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廣交天下英才，提攜有為後輩
“眾人拾柴火焰高”，要善於依靠眾人的智慧完成事業，要善於交結誌同道合的朋友；不僅在自己未發跡時結交朋友，還必須善於發現人才，尤其是尚未飛黃騰達的潛在的人才。曾國藩以一介書生而能一呼百應、力挽狂瀾，與他廣交英才、提攜人才有直接的關係。
1 找有能力的貴人幫助自己
在一個人的一生中，結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結交到促進自己事業發展的朋友就更加重要了，這樣的朋友稱為“貴人”。貴人是事業發展過程中的引路人和指導者，在一定程度上說，選擇什麼樣的貴人決定著事業的興衰成敗。
在現代社會，交際的重要性已經無需多言。但如何結交朋友，尤其是當自己未發跡之時如何結交朋友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曾國藩在京師的發跡得力於師友穆彰阿的大力提攜。
穆彰阿，姓郭佳氏，字鶴舫，滿洲鑲藍旗人。進士出身，深得道光皇帝器重。曆任兵部、戶部尚書，後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爾後任協辦大學士、太子太保。
1836年，穆彰阿負責管理工部，並擔任上書房總師傅、武英殿大學士；兩年後，晉升為文華殿大學士。由此不難看出，穆彰阿的升遷之路較為通達，可以說是平步青雲。
後來有人這樣評價他：“居高位二十餘年，亦愛才，亦不大貪，唯性巧佞，以欺罔蒙蔽為務。”這一評價還是比較貼切的。
平心而論，道光皇帝是一位想做一番事業的皇帝，怎奈此時的清王朝已逐漸走向沒落。
鴉片戰爭前，英國的鴉片大肆橫行於中國的沿海內地，大量白銀外流，嚴重威脅清王朝的統治，道光皇帝決心禁查鴉片，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親赴廣東禁煙。
實際上，穆彰阿並不讚成林則徐的禁煙舉動。當鴉片戰爭爆發後，他窺知道光皇帝懼怕戰爭的心理，於是積極慫恿道光皇帝與英國人議和，並力勸道光皇帝罷免林則徐以減少議和的阻力。道光皇帝的好惡，穆彰阿都十分熟悉，並竭力順承皇帝的想法來討取皇帝的歡心。
所以終道光一朝，穆彰阿一直受到皇帝的倚重和寵信。自嘉慶朝到道光朝，典鄉試三次、典會試五次。大凡複試、殿試、朝考，沒有一次缺少穆彰阿的參與。
穆彰阿的門生舊吏遍布朝野上下，知名之士大多受到他的援引和提攜，一時形成很大的聲勢。
曾國藩參加科舉考試的老師即是穆彰阿，於是二人一直保持著師生的交情。由於曾國藩勤奮好學，又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幹，穆彰阿對曾國藩非常器重和賞識，處處予以關照。
1843年曾國藩參加大考翰詹，穆彰阿擔任總考官。考試完畢後，穆彰阿向曾國藩索要應試詩賦。曾國藩立即回住處將自己所作的詩賦親自送往穆府。這一次拜訪成為了曾國藩迅速升遷的契機。在未遇穆彰阿之前，曾國藩的官位一直沒有變動。
自結識穆彰阿後，曾國藩的仕途變得十分通暢，在短短的五年內由從七品躍為二品，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
清代文人徐珂在《清稗類鈔》中對曾國藩的仕途轉機做過如下生動的描述：
一天晚上，曾國藩接到次日召見的諭旨，遂連夜到穆彰阿家暫歇並討教晉見的秘訣，穆彰阿僅叫曾國藩多多留意。
第二天，曾國藩被帶到皇宮某處靜候，多時也沒有得到皇帝的召見，無奈白白地等了半天，曾國藩也不便發作，隻好再次回到穆府。
晚上，穆彰阿問曾國藩：“汝見壁間（白天被帶去的地方）所懸字幅否？”曾國藩確實見過，但並沒有留意，所以一時也答不上來。
穆彰阿悵然曰：“機緣可惜。”隨即躊躇了一段時間，穆彰阿召來自己的心腹仆從說：“你立即取紋銀四百兩交給某內監，囑他將某處壁間字幅秉燭代錄，此金為酬金也。”仆人連夜攜帶酬金送予太監，隨即將太監抄錄的壁間字幅再送給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國藩逐條背誦並爛熟於心以備皇帝垂詢。果然，次日晉見道光皇帝，皇帝詢問壁間所懸曆朝聖訓，曾國藩的回答令皇帝龍心大悅，曾國藩因而大受賞識。事後，道光皇帝對穆彰阿誇獎曾國藩：“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
縱觀曾國藩在京仕途升遷的原因，一是依靠自己的真才實學和踏實能幹，二是依靠師友如穆彰阿的大力提攜。如果沒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提攜栽培，即使曾國藩勤奮上進、聰明能幹，在十年之內連躍十級也是不可能的。
如何選擇自己的師友，這在曾國藩看來是個至關重要的原則問題，也是決定一個人在官場上能否成功的因素之一。曾國藩曾經說：有些人對人時信時疑、時明時暗，這樣的人決不能跟從。因為因疑而棄，因暗而忌的事情時常發生。如果那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因此，他提出“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的說法，並提出要選擇這樣的人引為同誌：一是意誌堅決，不為浮言所動，即“不隨眾為疑信”；二是有一定的領導才能，能夠打開局麵，即“初基不必大，然氣勢充暢”，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具有發展潛力。
2 選擇誌同道合的人做朋友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意即一個人如果沒有朋友，時間長了會變得孤陋寡聞，對自己的學問、修養、事業發展有極大的危害。選擇朋友也有很多的學問和技巧，選擇朋友不應該受到金錢名利、地位權勢的影響和製約，應該交結與自己有共同誌向和奮鬥目標的良師益友，相互學習砥礪，共謀大好前途。
曾國藩以自己的親身體會，生怕兄弟、兒子們認識不到朋友好壞對一生成敗的影響。因此有關擇交朋友的問題是他家教中一個經常性的內容。道光二十三年（１84３）正月十七日，他在給四個弟弟的信中說：
每個人都必須有老師。如果沒有老師，就不會產生敬畏之心……韓愈說：“好人不願與我交往，我要盡力向他靠攏；不好的人來拉攏我，我要斷然拒絕他。”一個人一生的成敗，都與朋友的好壞密切相關，不可不慎重對待啊！
談到交了好朋友對自己的益處時，他對弟弟們說：我小的時候天分不甚低，後來每日與庸鄙者混在一起，全無所聞，心竅被茅塞了很長時間。及乙未年到京後，才開始有誌學詩文並學作字的方法，但也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道有所說的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範、韓可學而至也，司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
因此曾國藩說，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不僅曾國藩個人得益於良師益友，其兒子曾紀澤的成長也說明了這一道理。
深受曾國藩推崇的清朝宰相張英的家訓《聰訓齋語》也曾提到了擇交的重要，其中說：
我立家訓，更無多言，止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嚐將四語律身訓子，也不用煩言多說了。雖是至為寒苦之人，但能讀書為文，必使人欽敬，不敢忽視。其人德行，也必溫和，行事決不顛倒，不在功名的得失，機運的早晚也。守田之說，詳見於《恒產瑣言》中。積德之語，六經、語孟、諸史百家，無非都是闡發此義，不須贅說。擇交之說，我親眼所見親身所曆，感受最為深切。那些品質敗壞之人如毒酒之入口，蛇蠍之螫膚，絕對不能改變，也絕對沒有糾正的說法，因此，它更是四者的綱領。
曾紀澤少年時的生活基本在北京度過，他自幼就對讀書學習產生興趣，這同父親及其友人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曾國藩以他在讀書仰望之地的京城“遊接名士”，訪求前輩，所結交的不少師友來影響自己的兒子曾紀澤：湖南同鄉劉蓉、陳源兗、郭嵩燾、袁漱六等人，都是早年知交，品行端謹，學風正派；名士吳延棟、歐陽兆熊、邵懿辰、何桂珍，國學造詣深，倡經世致用之說，與曾國藩交往頻繁；後學之士如江忠源，是曾國藩引為自豪的門生。許多江南寒士門生也常去探望他。他們來到曾家，從治學路徑到修身養性，無所不涉，談經論道的氣氛相當濃厚。曾紀澤潛移默化，從中受到了不少熏陶。
到曾紀澤稍微長大後，曾國藩有意識地培養他與大人交往，與那些有作為的人交往。在家書和日記中，經常看到曾國藩令曾紀澤設宴招待賓客的記載，這是給他與自己的幕僚、友人相結交的機會。因此之故，曾國藩死後，左宗棠、李鴻章、郭嵩燾等人與曾家少輩交往仍很多，而曾紀澤出任英法等國大使，就是李鴻章、郭嵩燾等人提名的結果。
在人生的關鍵時刻，有許多人是靠朋友的一臂之力而別開生麵，也有許多人在好朋友的感染下而走入人生正途。
人與人的交往不能是無功利的，但又不能是全功利的，尤其是交友。古人將“友道”列為“五倫”之一，說明它像倫常一樣，要講究一些基本的原則，包括不以勢相交。有的人往往“有用時是朋友，無用時如路人”，此非“友道”。還有的人當朋友“盛”時就往前靠攏，當朋友“衰”時就全當沒有這個人，這其實都是有欠厚道，亦非君子之交。
穆彰阿是曾國藩的老師，又有提拔之恩，鹹豐即位後，穆彰阿受到打擊，舉朝不與他來往，但曾國藩一如既往認這個師門。穆彰阿死後，曾國藩每次進京都要看望他的家人，兒子紀澤進京，也以此致囑。曾紀澤稱穆彰阿之子為“薩廉世叔”。
曾國藩與賀長齡既是同鄉、校友，又有師友之誼，賀比曾年長24歲，曾國藩赴京城趕考的時候，賀長齡曾寄過銀錢給予資助。曾國藩在信中感謝這位同鄉前輩對他的幫助，後來賀家衰敗時，曾國藩的兒子卻娶了賀的女兒，於是兩人成為了兒女親家。婚事未定之前，賀長齡因故被革職回籍，家道衰落。曾紀澤與賀女成婚之後賀長齡已不在人世。賀氏命苦，結婚不到一年半，又因難產身亡。
人生貴有恒，交朋友更貴長久之道。深受曾國藩影響的彭玉麟在致弟信中援引曾國藩的話說：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唯道義之交乃足與共患難，共安樂。”
然而怎樣才能使道義之交的朋友保持長久的情誼呢？這裏有一個在交往過程中主動與被動、親近與疏遠的關係問題。
曾國藩一再說：“友先貧賤而後富貴者，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而友欲疏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疏而我遂處其疏也。”
曾國藩的好友朱堯階雖然不能算是典型的“先貴而後賤”，但他與曾國藩相比，兩人的地位確實在他們相交甚厚的40年間發生了懸殊的變化，但曾國藩仍能“加其敬”。
曾國藩在京師時，他的幾個弟弟曾國潢、曾國荃、曾國葆、曾國華等，都先後當過朱堯階的學生。當時朱堯階家境因他的父親善於經營生意而漸趨富裕，曾國藩家則由於人口眾多，相比之下要比朱家經濟緊張一些。為了盡朋友之情，朱堯階時常慷慨資助曾國藩錢財，以使好友能安心科舉之業而無後顧之憂。據曾國藩在家書中說：“朱堯階每年贈穀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難為報，今年必當辭卻。”到曾國藩的幾個弟弟做朱堯階的學生時，曾國藩已是翰林院侍講官。這段時間裏，朱堯階與曾氏交往極其頻繁，情同手足。曾國藩的書信集中，第一篇就是他於１84１年寫給朱堯階的信。在該信中，他首先感謝這位友人為督教曾國荃等人而費盡心血，緊接著，曾國藩深切寄望於朱堯階好好讀書做人。也就在這一年，曾國藩為朱的父親寫了一篇充滿情意的壽序。
朱堯階與曾國藩之間的交情，並未因兩人後來地位懸殊而淡化，始終保持一種淳樸深厚的色彩。1863年，朱堯階60歲的時候，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在百忙之中沒有忘記老友的壽辰，特地從南京寄回壽聯一副：
“鐵杖寄懷二千餘裏，金蘭結契三十五年。”
並在此聯旁邊加上跋語：
“某某仁兄親家與餘交三十餘年矣，頃聞其六十壽辰，仿東坡壽樂全之例，寄鐵戒尺等物祝之。”
1871年，適逢曾國藩60大壽，朱堯階也寫了一副壽聯祝賀說：
“祝壽於四千裏外，挺生在五百年間。”
廊廟山林互相慶祝，一時傳為佳話。次年3月，曾國藩病逝於南京，朱堯階亦衰病於床笫間，但還是扶病撰寫了一副挽聯：
“海內論交從我始，江南遺愛在民多。”
半年之後，朱堯階也與世長辭了。
朱堯階與曾國藩這樣一種平凡而又深厚的友情維係40年之久，很自然地奠定了他們兩人之間結成姻親的感情基礎。1854年左右，曾國葆的過繼兒子、曾國潢的親子曾紀渠與朱堯階第二個女兒的親事，由曾國藩做主正式決定下來。從此之後，朱堯階與曾國藩兄弟的關係更加密切。
3 和有抱負的賢人聯姻結親
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國人都強調婚姻應建立在門當戶對的基礎上，甚至有人稱婚姻為“政治聯盟”。曾國藩與賢明的人士結成親家，這樣不僅為兒女日後的生活謀劃周全，也有利於兩大家族成員相互提攜，確保仕途通暢，一榮俱榮。
在曾國藩成大事的諸多方略中，通過聯姻的方式以厚結死力、擴張固勢是很重要的一條。本來，這在傳統社會中是司空見慣的事，甚至連皇帝家族也通過聯姻來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傳統中國最講究裙帶關係，這是文明不發達的表現。曾國藩雖然處於從傳統向近代的轉化時期，但他通過聯姻來擴張、鞏固自己的陣地，仍不失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國藩換過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劉蓉、羅澤南等人，後來都結為親家。
劉蓉是曾國藩的老鄉，是諸生出身，年少時，就曾同曾國藩、羅澤南一起講求程朱理學。稍長，與曾國藩共讀於湘鄉書院。隨後，又與曾國藩、郭嵩燾同在長沙切磋學術，關係極為密切，三人曾換帖訂交。他同曾國藩的氣質尤為相近，立誌要做建功立業的人物。曾國藩承認，自己學業的進步，離不開好友劉蓉的啟發幫助。
1852年，曾國藩為母在籍守製之時，清廷命他幫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事務，但他並不打算應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劉蓉和郭嵩燾的反複勸說之下才毅然毀棄前疏，出而視事。在此之前，劉蓉曾致書曾國藩說：“既已達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為心。”如果僅以“托文采以庇身”，則有華無實，舍本求末，人生的意義也就不複存在了。
作為一個文人士子，應以“救於治亂”為己任，以“以身殉國”為最終目的。在曾國藩應命出山之際，劉、郭二人也應其請出而助一臂之力，但與曾約定：“服勞不辭，唯不樂仕宦，不專任事，不求保舉。”曾國藩對劉、郭二人的人生誌趣非常欽佩，至交之情有時超過兄弟之情。三人這種相同的誌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們成為兒女親家的牢固基礎之一。
曾紀澤的元配夫人賀氏因難產死去整整一年之後，曾國藩親自托彭玉麟、唐訓方這兩位湖南老鄉為媒人，想把劉蓉的女兒繼配給曾紀澤為妻。他在給曾國潢的家書中，蠻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夠成功。過了一年多時間，即1859年11月，在曾國潢的主持之下，曾紀澤與劉蓉之女的婚事在家鄉高高興興地舉行。至此，劉蓉與曾國藩在朋友的基礎上又加進了兒女親家這一層關係。
《清史稿》評價劉蓉是“抱負非常”，“優於課略”，這是很準確的。曾國藩剛出山時，劉蓉寫信給他說：一個身居高位的人不僅僅在於自身做到“其廉可師”、“以身殉國”，而應站在更高更遠處考慮問題。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學那套大道理去身體力行，發揚光大於世，扭轉一代風氣，創造出豐功偉業。
曾國藩對於劉蓉的忠告和治軍、治國謀略之論，表示接受采納，並在後來的實踐中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後來曾國藩權勢日漲，湘人以從軍獲取功名為捷徑，劉蓉寫信忠告：此風不可長。並請曾國藩能從大局著眼，挽回此種風氣。當清王朝“中興”無望時，劉蓉又勸曾國藩激流勇退。曾國藩回信承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對官場卻很厭倦了。這說明劉蓉確實“優於謀略”。
曾國藩的另一個至交兼親家郭嵩燾是湖南湘陰縣人（今屬汨羅縣）。他18歲的時候就讀於長沙嶽麓書院，結識了劉蓉。因劉蓉是曾國藩的同鄉舊好，所以經劉介紹郭與從京城回到長沙的曾國藩相見，“欣然聯歡為昆弟交，以學問相切磋。”
如前所述，曾、劉都是“笑談都與聖賢鄰”、立誌要做建功立業的人物，但郭的誌向與他們有所不同。他的興趣專注於詞翰之美，也就是說一心要做一個真正的學者。劉蓉在一封信中說：曾國藩將來必定是一位建功立業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讀書人所能比擬的。而郭嵩燾學問不錯，有可能成為“文苑傳人”，郭終生明顯地體現出文人固有的氣質。盡管他在中進士、點翰林之後，也曾擔任過蘇鬆糧儲道、兩淮鹽運使、廣東巡撫、兵部左侍郎、禮部左侍郎、出任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職，但他的仕途生涯充滿著險阻，最終遭革職罷官，憂鬱老死於故鄉。
作為郭嵩燾的好朋友，曾國藩對郭的特長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確指出：“筠公芬芳悱側，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郭嵩燾喜議論，好批評，容易不滿現實，近似於屈原、賈誼式的不得誌而又不為當道所歡迎的人物，不是能夠替封建朝廷擔當匡扶社稷的“繁劇”之任的材料。曾國藩無愧為“知人之明”，郭嵩燾後來的遭遇的確證實了這一點。
盡管郭嵩燾與曾國藩誌趣不同、個性特征有異，但並不影響他們之間至交好友的關係。郭嵩燾曾兩度赴京會試於禮部，吃住均在曾國藩處。發榜之後，郭卻名落孫山，不無憂鬱之情，曾國藩“力勸之，共酌酒數杯”。後來，郭嵩燾又赴京會試，仍吃住在曾國藩那裏達數月之久，這次他終於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
由此可見，郭嵩燾之所以最終躋身科舉考試的最高階梯，與好友曾國藩對他在學業上和生活上的幫助、關照是分不開的。他從內心感激曾國藩；曾國藩也不時流露出對郭嵩燾才識的欽敬之情。正因為他們兩人之間有著這樣一種親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國藩的“奪情”出山，實是郭嵩燾、劉蓉兩位好友苦勸的結果。當曾國藩在出山之後，感到經費緊絀而又無從籌集之際，郭嵩燾又提出立厘捐之議，規鹽厘之法，解決了湘軍的第一大困難。
此外，湘軍水師的創建，也與郭嵩燾有一定的關係。這些建議和主張，對於曾國藩能夠造就出一支有別於八旗、綠營兵的新式地主階級武裝，具有十分重大的影響。
由於有著上述這樣堅實的友情基礎，曾國藩的四女曾紀純成為郭嵩燾長子郭剛基之妻；郭嵩燾與曾國藩結為兒女親家的事也就無需媒人說合，全由家長做主，於1858年正式定下這門親事。
曾紀純與郭剛基完婚日期，先是定於1865年，後因郭嵩燾被人劾參而推遲至1866年舉行。然而，郭剛基雖人品好，學識廣博，但天命有限，與曾紀純結婚不到3年就病亡了。後來，曾國藩還為失去這個賢婿而感到悲傷，特地寫了《郭依永墓誌銘》以作紀念。
類似的例子還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羅澤南，是曾國藩早年從學問道的朋友。在羅澤南馳騁疆場身亡之後，他的次子成了曾國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國藩患難相依的忘年交，幾次舍死護從曾國藩，曾國藩本想促成他與九弟曾國荃聯姻，後來卻成為了曾紀澤兄弟的兒女親家。
曾國藩與李鴻章兩家也有姻緣。李鴻章和他的弟弟李鶴章同入曾國藩幕府。曾與李的父親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鴻章均正式拜曾國藩為師，屬於曾的得意門生，所以李鶴章與曾紀澤後來成為兒女親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紀澤的長女為妻，曾、李兩家“親上加親”，聯為一家。由於有如此之多的賢“親家”，使曾國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幾分力量。
4 學習朋友優點，舉薦賢人入仕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缺點，同時又有自己的優點。在自己交結的朋友中，有的品德高尚，有的擅長處世做人，有的學問知識豐富，有的熱心助人。為了成為德才兼備的人才，必須相互切磋學習，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同時，舉薦人才也是造福家國的好事，不僅為國家發現可用之才，也為人才報效朝廷、造福黎民提供了用武之地。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結交了好朋友，就可以相互砥礪促進，不僅在情感上產生共鳴，也有助於事業的成功。1864年7月20日，曾國藩在給兒子曾紀鴻的信中說：選擇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須選擇誌向遠大的人。
曾國藩非常重視朋友的作用，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可以說是在朋友的砥礪和影響下取得的。所以，無論是在生活、為學，還是在事業上、曾國藩都注重良師益友的作用。
曾國藩在京城13年中交結了許多朋友，講求躬行心得的有唐鏡海、吳竹如、竇蘭泉等人；研究經禮的有吳子序、邵惠西等人；研究文字大有成就者有何子貞；才氣奔放的人物有湯海秋；英氣逼人的有黃子壽和王少鶴、朱廉甫等人。曾國藩結交的朋友對他個人的修為和事業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劉傳瑩，湖北漢陽人，專攻古文經學，是考據方麵的專家。在與劉傳瑩的交往中，曾國藩大大提高了自己古文字方麵的造詣。1846年，曾國藩養病期間，依然向劉傳瑩請教古文經學與考據方麵的問題。劉傳瑩也向曾國藩請教理學方麵的問題。於是，二人取長補短，相互學習，成為終生的好友。曾國藩通過和劉傳瑩的交往拓展自己的學識，在學術領域也取得了極高的成就，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在給同鄉好友劉蓉的信中表達自己在學術上的見解，說：於漢、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為文複臻於無累”。在學業上取長補短，相互切磋是做學問的關鍵。
何紹基，字子貞，擅長書法和詩詞。曾國藩在與何紹基交往的過程中，發現了自己詩詞方麵的不足。從此，兩人經常在一起切磋寫作和賦詩，結果兩人提高得都非常迅速。
另外，曾國藩還經常和吳延棟、何桂珍等人討論理學方麵的問題，還曾經向邵懿辰請教今文經學。
曾國藩的朋友都是在京城頗有名氣的大家。同他們的交往不僅增長了曾國藩的學識，也大大提高了他在京城的地位和知名度。擅長結交朋友是曾國藩在京城迅速發跡的重要原因之一。
曾國藩在交結新朋友的同時，不忘聯絡舊時誌同道合的朋友。這些朋友對曾國藩的成功有很大的幫助，他們是劉蓉、郭嵩燾、江忠源、歐陽兆熊、羅澤南。
劉蓉，湖南湘鄉人，字孟蓉，號霞仙。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曾國藩在赴京科考途中認識了“少有誌節”的劉蓉和郭嵩燾，於是三人結成了好朋友。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寧舉人。在北京，由郭嵩燾介紹與曾國藩相識。曾國藩對江忠源十分推崇。劉蓉也稱讚江忠源，“交友有信，與士卒同甘苦，臨陣常居人先，死生患難，實可仗倚。”在曾國藩的朋友中，江忠源最具有血性和膽識，確實是曾國藩的一位益友。曾國藩稱讚他“儒文俠武”。日後果然如同曾國藩預料的那樣，江忠源成為了湘軍的主要將領。
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湖南人，是曾國藩的同鄉。他的家境十分貧寒，卻能“溺苦於學，夜無油炷燈，則把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達旦”。他的道德學問令人佩服。羅澤南是研究程朱理學的大儒，曾標榜自己為宋儒。年輕時代的羅澤南連遭不幸，生活也十分坎坷，母親和兄嫂相繼去世，更為不幸的是，長子、次子和三子又接連去世，他的妻子遭受了喪子的巨大悲痛，痛哭竟至雙目失明。羅澤南在如此沉痛的打擊下並沒有一蹶不振，而是“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憂無術以資生，而憂無術以濟天下”。因此，曾國藩對羅澤南十分敬重。有時在書信中表達敬慕之情，並稱羅澤南為家鄉的顏淵。
歐陽兆熊，字曉岑，湖南湘潭人。一次，曾國藩在果子巷萬順客店中患重病臥床不起，幸遇歐陽兆熊，在他的精心護理下漸漸病愈。由此，二人成為了相交甚深的好朋友。
曾國藩所交的朋友對他的人生和事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有的人為他出謀劃策，有的人在危難之時為其兩肋插刀，從各個方麵幫助曾國藩建功立業。因此曾國藩比別人更深刻地理解了“擇友為人生第一要義”的深刻含義。
廣交朋友使曾國藩的事業輝煌興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國藩對朋友的選擇十分講究。
曾國藩在給弟弟的信中說：“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
甚至可以這樣說，要了解一個人的綜合情況，隻要看看他所結交的朋友就完全可以了。這就是“相友而知人”。
古時候楚國有這樣一個人。他給人看相十分靈驗，在當地很有名聲，楚莊王知道後把他傳召到了宮廷中。莊王問他，“你是如何給人看相的？怎樣能預知他人的吉凶呢？”
他回答說：“我其實不會給人看相，但我能從他所交的朋友來判斷他的情況。一個普通百姓的朋友如果孝敬父母，尊兄愛弟而不違法亂紀，那麼他也是這樣的人，他的家就會一天天興旺富裕。一般的官員所交的朋友如果講信用，重德行，那麼他也就是忠於君主、愛護百姓的，他就會受到君主的器重和依賴。”
《史記》說：“不知其人，視其友。”這也是有道理的。因此，即使你是好人，如果交結了壞朋友，也要防備別人把你當成壞人，進而影響了自己的事業，敗壞了自己名譽。
曾國藩曾經發出這樣的感慨：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他認為沒有朋友有很大的危害，極其不利於自己的成長。
宋人許輩說：“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為水，其色愈汙；與端方人處，如炭入薰爐，雖化為灰，其香不滅。”
所以曾國藩認為，君子一定要謹慎地選擇自己的朋友！
在古代，孟母為了給孟子提供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三次搬家。荀子也說過“居必擇鄉，遊必近士”。可見古人對結交朋友的重視。
曾國藩對自己的兒子有更大的期望，他曾對紀澤說：“擇交是第一要事，須擇誌趣遠大者。”
在曾國藩多年的仕宦生涯裏，除了廣交友以增益自己的才智見識外，還有一個“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廣薦人才。
曾國藩從軍之初，“不妄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國藩帶兵攻下武漢，“僅保三百人”，受獎者僅占百分之三。1855年、1856年兩年保奏三案，合計僅數百而已，而胡林翼攻占武漢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獎人數達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傳開，不少人認為欲求官職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國藩挽留不住的人員主動投奔胡林翼門下。開始，曾國藩還以為自己德不足以服眾，後來漸漸發覺是保舉太少，使人感到升發無望所致。回顧往事，亦甚對不住李元度、甘晉等同自己患難與共的僚屬，他們長期居下位，實與自己保舉不力有關。對此，好友劉蓉多次向曾國藩進言，並舉楚漢之爭為例，對曾國藩有所觸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