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詳思就是詳細思考。曾國藩辦事非常謹慎，通常是深思熟慮後再行動。他認為如果對所做的事情缺乏周詳的思慮，事情很難辦好，甚至出現功虧一簣或滿盤皆輸的結局。對文官的貪生怕死和武官的魯莽，曾國藩總是分別反複叮囑告誡。他還針對不同的情況思考問題。曾國藩有兩句話，說：“太平之世，出處防偷漏，售處防侵占。”“亂離之世，暗販抽散厘，明販收總稅。”這就把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情況都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具體詳細。
所謂約守就是遵守已經確立的傳統和原則。辦事要講原則，如果沒有原則，就失去了辦事的尺度，同時也失去了檢驗的標準。在官場上采取和稀泥和踩西瓜皮的辦事方式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會把事情辦得一團糟。例如曾國藩定下早起與幕僚一起吃飯的章程就是一個原則，不因為李鴻章是他的學生而網開一麵。有了原則就一定要遵守，不能使內外親疏有別。曾國藩嚴格要求自己，勤於政事，對部屬也要求嚴格，勉勵屬下的將領一定要“口勤”、“心勤”、“身勤”、“手勤”。
曾國藩不僅勤於政事，而且為官廉潔。對於錢財並不看重，一生崇尚節儉。曾國藩從30歲起，就立誓不依靠做官發財。1849年，曾國藩在給弟弟的信中說：
“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官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神明鑒臨，予不食言！”
曾國藩說到做到。在為官期間，他盡量避免官場上無謂的應酬，同時從不輕易接受別人的饋贈財物。
清朝官員薪金有限，接受別人的饋贈是一種不成文的慣例。據說紀曉嵐在擔任侍郎的時候揮霍無度，依靠他人的饋贈才能過年，一次，過年時有人忘記去紀曉嵐處饋贈物品，紀曉嵐就登門強索，一時在京師朝野被傳為笑談。饋贈的對象在京內為戶部尚書及肥缺部門的首長，在京外的對象是督撫和鹽使關稅首長等。曾國藩將這種饋贈稱之為“釣餌”，將來升官了必須要加倍“奉還”，不貪汙受賄是還不起的。
由於上述的原因，曾國藩斷不接受饋贈。所以他在擔任侍郎的時候，僅靠一年四百兩白銀的俸祿勉強維持生活，節儉度日。後來曾國藩雖然做了總督巡撫，仍然不改初衷，所穿的衣服比在京城時還要儉樸。他說：“從冬至夏，常有十幾萬敵軍環繞在祁門的前後左右，幾乎沒有一天不打仗，幾乎沒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沒有美食，夜晚常做噩夢。軍餉拖欠達五六個月之久，士兵的生活異常艱苦，我實在不忍心一個人過富裕的日子。所以近年來我不敢往家裏多寄銀錢，也不敢給宗族鄉黨一些潤澤，這並不是虛偽矯情，一則是因為我親眼看到士兵窮窘異常，二則是想到從高祖父、曾祖父以來，我家世代寒素，我雖然享受了祖上的蔭德，但我不想享受過多，以便為自己存惜福之心，為家族留不盡之澤。”
官場的風險是很大的，要想遊刃有餘並保官升官，自然需要機變和謀略，也即所謂的“官場術”，幾千年來，人們總結了一套套的“官場術”，雖然這些“官場術”並非對每個人都適用，運用這些“官場術”需要與之相應的機會和場景，唯有“勤廉”二字是一般的準則，正如趙鼎所說：“凡在仕宦，以廉勤為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長，固難勉強。唯廉勤二字人人可至。廉勤，祈以處己；和順，所以接物。與人和則可以安身，可以遠害矣。”
曾國藩自己生活節儉，而且嚴格要求家人，要求家人戒除貪婪和奢欲。曾國藩極其看重儉樸的家風，他認為“家敗離不得一個‘奢’字。”“觀《漢書·霍光傳》，而知大家所以速敗之故，觀金日磾、張安世二傳，解示後輩可也。”霍光是西漢的大將軍，總攬朝政達二十多年，他的兒孫及女婿無不享受高官厚祿，享樂無度，驕橫無禮，最後被皇上以謀反罪滅族，遭牽連被誅殺者有數千家。當初霍家生活極度奢侈的時候，茂陵有個姓徐的書生曾經說：“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徐生的話果然不久就應驗了。與霍光同時代的金日磾則十分注重自律和節儉，例如他見長子與宮人淫亂，就親手把自己的兒子殺死。皇帝賞賜給他的宮女，他也“不敢近”，非常謹慎。班固讚曰：金日磾“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曾國藩要求弟弟以霍光、金日磾等人的事例告誡後輩一定要戒奢戒驕，“庶幾長保盛美”。
曾國藩認為：“居家之道，唯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為要義。衣服不宜多製，尤不宜大鑲大袞，過於絢爛。”他自己所穿的衣服十分簡樸，布袍鞋襪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兒媳婦親手製作的。日常生活也很簡單，早起晚睡，穿布衣吃粗食，每餐僅有一道葷菜，隻有當客人來的時候，才增加葷菜。
曾國藩擔任大學士後仍然生活簡樸，故時人略帶詼諧地稱曾國藩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葷”也。在曾國藩30歲那年，他添置了一件青緞馬褂，但平時不舍得穿，隻是在慶賀及新年的時候才穿，這件衣服藏了三十年之後如同新衣一樣。曾國藩幽默地說：“古人雲：‘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視之，衣亦不如故也。試觀今日之衣料，有如當年之精者乎？”
曾國藩的小女兒崇德回憶說：曾國藩在江南總督署任職時，李鴻章請曾夫人和兩個小女兒吃飯，兩個女兒僅有一件綢褲，相爭至於哭泣。曾國藩立即安慰道：“明年若繼續任總督，必為爾添製綢褲一條。”當時崇德年幼，聽到曾國藩這樣說，竟然一下子破涕為笑。
此外，在操辦兒女婚嫁上曾國藩也非常注重節儉，例如曾國藩在嫁長女時，陪嫁的費用不超過200兩白銀。以後遂成定製，直至嫁四女時，仍沒有增加毫厘的陪嫁費用。
崇德回憶說：“文正公手諭嫁女奩資，不得逾二百金。歐陽夫人遣嫁四姊時，猶恪遵遺法。忠襄公聞而異之曰：‘焉有此事！’發箱奩而驗之，果信。再三嗟歎！以為實難敷用，因更贈四百金。”嫁女兒這樣節儉，娶兒媳婦同樣如此。
曾國藩在鹹豐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寫道：
“是日巳刻，派潘文質帶長夫二人送家信，並銀二百兩，以一百為紀澤婚事之用，以一百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間，曾國藩已經功成名就位極人臣，而且年近七旬，卻依然節儉。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李翥漢言，照李希帥之樣，打銀壺一把，為燉人參、燕窩之用，費銀八兩有奇，深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員亦多窮困，而吾居高位，驕奢若此，且盜廉儉之虛名，慚愧何地！以後當於此等處痛下針砭。”
“餘蓋屋三間，本為擺設地球之用，不料工料過於堅致，簷過於深，費錢太多，而地球仍將黑暗不能明朗，心為悔慊。餘好‘儉’字教人，而自家實不能儉。傍夕與紀澤談，令其將內銀錢所賬目經理，認真講求儉約之法。”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國藩移居翻修過的總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園遊覽時，花園的工程正在趕辦之中。遊觀後，他感慨頗多，認為享用太過。如此克勤克儉的封疆大吏真是世所罕見。
同治六年，曾國藩的弟弟曾國潢在家鄉為他整修“毅勇侯第”，花費很多，曾國藩十分反感。他在二月初九的日記中寫道：“是日，接臘月廿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費如此，深為駭歎！餘生平以起屋、買田為仕官之惡習，誓不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顏見人！平日所說之話，全不踐言，可羞孰甚！”而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的做法便與他有很大的不同，自攻下江西吉安、安徽安慶和江蘇金陵後，曾國荃每到一處便大肆搜刮民財，三次回家置田買屋。曾國荃在家鄉湖南興建的“大夫第”，長達一裏，房屋數百間，儲備了大量的金銀財物、名貴家具，在近世的官僚府第中是很少見的。因而曾國荃被人譏為“老饕”。曾國藩為此致信曾國荃說：“沅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友之譏菲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買犁頭嘴、栗子山，餘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功夫也。”曾國藩還規勸九弟：“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唯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餘近年專在此處下功夫，願與我弟共勉之。”
曾國藩一生反對貪婪和奢侈。他說：“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欽，到處人皆敬重。”他還說：“蓋凡帶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餘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風示僚屬，即以此仰答聖主。”“不貪財、不苟取。”是曾國藩一生堅信的為官原則，“勤於政事，清廉自守。”是曾國藩一生的生動寫照。
4 公而忘私，先有國後有家
曾國藩由學入仕，作為滿清王朝的一名漢族官員，真正做到了不辭勞苦、勤於政務，以朝廷和百姓為重；忠於朝廷，大公無私。當然，清朝也沒有虧待曾國藩，給了他諸多殊榮。
在官場上，自古以來貪官汙吏就為數不少，但不能否認也存在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清正廉潔、為民請命的官員。
1849年2月，曾國藩榮膺禮部侍郎，從此仕途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見了曾國藩，對他進行了一次深入的教誨。兩天以後，曾國藩開始赴任視事。禮部在六部中屬於清要部門，大小瑣事仍然繁多。作為禮部侍郎的曾國藩，他的屬員就有百餘人。除了感到公事繁忙外，曾國藩的應酬私事也很多，他幾乎沒有一絲的閑暇。
父親曾麟書為曾國藩擔當大任而興奮不已。但曾麟書也很了解曾國藩的脾氣性格，他唯恐曾國藩有什麼差錯貽笑大方，立即給曾國藩寫信一封，諄諄囑咐：
“官階既高，接人宜謙虛，一切應酬，不可自恃。見各位老師，當安門生之分。待各位同寅，當盡協恭之誼。至於同鄉官如何子貞，爾請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壽序，寫作俱臻絕頂，有此學問，品行必端，爾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輩已外陝西巡撫，爾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過其地，他待爾極好，並受其指教，受益最大。他現督兩江，每年必以書信問候而已；若有人幹以私情，宜拒絕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盡厥職，毋少懈怠已耳。”
其實，曾國藩自讀書之日起就懷著匡濟天下、公而忘私的理想和抱負，在實踐中他是這樣做的。曾國藩不但自己這樣做，也以此訓導自己的子侄和學生。在他的帶動下，曾氏兄弟和門人都投入了維護滿清統治的鎮壓太平天國戰爭。
1858年11月，太平軍陳玉成部攻打曾國華、李續賓的湘軍大營，一代悍將曾國華、李續賓戰死。曾國藩對於曾國華、李續賓的戰死疆場感到萬分痛心。他在家書中表示一定要為曾國華作哀辭、墓誌，並建議曾國荃作文以抒其意。重要的一個理由是曾國華舍身保家衛國，死得十分慘烈，因此他要為弟弟立傳揚名於天下。
禍不單行的是，四年後曾國藩的小弟弟曾國葆病逝軍中。對此，曾國藩的心情更加悲痛，不僅親自為其撰寫墓誌銘，還寫了一副情意深切的挽聯：“大地幹戈十二年，舉室效愚忠，自稱家國報恩子；諸兄離散三千裏，音書寄涕淚，同哭天涯急難人。”曾國藩的兩個弟弟接連死於軍中，有人發出“舉室效愚忠”的慨歎，但曾國藩認定急國家之難是最大的公和忠。在曾國葆病死的同年四月，曾國藩致信告誡初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說：“吾輩當為餐冰茹蘖之勞臣，不為腦滿腸肥之達官也。”
5 顧大局息事寧人
在某些情況下，當大局麵臨困難的時候，為了支撐大局可以采取忍讓的態度，以息事寧人的方式避免矛盾的激化，使事情逐漸改觀。
曾國藩在與太平軍鬥爭的過程中深刻感到麵臨的最大困難不是太平軍，恰恰是清政府在政治、軍事與財政各方麵的矛盾和弱點阻礙了與太平軍作戰。其次，就是湘軍缺少戰鬥經驗。因此，在湘軍組建最初的六七年中曾國藩僅僅為自己建立了一點聲望，但遭到的來自各方麵的挫辱和打擊也是常人難以忍受的。在這種境遇下，曾國藩能夠立足並逐漸壯大，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寧人，以大局為重”的處世哲學的結果。
1858年6月，曾國藩在家鄉休整後再度出山，於江西領導湘軍作戰。湘軍在江西雖然作戰勇猛，然與各地鄉團不和睦，常常被鄉團截殺，有時甚至數十數百地被消滅。更為不利的是，軍中時逢疫病流行，軍士紛紛患病。曾國藩來江西深感諸多問題難以解決。9月間，安徽的敗訊傳來，湘軍的精銳力量李續賓、曾國華在三河鎮被陳玉成擊敗，幾乎全軍覆沒，官兵陣亡達到六千餘人。景德鎮一帶的湘軍也遭到了連連的失利。幸虧左宗棠等人大力挽救才基本穩定了大局。
這時的曾國藩忽而奉命援浙，忽而改令赴閩，時過不久接到援助安徽的命令。在石達開率太平軍由湖南進入四川的時候，朝廷又命曾國藩赴四川夔州扼守，但同時又命曾國藩分兵協防湖南、安徽。可謂朝令夕改，這使得曾國藩感到無所適從。但曾國藩知道自己沒有固定的地盤，隻好委曲求全，精神上感到極大的痛苦。可見，息事寧人的處世哲學雖有其益處，但也要付出極大代價。
1861年8月，曾國荃率兵攻下安徽的軍事重鎮安慶，千裏長江一帶已完全在湘軍的掌握之中。曾國藩準備分兵三路，占領江浙地區，給日漸衰微的太平軍致命一擊。
然而，曾國藩所麵臨的困難同樣很多。和他親密合作的湖北巡撫胡林翼因積勞成疾病死，這使得曾國藩失去了一個最有力的合作夥伴。曾國藩異常悲痛，為之徹夜不眠。
在三路東向的大軍中，隻有曾國荃一軍始終聽命於曾國藩。李鴻章與左宗棠兩路都時時表現出不合作的態度，有時不聽調遣，使曾國藩大傷腦筋。曾國藩依然是采取息事寧人的處世原則，沒有激化矛盾。
前線的戰況也不利，曾國荃圍攻金陵的軍隊開始出現軍心渙散的情況，再加上軍餉時有拖欠，曾國藩終日憂心忡忡，寢食難安。
在同治二三年間，金陵城外的湘軍，由於缺乏軍餉，甚至到了每天喝稀飯度日的程度。幾個月不發餉更使士兵怨聲載道，曾國荃也感到那些家鄉子弟兵難以約束。個別的士兵把營官捆綁起來索要軍餉，搶掠平民、奸淫婦女的事件不斷出現。由於拿不出糧餉來滿足士兵的要求，曾國荃也感到十分為難，對上述情況隻好聽之任之。消息傳到曾國藩處，曾國藩一麵擔心弟弟的病情加重，無法約束隨時都有叛變可能的湘軍；一方麵麵臨著清廷的猜疑和言官的謗劾紛至遝來。
當時湘軍缺餉的情況在各大部隊中都十分嚴重。曾國藩的身體本來就比較虛弱，麵對這樣的混亂情況，病情更加嚴重，不時出現嘔吐、牙痛和頭腦暈眩、手腳抽筋的症狀，隻好奏請回家調養。
曾國藩曾說：“困心恒慮，正好磨練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嚐謂餘歎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這句話切實體現了曾國藩在內憂外患的艱難境況下的一種息事寧人的處世觀，為了苦撐大局，曾國藩隻得如此了。
6 天道酬勤，勤可成事
一個人無論其資質平庸還是聰穎，無論其家境貧寒還是富有，都不是影響一個人前途與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天道酬勤，因此，人生要義，應該以勤為本，勤可養生，勤能補拙。
孔子反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生態度。孟子將四體不勤之人視為不孝之輩。曆代家訓中有一個共同的重要內容，便是“勤訓”。
曾國藩說“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勤者做起事來不懈怠、兢兢業業，堅持不懈。因此，勤可生“敬”，即恭敬他人之意，“敬”則生“謙”，即小心恭敬之意。所以，曾國藩把“勤、敬、謙”相提並論。
曾國藩寫過一篇“習勞而神欽”的文章，他說：“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為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他提到了勤不但可以興家辦事，還是一種養生之法。他說“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惰是惡行、疾病的根源。“勤者，逸之反也”，“勤，所以儆惰也”，“勤”可以克服懶惰。
一個人如果貪圖安逸，不經常活動，抵抗力就會大大降低，就很容易生病。而勤勞卻可以鍛煉身體，減少疾病。勤勞也可以鍛煉人的意誌、毅力，也可以使人獲得放鬆，覺得愉快，所以曾國藩稱勤是生動之氣，惰是衰退之氣。他認為，一個人如果貪圖安逸，說明此人沒有遠大的理想，也沒有為實現理想而努力的意誌。
宋代名臣真德秀這樣說過：“蒞事以勤。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嫻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為官者隻有勤於政事，才能造福於民，若是懶惰懈怠，必然會使民受其弊。曾國藩說，居官應以“勤廉明恕”四字為本，其中“明”字受到先天因素的影響較大，而其餘三字則由勤奮學習而致。
曾國藩曾經總結出為人、用兵、治家、居官的失敗規律，他認為，這幾方麵的失敗皆與“惰”有關。他說：“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人敗離不得個‘逸’字”；“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傲為凶德，惰為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他認為導致居官失敗的首要因素就是懶惰。他讀完汪輝祖的《學治臆說》等書，非常佩服，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深切感觸，他同意汪輝祖的觀點，認為為官應以勤為首，要克製自己的惰性。
曾國藩認為，勤可正己，也可率人。吳汝綸是曾國藩的四大弟子之一，經常伴隨曾國藩左右。後來，吳汝綸出任知州，曾國藩教誨他說，居官之法不外“勤慎”二字，“勤”字以親理細事為先，可以減少疏失。而李鴻章卻告誡吳汝綸說，為官不必親理小事。曾李二人在此處的觀點截然相反，吳汝綸比較二人的優長，覺得曾國藩說得更有道理，於是按照曾國藩說的去做，可是堅持了幾天就有些受不了，親理細事，勞心勞力，確實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因此，他更加佩服曾國藩。每當一位新官上任，曾國藩都以“勤”字相誡，朱品隆新任管帶，曾國藩就告誡他說：“吾不僅願將成一顯宦，實願該將做一好人。行己以‘勤’字為本，治軍以愛民為本，自日日長進而不自覺也。”副將胡暉堂奉命統領湘前副右營時，曾國藩告誡他要認真整頓營務，從“勤廉”二字入手。
曾國藩認為，人生第一要義就是“勤”，它是修身、齊家、為官、治國、平天下的前提。他把對“勤”字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說：“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勤奮，一切無不可為，不勤則會一事無成，還可能會引致災禍。
在治學方麵，他把勤放在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他把治學為人之道概括為八個字，即“八德”：勤、儉、剛、明、孝、信、謙、渾，後來他又把這一順序作了一些改動，但是，“勤”依然列於首位。他認為，治學方麵除“勤”之外別無他途，勤奮方能有恒，才能點點滴滴，堅持不懈。他勤奮讀書的習慣即使在從軍之後仍舊沒有改變，他經常教導部下將士說：“‘勤’字之義，在於平日勤加訓練，勤於治事，稍有餘暇，則讀書不輟。”他手寫居官三箴，為“勤”字寫了四句注腳：“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這四句話也是他一生勤奮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