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很明白的。雖同是詞調，一種聲詞不密合的齊言式，即詩式，叫舊體；一種密合的長短句式，叫新體。在苕溪漁隱的時候，舊體的詞調隻剩得〔瑞鷓鴣〕和〔小秦王〕了，而〔小秦王〕又必須雜以虛聲方才可歌。那麼，李太白的時候怎麼樣呢？可以想像得到。即是那時有了〔菩薩蠻〕或〔憶秦娥〕的曲調，而他會不會做像現在所傳平仄四換韻的〔菩薩蠻〕，句度參差的〔憶秦娥〕呢？我想也是不大會的。
再看前引《碧雞漫誌》卷一之例，王灼的話也很明白。李白做的《清平調》，就性質論，的確是詞非詩；就形式論卻像詩，不像後來句度參差的詞；所以他說：“詩中絕句定為歌曲。”即用他所舉的詞牌來說，如〔浪淘沙〕原是七言詩體，而南唐的長短句式便是後起。〔楊柳枝〕原是七言詩體，而《花間集》所收多三字句的另一體便是後起。從這些來推論，李白當時果真依著〔菩薩蠻〕的調子做了一首樂府（假定已有這曲調)，我們今日看看，也不過是一首五言詩或七言詩罷了，正如〔柳枝詞〕，雖叫它做“詞”，我們都當作七言絕句讀是一樣的。
（三）從太白的生平來看，卻很難說了。說李白做過這些詞，果然沒有證據；說他不曾做呢，也同樣的沒有。然而曆來的人有主張太白做的，甚至於說非太白不可的，有主張非李白做的，各據一說。大約主張正麵的，偏重在李白跟詞曲的關係。他曾做過著名的《清平詞》三章，又他的絕句非常出名，而唐人樂府本以絕句為多。因有這些關係，講詞曲的人每喜歡把這兩首詞拉到李太白身上，說什麼“百代詞曲之祖”，“可關千古登臨之口”，從黃叔D到王靜庵都這麼說。認為不是李白做的，側重他跟古詩的關係和他平素對創作的主張，所謂“恥為鄭、衛之作”李陽冰《草堂集序》，見王琦注本《李集》卷三十一。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說：餘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即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為，寧屑事此。
因而牽連到評價上，便是：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颯，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均見卷四十一，《莊嶽委談》下。）誰是誰非，不是片言可決，明代詩人本有複古一派，胡氏的說法自屬於這類。我以為李白即使有複古的主張，亦不必妨礙他作詞，安見其“鄙”，又安知其“不屑”。況且李白是否當真的主張複古也正有問題，已詳另文。再說，《花間集序》說詞之緣起，先李白，接著便是溫飛卿，唐代詩人中隻提出他兩個。就算他倆為詞曲之祖也未嚐不可以吧。明人主觀地、片麵地來作判斷是不妥當的。
但即使肯定李白跟詞曲創始的關係。也不必因之肯定〔菩薩蠻〕、〔憶秦娥〕跟李白的關係。如《清平調》三章，難道不可以算詞嗎？本文並非泛論詞曲的來源等等，不過試辨兩作之真偽而已。
上文多談〔菩薩蠻〕。這裏且說〔憶秦娥〕這詞牌，據傳說也在中唐才有沈雄《古今詩話詞辨》上卷引《樂府紀聞》曰：“相傳文宗宮妓沈翹翹……文宗選金吾秦誠聘之，出宮。誠後出使日本，翹翹製曲曰〔憶秦郎〕，即〔憶秦娥〕也。”按：此說亦姑備異聞，殊不可靠，既名〔憶秦郎〕，何以“即〔憶秦娥〕也”？
而且《尊前集》已龐雜地收了李白詞十二首，其中偏沒有這一首。所以它的屬於李白，可信程度更較〔菩薩蠻〕要差些。從它的內容卻反映了一些政治情況，跟李白的身世可比較一下。引劉熙載《藝概》的話：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足抵少陵《秋興》八首。想其情境，殆作於明皇西幸後乎。（《詞曲概》）其他如王昶《國朝詞綜敘》說：“太白之‘西風’二句，《黍離》‘行邁’之意。”張德瀛《詞徵》卷一：“如李太白‘漢家陵闕’，《兔爰》傷時也。”不論它像少陵的《秋興》，或《詩經》的《黍離》、《兔爰》，他們總以為是天寶後之作。考太白生平，據王琦注本所附年譜，太白自天寶三載以後即未再到長安，王琦所謂“計太白在長安不過三年”是也。〔憶秦娥〕一詞雖有“灞橋”、“樂遊原”、“鹹陽古道”等地名，而故宮禾黍西風，亦可出之想像。但考天寶至德之間，太白方浪跡江湖即入永王幕中，闖了一場大禍，隨後係獄流夜郎，在這種境況下還有那閑情別致創作新體詞，似不可信。
〔憶秦娥〕一詞是泛言或專指，即目或想像，又是否反映了唐代的動亂情形，有《黍離》、《兔爰》的意思，這些題外的話，不必多說了。詞境如何，於詞的真偽的考證上，本來用處不多；何況還所見不同，人持一說，或曰“衰颯”，或曰“悲壯”，或曰“淒婉流麗”，更覺無所適從。我們到底看不出這兩首詞跟李太白的生平有什麼密切的關係。
（四）從他方麵關係來看，我們先說它對於後來的影響。李白跟詞曲有淵源，上文說過，假如〔菩薩蠻〕、〔憶秦娥〕為太白所作，則對於詞的發展方麵，在中晚唐之間應有兩種影響可以看出：（甲）在調法上；（乙）在風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