這樣保守的觀念，但社會上並不理會這一套。在這兒，似乎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必須校正的。錯誤的來源，因為詞已亡了，所存的隻是詞集，而詞集多出於文人的手裏。嚴格說來，我們所講說評論的，隻是文人的詞，不是“詞”。真的詞論必須能詮明詞的流行的實在情形，即包括了民間的詞，不經著錄的作品。這自然極端困難的，既作品不經著錄，材料當然不夠。本文隻能就我近來所得的一點材料稍微談一談，希望大家指教，做進一步的研討。
我們先從晚唐說起，這個情形見於《花間集序》。《花間》的結集是糾合一些文人的作品，希望來替代那時民間流行著的歌唱的。所以歐陽炯他說：“自南朝之宮體，扇北裏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這話道盡了隋、唐以來詞的實在情況。平心論之，那些民間作品，水準不高，“不文”（沒有文采）、“不實”（沒有好的內容）的毛病也是有的。《花間集》的用途，序上也明白地寫著道：“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翻成白話，就是這些姑娘們不唱舊日伶工的曲子，卻改唱老爺們的新曲子，讓老爺們在宴會的時節哈哈一笑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