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立誌做濟世忠臣，決心成一番大事
在封建社會，如果希望做一名臣，或成就一番大業，除了必須具備過人的學識、能力外，對君主的忠誠也是至關重要的。為官者不僅要有廣濟天下的誌向，更要有良好的修養和恰當的處世態度，這些都是做忠臣、成大事的根本。
1 少年立誌，以天下大事為己任
有這樣一句名言叫“有誌者，事竟成”。可見誌向在一個人成長、成才的過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凡是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的人都在少年時代就確立了遠大的誌向，並一如既往地奮鬥終生。曾國藩之所以成為朝野矚目的重臣，也得益於早年以天下為己任的誌向。
19世紀的清王朝已經處在封建社會的末期。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之前，清政府統治下的中華帝國早已盛極而衰、危機四伏了。在政治、經濟、倫理道德等各個領域都出現了沒落衰敗的景象。更令人擔心的是，朝野上下的各級官吏對所處的困境毫不關心。即使少數有識之士發出了呐喊，從皇帝到各級官吏、士紳、百姓也麻木不仁。在學術界，熟讀四書五經求取功名的思想仍然控製著讀書人，文字獄依然讓知識分子謹小慎微，大多數知識分子都隻求在四書五經八股詩賦的“故紙堆”裏做學問、求功名，對時事不敢過問。道光年間，由於各種危機不斷加劇，清政府才逐漸打開言路，學術界的風氣逐漸改變，出現了部分關心時局、討論時事的讀書人。
嘉慶十六年，曾國藩生於湖南的一個中小地主家庭，此時正是清王朝由康乾盛世的頂峰走向衰敗的時期。此時的大清國各地農民起義接連不斷，威脅著清王朝的統治。清王朝的政治風氣也越來越萎靡不振，真正有治國才能的人寥寥無幾。這與嘉慶皇帝的好惡和各級官員的逢迎諂諛是分不開的。
《瞑庵雜識》有這樣一則記載：當朝的重臣曹振鏞晚年權傾朝野，為官之道更是令人“驚歎”。一門生請教做官的秘訣，曹振鏞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的確，道光即位以來，官場的風氣日見敗壞，各級官員以阿諛奉承為能事，正直的人士不為官場所容。有無名氏賦《一剪梅》予以諷刺：
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
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
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讚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
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諡文忠，也諡文恭。
事實也就是如此，曹振鏞是道光皇帝最信任倚重的宰相。他不學無術、目光短淺，隻知順應皇上的意思辦事，造成了道光一朝多數官員不思進取、敷衍度日。官吏以不負責任、圓滑應付、屍位素餐者居多，真正有用的人才遭到排擠和打擊，國事日見衰敗。太平天國起義爆發的主要原因就是貪官汙吏的巧取豪奪和橫征暴斂。再加上自然災害頻頻發生，黃河決口，淮水泛濫，百姓的生活日見貧困，不得不揭竿而起。在清帝國的外部，西方帝國主義列強開始了對華侵略，不平等的對外貿易使清王朝大量的白銀外流。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中國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太平天國運動又爆發了，而且愈演愈烈。內憂外患使得清王朝處於江河日下、風雨飄搖的狀態中。曾國藩所處的時代就是一個“亂世”，一個政治腐敗黑暗、經濟貧困落後、社會動蕩不安、天災人禍不斷、西方列強加深侵略的“亂世”。
曾國藩對自己所處的時世有清醒的認識。少年時代的曾國藩就有強烈的功名心。他的一位同鄉好友劉蓉說他“銳意功名，意氣自豪”。1838年，曾國藩殿試中進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舉考試的規定，三甲進士不能充當翰林，曾國藩深深為此感到恥辱。但曾國藩並沒有氣餒，反而加倍努力苦讀，終於躋身於翰林的行列，登上了科舉仕途的頂峰。在翰林院居官的十多年間，曾國藩除廣泛交結朋友外，仍然勤奮讀書，確立了“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人生誌向。為此，曾國藩把自己的名字子城改為“國藩”，有“為國藩籬”的含義。曾國藩堅信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國家的棟梁。他認為：“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意即有為百姓謀求幸福的願望，有振興國家、開創事業的壯誌。他對自己信心十足，“莫言儒生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傳統的儒家治國安邦的理想成為了曾國藩的人生理想，他時時刻刻提醒磨練自己，時刻準備著為挽救大清王朝的統治挺身而出，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
同時，曾國藩也意識到任務的艱巨性，要實現“匡時救世”的人生理想一定要有不懈的奮鬥精神和獻身精神。曾國藩熟知曆史，認識到古往今來的聖賢豪傑為了建功立業都有力排萬難的氣概。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由學問、閱曆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古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曆悔悟以幾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動忍！”等語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為近。子序笑應之。
顯然，成為一代聖賢是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的，為了實現“匡時救世”的目的和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沒有甘願奮鬥犧牲的百折不撓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正因為曾國藩有奮發進取的精神，並全身心投入到為實現抱負的奮鬥之中，他才最終實現了自己的抱負。他有一條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充分表達了他勇往直前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
2 目擊時弊，敢於直言進諫
進諫需要極大的勇氣，需要選擇恰當的時機和方式。曆史上既有鄒忌諷齊王納諫使齊國強盛的美談，也有比幹被剖心處死的悲劇。曾國藩關注時局並力圖改變時弊，是晚清官場上的有膽有識之士。
曾國藩在十年京官生涯中，以極大的精力關注和批評清末政治，顯露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君報國的忠心，謀求施展自身抱負的用武之地。
曾國藩早年為了科舉功名沉湎於四書五經的攻讀，對當時的政治局勢並不熟悉。
1842年到1851年，曾國藩先後擔任過翰林院侍講、侍讀和國史館協修。這些官職雖然地位不低，但沒有實權，依然以讀書提高修養為主，“儲才養望”而已。隨後他擔任過禮部、工部侍郎等職，情形與翰林大致相仿。
在這段時期，曾國藩以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關注時勢和社會狀況。在和師友通信討論學術問題的同時，也交換對時局的看法，以增進對現實政治真相的了解。第一次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促使曾國藩更加深入地研究現實，堅定他的政治抱負，決心擔當挽救清王朝的大任。
麵對鴉片戰爭以來全國各地人民群眾的反抗和鬥爭不斷湧現的情況，曾國藩焦慮不安，他十分清醒地意識到清朝政治的腐敗和官吏的昏聵無能，並對此提出了大膽的批評。他認為清朝政治腐敗、社會動亂的原因有以下幾方麵：
第一，官吏的橫征暴斂和貪汙腐敗
曾國藩認為自道光末年以來，中國從鄉村到城市，從內地到沿海，處處都呈現出動蕩不安的景象。究其原因，就是官吏的貪汙和殘暴。
曾國藩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初就指出：“今事以來，粵盜益複猖獗，西盡泗鎮，東及平梧，幾千裏中，幾無一尺淨土。推尋本原，何嚐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複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其最終結果就是釀成農民運動不斷發生，從而危及整個統治的安危。
第二，是非混淆，法度紊亂
曾國藩認為吏治腐敗和農民起義不斷爆發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整個國家和社會缺乏公正的法製和輿論環境，貪官汙吏沒有被繩之以法，反而逍遙法外；國家機構沒有對造反者進行有效地鎮壓，也沒有嚴格按照傳統的道德法則予以製裁。
曾國藩指出：“今日天下之變，隻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誌士賢人，撫膺短氣，奸猾機巧逍遙自得。”他對這種狀況痛心不已：“國藩入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模棱氣象，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園，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囷肝膽，又與掀振一番。”
麵對時局的艱難和人心的渙散，麵對法製上有法不用的混亂局麵，曾國藩感到憂心忡忡。
第三，世道人心冷漠無情、麻木不仁
曾國藩認為，這正是政治腐敗的關鍵，甚至比吏治和司法腐敗更為嚴重。他憤激地指出：
“竊嚐以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遲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歎者也！”
以上所說的情形絕不是偶然的，在官僚們身上體現得更加明顯和嚴重。
朝野上下的各級官吏，辦事敷衍塞責，得過且過，不求進取，甚至推過攬功。曾國藩認為這都是人心麻木不仁的表現。他一針見血地指出：
“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麵，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麵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
這一段話真實記錄了當時官吏腐敗的情景。曾國藩意識到了問題的症結所在和問題的嚴重性。
曾國藩在鹹豐皇帝上台之初就連上奏折，希望鹹豐皇帝采取果斷及時的措施，革除弊政，在政治上進行大的變革。然而大大出乎曾國藩意料的是，他遞上的奏折如同泥牛入海，根本沒有任何的回應。清朝的政局仍然在風雨飄搖之中。
1851年1月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爆發，太平軍勢力迅速蔓延，遍及東南數省。清政府派遣軍隊鎮壓，結果連連遭到失敗。
曾國藩對時局十分關注，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說：
“內度身世，即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觀鄉裏，饑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以籲於九閣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1851年4月，曾國藩再次上疏皇帝，提出裁減軍隊和加強軍隊訓練的建議，試圖從軍隊改革入手，開創全新的政治局麵。他這樣揭露清朝軍隊的腐敗狀況：“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遊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這樣的軍隊作戰能力低下，無法承擔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重任。他說：“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征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士兵一萬四千，聞竟無一人足用者。粵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
麵對這樣一種將不知兵，兵不能戰的局麵，曾國藩主張：“醫者之治瘡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量為簡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認為隻有這樣才能扭轉戰局。緊接著，曾國藩列舉了大量的事實說明“兵貴精而不貴多”的道理，提出裁減軍隊節省開支、提高士兵戰鬥力的建議。“但使七十一鎮之中有十餘鎮可為腹心，五十餘萬之中有十餘萬可為長城，則緩急之際，隱然可恃。”
按照曾國藩的計劃，如果這一辦法付諸實施，每年可節省餉銀一百二十萬兩。如果這筆費用用於救荒賑貧，可以大大改善社會的情況。然而，這次上奏和上次一樣，鹹豐皇帝並沒有采納曾國藩的意見。
與此同時，清王朝軍事上失利的消息不斷從廣西前線傳來。曾國藩對日益嚴峻的形勢感到憂心忡忡，也為自己的建議不受重視而感到憤懣不已，可謂“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為憤懣”。然而，“受恩深重，不能不報”，曾國藩懷著一片忠誠之心決定再次直諫。
1851年5月，他再次上奏疏。這封奏疏言辭十分激烈，將鋒芒直接指向鹹豐皇帝。其主要目的是指出皇上的“驕矜”之氣和批判朝廷阿諛奉承的不良風氣。
對於鹹豐皇帝，曾國藩認為他雖然天資聰穎，但“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恐一念驕矜，遂至惡直好諛”。
曾國藩的這封奏疏一是批評鹹豐皇帝注重小的細節而疏略了大的局勢，並指出對派往廣西鎮壓太平天國的人員安排有不當之處。例如臣下覲見皇上，該穿什麼款式和顏色的衣服，本有明確的規定，皇上卻不厭其煩反複過問，這是“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但“發往廣西人員不為不多，而位置之際未盡要善”。如姚瑩年近七十，在軍隊中具有較高的威望，僅“泛泛差遣委用，則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其地位不高，資望也很淺薄，但皇上委托其辦理糧草的重任，“難資彈壓，權分則易致牽掣”。
二是批評鹹豐皇帝注重文辭而忽視了實際。曾國藩指出，皇上繼位以來，多次表示要開言路求善言，對於所有大臣上奏的奏折，有較好建議的要給予獎勵。但結果“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即使獎勵了個別的大臣也隻是做做樣子罷了，毫無實際的效果。而且朝令夕改，譬如“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裏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為亂道之流”。這顯然是皇上“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
三是批評鹹豐皇帝自食其言、飾非拒諫、剛愎自用而不知悔改。曾國藩說鹹豐皇帝繼位以來，曾公開宣稱要“以用人與行政並舉”，但近來一改常態，堅持“黜陟大權，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參末議”。這是不守信用的表現。況且目前情勢緊急，廣西軍務大計皇帝一人運籌帷幄，臣下極少參與。即使一時取勝，上下則會“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之大懼也”。最後，曾國藩警告鹹豐皇帝說：“昔堯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舜與成王，何至如此？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曰覺其可憎，佞諛曰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慮，實類於此。”此疏一上，“鹹豐皇帝覽奏大怒，摔諸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幸虧有祁寯藻、季昌芝等人苦苦為曾國藩求情，曾國藩才沒有被從嚴懲處。
曾國藩的犯顏直諫惹得鹹豐皇帝大怒，但終歸是有驚無險，而且這使他聲名鵲起，朝野上下都對曾國藩一片好評。鹹豐皇帝本人深思熟慮後，也為曾國藩忠君的誠意所感動，後來降旨褒獎曾國藩，並命曾國藩兼署刑部侍郎。曾國藩在致弟弟的信中說：
“餘受恩深重，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進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要業，而絕自是之萌，此餘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於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餘區區之本意也。”
政治家的抱負和遠見在這些話中已經非常清楚明白。
金梁所撰的《四朝佚聞》敘及此事說：
“曾文正公國藩，以上聖德疏為文宗所特知，諭祁寯藻曰：‘敢言必能負重。’故其後遂倚以平亂。”
可見，在此次上疏中，曾國藩不僅表明了他的耿耿忠心，也顯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見解。
這次上疏對曾國藩個人的政治前途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當太平天國運動愈演愈烈時，清政府竟然找不到一個可用之人去平定叛亂，朝野上下一致想起犯顏直諫、希望有所作為的曾國藩。於是一介文臣曾國藩被委以重任，奉命組建軍隊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曾國藩終於得到了一展抱負的大好機會。
3 愛民體國，勤儉為官
“曆覽前賢家與國，成由勤儉敗由奢。”無論一家一國，克勤克儉都會興旺富裕起來，而懶惰和追求享樂隻會日見衰亡。晚清名臣曾國藩對清王朝和封建君主忠心一片，生活上克勤克儉，為官清廉，勤於政務，堪稱為政者的楷模。
曾國藩有這樣一種觀點：天子處理政務不一定要親力親為，但大臣一定要勤勉清廉，“餘謂天子或可不親細事，為大臣者則斷不可不親。”曾國藩為官多年，一生勤廉，可謂具體實踐了諾言。
“清、慎、勤”三個字自古被視為做官的準則。曾國藩也曾作了三字箴言以自勉。清字箴曰：名利兩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箴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
曾國藩詳細規定自己每天應該處理的事件，並常常在日記中反省督促自己。其中一篇日記這樣寫道：
“近日公事不甚認真，人客頗多，誌趣較前散漫，大約吏事、軍事、餉事、文事，每日須以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湊單微，以求進境，一日無進境，則日日漸退矣。以後每日留心吏事，須從勤見僚屬，多問外事下手；留心軍事，須從教訓將領，屢閱操練下手；留心餉事，須從慎擇卡員，比較人數下手；留心文事，須從恬吟聲調，廣征古訓下手。每日午前於吏事、軍事加意，午後於餉事加意，燈後於文事加意，以一縷精心運用於幽微之境，縱不日進，或可免於退乎。每日應辦之事，積閣甚多，當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了之。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積壓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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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在身強力壯之時，對幕僚幾乎沒有什麼依賴，“遇陳奏緊要之件，每好親為草稿，或大加削改。”到同治四五年間，盡管他“精力日減，目光逾退”，仍然“沿此舊習”。在晚年之後，尤其是由直隸總督改任兩江總督後，眼睛的視力大大減弱，“看文寫字深以為苦”，“其最要者，猶不假人”，仍然堅持親自處理重要的政務。
不僅如此，曾國藩還總結了一套處理政事的方法，他說：“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所謂經分就是條分縷析。一般的從政人員往往有這樣的體會：閑的時候無事可做，忙的時候焦頭爛額。當需要同時麵對許多事情時，要做到有條不紊，分清主次輕重，分清難易緩急。即使處理一件事情，隻要抓住主要的、緊急的一個方麵，其他的方麵就會迎刃而解。運用條分縷析的辦事方法，可以使人從容不迫且高效率地處理事情。
所謂綸合就是相互關聯。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世間萬事萬物都是相互聯係的，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但許多人卻看不到或不知道在實踐中的運用，辦起事來往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結果導致許多事情處理不當，陷入被動的局麵。因此在處理一件事情前，一定要三思而後行，根據事情的前因後果和相互影響做好計劃再行動。正如曾國藩所說：“大凡辦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彙之處。如果一個地方不通，那麼處處都會受到牽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