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個資質一般的人，但是通過勤奮努力的學習和積累，可以實現自己的誌向。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強調了勤奮的重要性：“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則妄矣。”意思是說，還沒有下到功夫，就想求得效果，這種想法是不切合實際的。天資一般的人若是能做到勤奮，就可以與天資好的人相抗衡。隻要勤奮，以勤養身，持之以恒，不知不覺中就逐漸具備了遠非僅靠天賦或聰明而能得到的某種地位、某種資源，以及某種能力或成就。
曾國藩對為學的要求十分嚴格，強調讀書勤奮，平時決不能敷衍了事，淺嚐輒止。曾國藩曾經這樣告誡家人：“兒侄輩總須教之讀書，凡事當有處理。宜令勤慎，無作欠伸懶漫樣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唯澄弟較勤，吾近日亦勉為勤敬。即令世運艱頓，而一家之中勤則興，懶則敗，此乃一定之理，願吾弟及吾兒侄等聽之省之。”除了做到勤之外，他還反複告誡他的子弟，為學必須靠平時的積累，因為知識積累得多了，自然就能融會貫通。
曾國藩出生於一個普通的農家，曾家近百年未出現高官顯宦，曾國藩的天資也非絕頂聰明，但是靠著自己不斷地勤奮努力，他取得了很大的功勳，可以說，他一生的成就全是“勤”字所致，這不僅與曾家勤儉的家風有關，更重要的是曾國藩自身修養的結果。
在曾國藩統領湘淮兩軍時，他還主管江南數省軍政，他的公務非常繁忙，但是在那樣繁重的工作中，他仍然可以擠出時間來看書，仍然堅持每天讀書寫字。奏牘、書信、家書、批文、日記，幾乎都是他親手所寫或刪定，他寫的家書可能是古往今來最多的。自從向倭仁學習寫日記後，他記日記的習慣一直堅持到去世前，且幾乎從未中斷過。他的日記也有幾種，僅留傳下來的就有一百萬字之多，他所寫的奏章、批牘更加不可勝數。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詩數首，文章十多篇，有很多精辟見解，是傳世不朽的佳作。
曾國藩認為，勤是慢慢養成，並且要一直堅持下去。他的一生貫徹一個勤字，晚年幾乎雙目失明時，仍手不輟書，當他已經成就大事後，仍期望自己成為“立言之人”，並為此而努力不懈，直到病逝。
通過對曆史的仔細研究，曾國藩認識到，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應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而當時的清朝正處於動蕩不安的末世，曾國藩把自己比作扶危救難的英雄，他認為隻有勤奮才可能完成平定天下的誌向，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他這樣寫道：“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吾兄弟但在‘積勞’二字上著力，‘成名’二字則不必問及，‘享福’二字則更不必問矣。”
為了實現平定天下的宏圖大誌，曾國藩勞心勞力，以一“勤”字終其身。每當出現不勤奮的時候，他也會深刻反省，並且痛加改過，因此，他經常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的自責。從曾國藩一生做事風格可知，“勤”字是他成功的主要秘訣。
曾國藩認為勤奮沒有極限，也可以積少成多，不僅可以鼓舞士氣，還可以振作精神。他說，辦事之道，以五到為要，這“五到”為：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者，如做吏則親驗命盜案，親巡鄉裏，治軍則親巡營壘，親探賊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理其緒而分之，又比其類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也；手到者，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囑也。”後來曾國藩又總結出了“三勤”。這“五到”、“三勤”是曾國藩對勤字的深刻體驗，也是他居官從政中的辦事風格。能夠做到“五到”、“三勤”並不容易，除非有強大的毅力和堅定的誌向，否則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在治家教子上，曾國藩更是不厭其煩地強調“勤”字。他在信中曾對兒子紀澤說：“我們大清朝世代聖主相承，一直都是寅正時就起床，至今二百年未改。我們家從高祖、曾祖時就代代早起，我曾見過曾祖父竟希公、祖父星岡公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寒冷的冬天起床後約一個時辰，才看到天亮。我的父親竹亭公也是天剛黎明就起床，有事時則不到黎明就起床，而且每天夜裏都必定要起來查看一二次不等。這是你們都曾親眼看見過的。我近來也是黎明就起床，想努力繼承先人的家風。你既然已經年過二十，並且業已娶妻成家，就應當以早起床為第一要務。不但要自己身體力行，同時還要教導新媳婦身體力行。”在曾國藩的傳世作品中，家書的影響最大，其中包括了修身、處世、齊家、治國等多方麵的智慧，但最核心的是一個“勤”字。
勤能夠彌補先天的許多不足，使人增長知識，廣博見識，積累經驗。曾國藩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提出“勞則善心生，佚則淫心生”，“百種弊病皆從懶生”，這些都是他親身體驗的結果，也是他人生智慧的總結。
7 積極進取無不成之事
曾國藩曾經這樣說道：“凡人做一事，需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想那山。人而無恒，終身一無所成。我平生坐犯無恒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
一個人能否有所成就，關鍵在於他是否能夠做到“恒久”，曾國藩提出“天道忌巧”，意思是說，隻要能不斷努力、積極進取，就可以實現自己的目標。他曾經引用理學大師倭仁的話說：“沒有間歇是最難做到了，就是聖人那麼偉大純正也從不停止進取。顏回三個月沒違師命，這一點很不容易學。像日月那麼至高至潔，也並非所有聖賢都能企及的。”
曾國藩出身於一個處於統治階級下層的中小地主家庭，因此，他的救世人生哲學觀非常突出，這也是他“苟能立誌，何事不可為”的思想的核心。曾國藩一生以“敬德修業”四個字來不斷勉勵自己，督促自己去積極地思考，積極地去做事，以求取每一次進步，當然，這四個字也是曾國藩不斷提高自我修養的座右銘。
積極進取是一種耐力與意誌力的體現，一個人無論如何偉大，相對於奔騰不息的曆史而言，總是渺小的。一個人不可能一生都是一帆風順，出現逆境在所難免。對待逆境，不要逃避現實，既不要做以卵擊石般的無謂犧牲，又要有堅忍不拔的意誌，懂得積極進取。
曾國藩說：“我在《雜著》中專門引用《周易》的‘否卦’，我對這一卦的卦辭有不同於常人的理解：事業得不到發展，道路閉塞不通，是因為行為不正的奸佞之徒當道而造成的。奸佞當道，道德高尚、堅守正道的人是吃不開的。這種時刻，做什麼事情總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
奸佞當道，小人得勢，不會政通人和。正派而能幹的人很難展示才幹、發揮作用；如果直言或試圖有所作為，不僅無濟於事，反而會遭受陷害。大的方針政策不能變動，隻好在具體工作的小地方做些補救。損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一味順從，人成為逆境的奴隸，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處境，更談不到有所為了。
兩軍對峙勇者勝，兩軍相持久者勝。曾國藩說：打持久戰最忌諱的是“勢窮力竭”。其中，力是指將士的精力，勢是指大局以及整個作戰計劃。意思是說，隻要堅持下來，就有抗衡的機會，積極進取的同時，要注意等待時機。
曾國藩從“湘軍首領”到“中興之臣”，可以說是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大業，這與他不斷進取有很大的關係。在曾國藩身上，特別體現出一種自我修養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說：“吾人隻有敬德、修業兩事靠得住。敬德，則孝悌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做主。”
他還這樣講道：“遇逆境，須有誌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橫意，大加臥薪嚐膽之功，切不可固憤廢學。”他把學習作為提高個人修養的基本要求，並且要求子孫後代不可拋棄積極進取的精神，要有誌、有恒。
曾國藩非常注重自己的“敬德修業”，並且把“敬德修業”看做是每日有所進步的必要基礎，這也是一種積極進取的表現。他希望“德業並增”，這是他人生之所以進取的重要原因。他認為，要實現“敬德修業”的遠大抱負，就必須付出艱辛的勞動。因此，他主張：“聖賢之所以為聖賢，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
曾國藩認為，若想成為成功者，就要“敬德修業”，積極進取，因此，沒有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精神是難以成就一番大事業的。人生的進取，是從“學問”兩字開始的，隻要能夠堅持下去，閱曆就會逐漸廣博，漸習漸熟，就可以獲得成功。
積極進取是一種提升自我的動力，是人生修養中應該具備的一項基本要求，曾國藩就是在這樣一種奮發進取的思想基礎上，不斷完善自我，所以他終生都以全力為實現這個“敬德修業”的遠大抱負和人生目標而銳意奮鬥。
8 立誌當堅，持之以恒
“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誌是人生目標的決心和信念，它決定著人生和事業。一個沒有誌向的人，就會平庸一生，相反，那些誌向高遠，胸中始終懷有敬德修業之誌者，不僅可以幹成一番大事業，還會擁有一個充實的人生。
曾國藩說：“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隻要人肯立誌，都可以做得到的。”他堅信，人人可以為聖賢，於是，他給自己立下了“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的宏願大誌。他認為，君子當立誌於宏，脫於流俗。他將“立誌”看作人生成功的基點，因此才成就了驚天動地的事業。
曾國藩這樣說過：“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誌，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往，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誌向是人生價值目標的確立，是一種人生道路的選擇，會影響人一生的成就。遠大、堅定的誌向是人的內在精神動力。因此，為了實現自己的遠大誌向，應該具有堅韌不拔、堅定不移的精神。當自己的遠大誌向和現實生活產生矛盾時，就需要適時地做一些調整。乘興而立，遇阻而改，並非真正的人生誌向。
蘇軾說：“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韌不拔之誌。”誌向堅定不移，是催人奮發的動力。一旦立定了誌向，在人的整個生命曆程中，就須堅守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如果僅是隨興而發，時過誌遷，經常改變，就無法成為激勵人不斷前進的精神動力。
誌向是對人生目標與人生價值的選擇，是給自己劃定了一種人生境界，體現了一個人的理想，限製著一個人的人生道路與生活內容。誌向有大小之分，王夫之說：“誌不大則所成者小。”因為，“誌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小近之誌容易實現，會使人輕易處於滿足狀態，不思進取，而遠大的誌向便能不斷激勵著人們奮發向上、積極進取。
曾國藩作為一位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儒家道統傳承的自任者，他對誌向深有體會，他為了遠大的誌向而矢誌不移地努力，而且對其子弟、門生及同仁也諄諄教誨。他的成功是誌存高遠，堅定不移的結果。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讀書進仕是人們夢寐以求的。寒門庶子無權無靠，若想有出頭之日，大多會選擇讀書進仕這條通道來獲取進身官場的資格，也即“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社會底層的人通過讀書，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可以改變自己及家族的命運，“十載寒窗，一舉成名”，上可追封祖、父，下可蔭庇妻、子，真是一舉成名天下知，從此開始了別樣的人生。
曾國藩曾說：“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明者。”在曾國藩的青少年時代，曾家是一個普通的耕讀之家，生活雖日漸寬裕，但卻算不上是名門望族。因此，曾國藩從小就立誌，要發奮苦讀，求取功名。
他青少年時期刻苦讀書，為了考取功名，毅力堅定、百折不撓。在遠大誌向的激勵下，他從小便養成了認真讀書的習慣，而且他頗有才華。在他的弟弟曾國潢出生時，祖父即景命題《兄弟怡怡》，叫他作一篇八股文。年僅10歲的曾國藩，居然很快就作出來了，這令祖父非常高興，祖父高興地讚賞他說：“文中有性格，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
1833年，曾國藩23歲，他第一次參加科試就考中了秀才。全家對於曾國藩的功業早成歡欣鼓舞，高興萬分。但是，曾國藩認為，這離自己的遠大誌向還相差甚遠，他不想就此貪享安逸。小小的秀才是不足以使他沾沾自喜的，他決定繼續努力。為了自己的遠大目標，他不惜背井離鄉，繼續求學深造。
1834年，曾國藩進入湖南最高學府嶽麓書院讀書，是年鄉試，他得中第三十六名舉人。這年冬天，曾國藩獨自北上，等待參加次年春天的會試，遺憾的是，他沒有考中。當年恰逢皇太後六十大壽，便照例增加會試恩科一次，於是，他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參加第二年的恩科。
在京生活的這一年，曾國藩增長了許多見識，使這個生長在消息閉塞、文化落後的湖南的“寒門”士子大開眼界。在此期間，曾國藩不僅刻苦讀書、認真準備應試，而且對韓愈的古文產生了很大興趣，因為古文可以任意發揮見解，而八股文的限製較多，古文比枯燥的八股文多了一些生氣與意義。於是，他開始專研古文，並且從中獲得許多樂趣。
1836年，恩科再次報罷。兩次會試落第，對他來說也是一種磨練與打擊。曾國藩自知功力欠深，於是悻悻而歸，打算繼續苦讀書。擁有遠大誌向，卻沒有實現的機會，這經曆不僅促使他養成了刻苦讀書的習慣，形成了孜孜以求的品格，也使他養成了對曆史和古文的愛好，也為他更好地探討學術問題、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奠定了基礎。
1838年，經過了刻苦的學習與專研，曾國藩又到北京參加會試，這一次，他得中三甲第四十二名進士。此後，他參加了朝考，結果他的成績非常好，列為一等第三名。他的試卷呈道光禦覽之後，道光皇帝非常滿意，特別將他拔置為一等第二名。於是，他很幸運地被選入翰林院深造，當了庶吉士。靠著自身的勤奮努力、刻苦攻讀，曾國藩取得了進身資格，逐步進入了上流社會。
曾國藩在涉世之初，就顯示出了其處世之大端。他深受家風、時代之熏染，在父親曾麟書的耐心指導下，從小就養成刻苦讀書的習慣，直到他中了翰林以後，以致後來為官為相仍然一直堅持。他把握住自己的人生階梯，誌存高遠、刻苦自勵、百折不撓，也正是這堅定不移的誌向使他能夠在人世浩茫的迷宮裏找到通往光明的大道。
很多人到了翰林院，就不再用功讀書，隻消鑽營門路，或者做做詩賦日課，便坐等散館授官。曾國藩卻恰恰相反，在京十餘年，他的誌向更加堅定，經常勤讀史書，形成了一股“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誌氣。為此，他將名字子城改為“國藩”，暗寓“為國藩籬”之意。
關於為學之誌，曾國藩有這樣的見解：士人讀書，第一要有誌，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誌，則斷不甘下流。就是因為一直矢誌不移，曾國藩的學問功底造就了他“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曾國藩對待學問的態度非常堅定，他非常反對做學問趨時若鶩的做法，他認為，學問雖然要與時代合拍，但不能隨波逐流，沒有立場與根基。他說：“現在做學問的人，不把有利自己身心的作為要務，總是看到一時的風尚就湧了過去。要不了幾年，風尚又變了，又丟下現在研究的，去研究新的。像漢學、宋學、辭章、經濟，和那些隻是一門技藝的東西，都有自己的門派，輪流著興盛衰亡。探究它們的源頭，其實都含有聖人之道，如果一心想得到天下的讚譽，樹立永世不滅的名望，那麼卻恰恰喪失了自己的操守，成為社會的危害。”
對於讀書做學問，曾國藩不僅經常自省，還常常警誡後人不要“一心為這些奔波勞碌。”在給家人的信中，他這樣說：“我近日來讀書沒什麼收獲，應酬太多了，每天都顧不過來，真是令人討厭。”
由此可見，他讀書不趨時尚，而是“有定誌”。影響誌向實現的因素可能有許多種，但像曾國藩所說的“追風尚”的那種浮躁心理則是其中主要的一種，這會影響整個人生價值的實現。
“誌守一井，力求及泉”的做學問方式，也使曾國藩成為了學問上的“大家”。他認為，宋代的範仲淹就是一個始終堅信“一個人如果不能讀書，立大誌，即使吃飽喝足，生活舒適，也沒有多大意義”的好榜樣。範仲淹的家境十分貧寒，他上不起學，生活非常艱苦，但是他把這種艱苦當做一種磨礪，他可以“超我”地戰勝自己本能的需求和欲望，不管生活條件如何惡劣，範仲淹的誌向從來沒有動搖甚至改變。
關於修身之誌，曾國藩一生著力效法聖賢人物。他將中國幾千年來的思想家、哲學家、著作家、文學家重新評價，共得32人（實際上是33人），作成《聖哲畫像記》一文，並命兒子曾紀澤畫其圖像，懸諸壁間，作為終身效法的榜樣，使自己的人格更臻於完善。曾國藩從自身成就大事的角度，對立誌有獨特的闡述，他認為，立誌是一生的大事，不應少年熱血，中年凋零，晚景淒慘，而要有矢誌不渝的精神。
關於人生之誌，曾國藩有從“雉卵變蛟龍”到“國之藩籬”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鏟不平”的豪邁，因而他被稱為“中興名臣”。
曾國藩認為，凡做事，都要有誌向。人生當有人生之誌，為學當有為學之誌，修身當有修身之誌，無論何種誌向，誌向一旦確立，就不要輕易改變，要立常誌，而不是常立誌，否則，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心在搖擺，朝三暮四，見異思遷，或者人雲亦雲，這樣不利於自己目標的實現，這樣的人立誌不堅，最終也難成一番大事。
曾國藩認為，人生有了一個高遠的誌向，自己的一些行動，諸如或進或退，或去或從，或取或舍，都不失為高明之舉，成功之舉。但是，若無破釜沉舟之誌，則沒必要遠行百裏之外。王安石說：“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誌者不能至之。”的確，曾國藩一生不渝本誌的做法及以此對子孫的教育，使曾家後代多有所成。
曾國藩的一生的確是矢誌不渝地追求自己人生理想的一生。他繼承了中國曆代聖賢重“誌”的思想，堪稱“立誌”與“行誌”的楷模。這位出身湖南窮鄉僻壤的普通農家子弟，以自己的人生經曆，證明了“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隻要人肯立誌，都可以做得到的”的壯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