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趙烈文又上書懇切進言，曾國藩隨即改弦更張。趙烈文說：“閣下愛賢獎士，天下所並知。遠者可無論，僅近相繼離開者，是他們負閣下呢？還是閣下以為無益而棄之也？我以為知之不難，而忘之實難。泰山之高以其不棄糞壤，滄海之大，以其不拒濁流，天下分崩時，人誌日囂，凡屬那些器識才能略有稱數的人，成忠奮自樹立，四顧以求固依，真偽雖不一端，未嚐無也。假如不是賢傑以天下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利而呆耳。假如誠實得不到發展的場所，將銷聲匿跡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來為吾用乎？是以明君給人之欲，不失其意，責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為得君，頂踵思效，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與人共患難之際，必須對薦舉別人的事情十分慎密，因為這無異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謂宜多儲廣納，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誤濫，則亦為損甚微，而以獲好賢之稱，利甚厚也……”
趙烈文的話講得符合情理，尤其是“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國藩為之動容，於是“揣摩風雲，一變前誌”。從1856年起開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於舊例。
曾國藩的保舉，主要有彙保、特保、密保三種，它反映不同的情況、級別、待遇。湘軍每攻占一城、奪回一地或打一勝仗，曾國藩就辦一次彙保之案，於獎勵作戰有功人員的同時，也以勞績奏保一部分辦理糧台、文案、善後諸務的幕僚。
特保多以薦舉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國藩以常州士紳辦團堅守危城為由，一次就特保周騰虎、劉瀚清、趙烈文等六員。
密保之案則專為立有大功或特別優異的人才個別辦理，或專具密折，或夾帶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之密折等。
彙保與特保皆屬一般保案，人數較多，辦理稍寬，隻能保奏候補、候選、即用、簡用之類，或僅保一官銜，且有時全準，有時議駁，或隻批準一部分。因實缺有限而記名、候補之類無限，所以用彙保之案開空頭支票就成為曾國藩乃至所有統兵將帥在戰爭期間鼓勵士氣的主要手段。
這種辦法初由曾國藩創立，後來風行全國，愈演愈烈，成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慣例，各省督撫每年年終要對司、道、府、縣官員進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實考語，“以備朝廷酌量黜陟”，依據此法保奏官員即稱為密保。也正因為這一點，隻有密保才能得到實缺，所以，曾國藩欲保奏實缺官員就隻有密保。
1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等人的八字考語極有分量，說李“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左宗棠“取勢甚遠，審機甚微”。在左宗棠評語中，又加“才可獨當一麵”，沈葆楨“器識才略，實堪大用，臣目中罕見其匹”。清廷很快準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撫，沈葆楨授江西巡撫，李鴻章授江蘇巡撫，由此可見密保作用之大。
鑒於封疆大吏不幹涉清廷用人這一原則，曾國藩保奏實缺官員十分謹慎，按級別大小大體分為三個層次，分別采取不同辦法。保奏巡撫一級官員，曾國藩隻稱其才堪任封疆，並不指缺奏保。保李、沈時說，二人“並堪膺封疆之寄”。保奏左宗棠幫辦軍務時則說：“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遠略，度越時賢。可否籲懇天恩，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俾事權漸屬，儲為大用。”而對於司道官員則指缺奏薦，不稍避諱。如保奏李榕時說：“該員辦理臣處營務兩載以來，器識豁達，不憚艱險。現委辦善後局務，實心講求。可否仰懇天恩，準令江蘇候補道李榕署理江寧鹽巡道缺，隨駐安慶，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對於州縣官員更有不同，曾國藩不僅指缺奏薦，且對因資曆不符而遭吏部議駁者，仍要力薦。
1858年曾國藩再出領軍後，奏保幕僚較前為多，但又常遭議駁，難獲批準。1859年，奏保按察使銜候補道員李鴻章升任兩淮鹽運使，即未獲批準，但隨著他逐漸掌握實權，門庭廣大，尤其是出任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後，曾國藩既有地盤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補官職自不待言，即請旨簡放實缺，亦無不獲準。
這一時期，曾國藩奏保人數之多，官職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時，清政府對曾國藩等人的奏請幾乎有求必應，以致1861年至1865年的五年之中，曾為曾國藩幕僚的五位道員皆被破格重用，分別超擢為江西、江蘇、廣東、湖南等省巡撫。
李鴻章、沈葆楨、左宗棠三人，論資格都不夠，沈、李是由道員直升巡撫，是極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論出身隻是個舉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屬幕僚之類。郭嵩燾、李瀚章則二年之中連升三級，由道員位至巡撫。
同治三年六月湘軍攻占金陵之後，清政府開始對地方督撫的權力略加限製。吏部頒布新章規定，凡各省保薦人員，尋常勞績概不準超級保升及留省補用，對糧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國藩不得不變換手法，免遭部議。其後奏保幕僚，多以整頓吏治、薦舉人才為詞。尤其北上與撚軍作戰和移督直隸前後，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實缺。幕僚追隨幕主，出謀劃策，出生入死，曾國藩自然酬以實惠，這也是趙烈文所說的“集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意思，即人人都有升遷之望，才會盡力輔佐曾國藩效力朝廷。
武人給錢，文人給官，這就是曾國藩的勵士之法，這就是後來蔣介石讚歎不已的“達己達人”之道。
平心而論，曾國藩的做法是對的，因為“凡為大事者皆有大欲”，欲望得不到滿足，動力從哪裏來呢？
5 推功讓賢使事業發揚光大
成就一番事業需要眾人的合作努力。固然不能否定個人的作用，但決不能獨占大功，貶低其他人的作用。隻有把功勞讓給賢才能人和有為後輩，才能獲得眾人的敬仰，樹立自己的威望，同時凝聚人心，促進事業發展。這也是曾國藩成大事的重要原因。
有難同當，有功獨享，是事業的大忌。曾國藩提出“有難先由己當，有功先讓人享”的做人學問，認為“此乃事業之基”。他還說，與別人分享功勞當做減禍之道，是加福添壽之藥方。
曾國荃圍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國藩就以此開導曾老九：
“近日來非常擔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差官帶來的信以及給紀澤、紀鴻兩兒的信，字跡有精神、有光澤，又有安靜之氣，言語之間也不顯得急迫匆促，由此預測荃弟病體一定會痊愈，因此感到很寬慰。隻是金陵城相持時間很久卻還沒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裏的性情，恐怕肝病會越來越重。我和昌歧長談，得知李少荃實際上有和我兄弟互相親近、互相衛護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上奏朝廷請求準許少荃親自帶領開花炮隊、洋槍隊前來金陵城會同剿滅敵軍。等到弟對我這封信的回信（不過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麵上奏朝廷，一麵給少荃去谘文一道，請他立即來金陵。”
但李鴻章不願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師的臉麵。這時朝廷又下令李鴻章速率軍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躍躍欲試，認為這是一個立大功、加官晉爵、封蔭子孫的機會。有人說：“湘軍百戰之績，垂成之功，豈甘為人奪？若往，鮑軍遇於東壩必戰。”
也有的說：“湘軍之中疾疫大作，鮑軍十病六七，豈能當我巨炮？”李鴻章終不為所動。
但李鴻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於是他想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一是上奏朝廷，說曾國藩完全能夠平此大亂，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請派他的弟弟攜大炮到曾國藩處聽其指揮、助攻。金陵城終於攻下。
據說，大功告成之日，李鴻章親往祝賀，曾國藩帶曾國荃迎於下關，親執李鴻章之手，說：“曾家兄弟的臉麵薄，全賴你了！”李鴻章自然謙遜一番。
紅旗報捷時，曾國藩一再聲稱，大功之成，實賴朝廷的指揮和諸官將的同心協力，至於他們曾家兄弟是仰賴天恩，得享其名，實是僥幸而來，隻字不提一個“功”字。對李鴻章當然要多多美言。
曾國藩談到收複安慶的事，總是歸功於胡林翼的籌謀劃策，多隆阿的艱苦戰鬥。談到後來攻下金陵，則又歸功於各位將領，而沒一句話提及他弟弟曾國荃。談到僧格林沁進攻撚軍的時候，讚揚他能吃苦耐勞，說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談到李鴻章、左宗棠，稱他們是一代名流，不是說自愧不如，就是說謀略莫及。
曾國藩認為，中國人向來以“有難同當，有福同享”作為友道至高學問，但實際上，不但“富貴不相忘者”極少，而且能夠“同患難”的更是少而又少。曾國藩在湘軍中灌輸一種靈魂，就是“生死不棄”，這也是湘軍這個團體能夠存在和發展的精神支柱。
6 交友要交諫友
人生在世，朋友多種多樣，有樸直方正的朋友，有聰明伶俐的朋友，有博學多才的朋友，有熱心助人的朋友，但最有益的朋友應該是當麵敢批評的諫友。諫友提出的意見切中要害，入木三分，更有利於我們看清自己的缺點和不足，提高自己的學問、修養和境界。一代名臣曾國藩愛交諫友，也得益於諫友。
中國人的傳統是講交情，對於同年、老鄉感到格外的親切，交往自然就會多一些。但朋友、老鄉多了，難免良莠不齊，有不少阿諛奉承的朋友，因此曾國藩提倡交敢於提出諫言的朋友。在曾國藩的同年進士中，有一位同鄉陳源袞堪稱他的諫友。
早在1838年曾國藩會試京城中進士後，就與陳源兗成了親密的朋友。1840至1845年間，曾國藩和陳源兗來往更多了，兩人盡情暢談古今天下大事，探討學問、人生等諸多問題。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曾國藩和陳源兗相互幫助，坦誠相見，經常毫不客氣地直言提出對方的缺點、毛病。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
“岱雲（陳源兗）來，久談，彼此相勸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責人者。岱雲言餘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肓也。”
又說：
“予於朋友，每相恃過深，不知量而後人，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
我處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
曾國藩切實感到這位同年好友一針見血地指出他的缺點，以致發出“直哉，岱雲克敦友誼”的感歎。諫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當然，曾國藩對待陳源兗也如親兄弟一樣。陳源兗曾經大病一場，曾國藩經常去看望陳源兗的病情，有時通宵達旦地照顧陳源兗，曾國藩在日記中這樣記載：“是日全未離身。夜住陳寓。觀其症險，極惶急無計，一夜不寐。”第二年，陳妻因病去世，曾國藩大力協同陳源兗操辦喪事，並親自為陳妻撰寫墓誌銘，這是一篇充滿深情厚誼的文章。
同樣，曾國藩對於陳源兗也直言批評。陳源兗心地高傲，有時言行和常人有所不同，以致常常引起別人的誤解。曾國藩對此一針見血地指出：“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廣交朋友，為以後好相見。你的妻子去世之後，不少朋友都送了奠幛之類的禮物，你應該回謝，但你沒有給雷鶴皋謝書，這是不應該忽略的。此等處很要緊，反映了為人做事的原則。至要至要，務求三思。”
陳源兗的脾氣不好，有時會因為生活中的瑣事影響到公務處理。對此，曾國藩致信嚴厲批評：“前麵與岱雲談時，曾稱尊嫂為陳氏功臣。近聞又奪還鐵券一次，吾不信也。果爾，則國藩臨別曾囑老岱懲忿，又忘之耶？自彼此次病後，不啻一家骨肉，故敢道及，諒不見罪。”
兩人親密無間的關係使曾國藩感到自己在京城時的生活非常充實愉快。1845年，當陳源兗奉旨赴任吉安太守時，曾國藩感到缺少了一位好朋友。在惆悵之餘，他撰寫了一篇《送陳岱雲出守吉安序》，勉勵陳源兗忘記生活中的不快，不要因為每日的惆悵影響了政事，提醒好友潔身自好，清正廉明為官。當曾國藩接到陳源兗從江西寄來的書信後欣喜若狂，並在高興之餘，即興作了一首詩懷念他們同在京城友好相處的日子，並說：“計與閣下相處八年，憂戚愛憎，無一不相告問，每有稱意之言，與不可於心之事，輒先走白閣下。今遽乖分，如何可任。”陳源兗在江西有所作為，擔任吉安府後不久即調任廣信知府。曾國藩深知自己老友的毛病，在書信中提醒他不要鋒芒畢露，以免引起別人的忌恨和不滿：“岱雲在外間曆練，能韜鋒斂銳否？胡以世態生光，君以氣節生芒。其源不同，而其為人所忌一也。”
曾國藩對陳源兗確實有很多的照顧，在陳源兗的妻子易氏病逝後不久，曾國藩為陳源兗的幼子陳遠濟雇請了一個乳媽，並把陳遠濟接到家中。在陳源兗“殺身成仁”後，曾國藩把陳遠濟看做未來的女婿，在學業和生活等方麵予以很多的照顧，1862年3月，曾國藩委托曾國潢主持操辦曾紀耀與陳遠濟的婚禮，以告慰自己的諫友陳源兗。
7 交友貴專一，交友要交心
古人雲：“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事實上確實如此，茫茫人海中，真正誌同道合、相互砥礪的好友屈指可數。因此交友要專一，要用心去和朋友交往，真心實意、坦誠無私地對待朋友。
曾國藩所結交的朋友十分廣泛，但他所交的多是師友，像劉傳瑩、唐鑒、穆彰阿等人。曾國藩從這些良師益友的身上得益頗多。因此，曾國藩主張交友貴在專一，交友要交心。在曾國藩寫給弟弟的信中明確表達了這種觀點：
“六弟、九弟今年仍讀書省城，羅山兄處附課甚好。既在此附課，則不必送詩文與他處看，以明有所專主也。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途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羅山兄甚為劉霞仙、歐曉岑所推服，有楊生者，亦能道其梗概，則其可為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
這確實是交友的至理名言。
多個朋友多條路，但如果不是誌同道合的朋友，隻會妨害自己事業的發展，實際上是算不得朋友的。
古人最不讚成以利相親的交友原則，認為僅僅為了利益而結交朋友，勢必影響生活的質量和人品。孟子說：“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顯然，孟子交朋友，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品德和學問，而不是有利可圖才和他相交。司馬遷說：“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這種人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少見，如果他有求於你，就會對你體貼入微，多方照顧；如果用不到你了，就會對你不理不睬，甚至老死不相往來。
其實真正知心的朋友是很少的，隻有知心的朋友才能相知、相親、相敬，同甘共苦。曾國藩就十分稱讚管仲和鮑叔牙這樣的朋友。
春秋戰國時期，鮑叔牙擔任齊國的大夫，以知人著稱，和管仲是親密的朋友。齊桓公上台後，任命鮑叔牙為齊國的宰相，鮑叔牙辭謝不受，大力推薦管仲。齊桓公因而重用管仲，從而稱霸諸侯。
在鮑叔牙病逝的時候，管仲十分悲痛，淚如雨下。有人不禁問道：“你與鮑叔牙既非君臣，又非父子，為什麼傷心到這種程度？”管仲說：“你有所不知，鮑叔牙是我最崇敬的朋友。我曾與鮑叔牙同去南陽做買賣，南陽的無賴在街上三次羞辱我，鮑叔牙並不認為我怯懦怕死，知道我為了幹一番事業才忍辱負重；他曾和我一起向先王提出諫言，先王不聽，鮑叔牙認為我生不逢時；鮑叔牙曾與我一起分一筆錢財，我分得的財物比他的多三倍，但他並不認為我貪婪自私，知我家境貧寒。鮑叔牙確實是我的知己和好朋友。我悲哀失去了他，再也找不到如此關係密切的朋友了。”
曾國藩多次講述管仲和鮑叔牙相交的故事，主張交友貴在專一，要寧缺毋濫，曾國藩經常把這種交友的思想傳輸給自己的子侄輩。
交友貴多，樹敵務少。如果交到賢明的朋友，誌同道合，共同促進，那當然越多越好；如果交到誌趣低下、見利忘義的朋友，那顯然是得不償失的。因為自古就有“良禽擇木而棲”的古訓，良鳥與良木是不可分割、相依相存的。
宋代的理學大師朱熹對他的兒子說：“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明代學者高攀龍說：“言語最要謹慎，交友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說的都是交友要交益友，要貴在專一。
在交往中，同學關係最難處理，一旦是同學，終身就是同學，不會變更。同學短的三年五載，長的十年八載，若說沒有一點感情，那是不正常的；然而並非所有的同學都可以成為朋友，即使同學成了朋友也並非終身都是朋友。同學的關係是不會改變的，但朋友的關係卻可以改變。也有很多人在同學時並不是很好的朋友，可是走到社會上後，才發現自己以前的同學和自己誌同道合，於是也成了好朋友。
東漢時期，管寧和華歆本來是一對同窗好友，後來卻分道揚鑣了。
一次，管寧和華歆一起在園中鋤草，鋤著鋤著，他們幾乎同時發現地上有一塊金子，管寧仍然揮鋤除草，把金子當成瓦石。而華歆停止除草，側身把金子拾起，放置在一旁。
無獨有偶。管寧與華歆一起坐在席子上讀書。此時，有一官員乘車路過，前呼後擁，熱鬧非凡，但管寧依然隻顧自己讀書，對外界的事情不聞不問；華歆卻扔下書本，出門觀看熱鬧。
管寧見華歆迷戀功名富貴，與自己誌向並不和，便割席分坐。自此以後，管寧再不把華歆當做自己的朋友。
這則故事成為教子育人的經典事例。曾國藩就借用這則事例教育他的兩個兒子：“同學之友如果誠實發憤，無妄言妄動，固宜為同類。倘或不然，則同齋割席，勿與親昵為要。”
當然，與同學絕交，沒有必要大動幹戈，甚至勢不兩立。《史記·樂毅列傳》中說：“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所以有修養有涵養的人，在絕交的時候不用惡言惡語攻擊對方。這既體現了絕交者本人的風度，同時也為自己留條後路。
8 謙恭忍讓，別把朋友變敵人
最大的智慧是把敵人變成朋友的智慧。如果你即將失去一個朋友，寧可讓他成為形同陌路的人，切忌把他變成敵人，因為樹敵過多隻會危及自身。在朋友間發生齟齬之時，采取忍讓謙恭的處世方式可以避免朋友變成仇敵。
曾國藩早年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有一位同學脾氣暴躁，愛和別人爭吵。一次，曾國藩的書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說：“我讀書的光線是從窗中射來的，不是讓你擋住了嗎？趕快挪開你的書桌。”曾國藩聽後並不發怒，照他的話把書桌移開了。晚上，曾國藩掌燈用功讀書，那位同學又說：“平常白天不念書，夜深還要聒噪別人嗎？”曾國藩隻好低聲默誦。曾國藩高中舉人後，喜報傳來，那人大怒說：“這屋子的風水本來是我的，現在讓你奪去了。”在旁的同學聽著很不服氣，就責問那位同學：“書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嗎？怎麼能怪曾某呢？”那位同學說：“正因為如此，曾國藩才奪了我的好風水。”同學們都認為那人無理取鬧，但曾國藩卻和顏悅色，並不在意，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沒有使事情激化。事後，曾國藩對同學說，在一起讀書，不能成為好朋友也不要成為敵人，何況是因為一點小事情哪？由此可見，青年時代曾國藩的涵養和氣度就令人欽佩了。
曾國藩在居官以後因為求才心切，也有受人欺騙的時候，但他心胸寬廣，不希望產生一個敵人，因而寬恕了欺騙自己的人。
曾國藩創建湘軍的時候，人才十分缺乏，有一個冒充校官的人拜訪曾國藩，曾國藩當然禮賢下士，此人高談闊論，有不可一世的氣概。
曾國藩心中雖然並不喜歡說大話的人，但見此人言詞豁達，也不好打斷此人的談話。
談話中，此人論及用人須防止被欺騙的事宜，他說：“受欺不受欺，關鍵在於自己。我縱橫當世，有一點自己的見解。像中堂大人至誠盛德，別人不忍欺騙；像左宗棠公嚴氣正性，別人不敢欺。但有的人別人沒有欺騙他，但他懷疑別人欺騙他，或者是被人欺騙而不知的人，也是不少的。”
曾國藩一向注重識人，見此人的談論頗有道理，不禁心中大喜，對他說：“你可到我的軍營中，尋找可以使用的人才。”此人答應了。
第二天，此人在拜見營中文武各位官員後，十分認真地對曾國藩說：“軍中的人才確實不少，我從中發現有兩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國藩問是誰，此人回答是塗宗瀛及郭遠堂。曾國藩認為此人有識別人才的本領，待為上賓，並給他安排了一個重要的職位——督造船炮。
可是沒過幾天，兵卒向曾國藩彙報說此人攜帶造船的上千銀兩秘密逃走了，請曾國藩發兵追捕。曾國藩沉默了一會兒說：“不用了，隨他去吧。”兵卒退下後，曾國藩雙手撫著自己的胡須說：“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啊。”身邊的人聽到後也不敢發笑。過了幾天，幕僚壯著膽子問曾國藩為什麼不發兵追捕，曾國藩的回答高人一籌：“現在，撚軍和太平軍同時危害著湘軍的存在，如果此人僅僅騙一些錢財，危害並不大，如果逼迫太急，此人一旦逃入敵人的陣營，對我方的危害就大得多了。”從此事足見曾國藩的遠見與胸襟。
清代人錢大昕說得好：“對別人不真實的誹謗付之一笑，不用辯解。誹謗往往是由自己的缺點和不足造成的，要依靠自己的修養進步來製止誹謗。”受到他人欺侮時，我們應該檢點自己，寬容大度本身就是一種人格的魅力，是對自己缺點的正視，也是改進自己的開始。
做人和交友必須胸襟坦蕩，這樣可以使人與人之間以誠相待，彼此信賴，同時取得人們對你的支持和幫助，有助於自己事業的成功。
曾國藩擔任考官時發生了一件事，也足見其胸懷。考生中有一個叫劉長佑的人，頗有才華。曾國藩擔任閱卷大臣時，想索取劉的楷書以便事先認識他的字體，劉長佑不知出於何種考慮堅持不給。後來，劉長佑做了直隸總督，當時撚軍的勢力正旺，曾國藩成了劉長佑的頂頭上司。一次，劉長佑以草寫的文稿呈上，他的幕僚說：“如果曾公心懷舊恨，不滿意我們怎麼辦？”劉長佑說：“大敵當前，顧不了那麼多了！”曾國藩看到了這個文稿後覺得非常正確，給予肯定。劉長佑知道後，對那位擔心的幕僚說：“滌翁（曾國藩）對於這件事沒有一點芥蒂，隻有聖賢才能達到這樣的修養。”
曾國藩的雅量大度，深深影響和教育自己的同僚和下屬。李鴻章深受曾國藩的影響，在為人處世方麵表現得很大度。
由於李鴻章長時間身居要職，他的僚屬都對其不免阿諛奉承，李鴻章因之不時流露出傲慢無理的態度。然而，當有人指出他的過錯時，李鴻章即深深地自責，並積極改正。
一次，一位下屬進見他行禮時，李鴻章抬頭望天，好像沒看見一樣。進見的官員坐下時說：“聽說中堂政務繁忙，身體不適，特來看望你的病情。”
李鴻章說：“外間的傳聞不可信，身體尚可。”官員說道：“不，以卑職所見，中堂可能患了眼睛的疾病。”
李鴻章笑道：“荒謬。”
官員立即說：“剛才卑職向中堂請安時，中堂沒有看到卑職，您的眼病已經很嚴重了，隻是您自己忙於政務沒有覺察到吧。”李鴻章大笑，意識到自己的過錯，隨後向該官員道歉。
寬容大度，以誠待人，這不僅為曾國藩增加了不少人格魅力，獲取人們對他的支持和襄助，更重要的是使曾國藩減少了敵人，也減少了辦事的阻力。
9 見賢思齊，贏得朋友
孔子雲：“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要善於學習朋友的優點和長處，不斷提高自身的學問和修養；同時對待朋友要真誠坦率，切實為朋友著想，以維持朋友間長久的友誼。曾國藩善於結交朋友，更善於學習他人的優點，進而不斷完善提高自己。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源自《孟子》。曾國藩繼承這個思想並對其做了詳盡的解釋：“思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為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為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予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這段話是說孟子強調虛心采納別人的意見，在曾國藩那裏，取和予成為相互推動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麵。
與此同時，曾國藩把“與人為善，取人為善”確定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根本原則。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九弟來久談，與之言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道……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濯，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
曾國藩在與人交往、處理政務的時候就堅持實踐這一原則，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59年曾國藩在給部下的一封信中寫道：“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後望將取諸人者何事，與人者何事，隨時開一清單見示，每月彙總賬銷算一次。”可見，曾國藩把處世的原則化為處理政務的方法了。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是曾國藩處理人際關係的原則，使得曾國藩的事業人才聚集，逐漸興旺發達起來。
曾國藩與人為善的事數不勝數，他的幕僚對曾國藩尊敬有加，甚至崇拜他，事事效法他，把曾國藩當成為人處世的楷模。他們中有的學習曾國藩堅忍的性格，有的學習曾國藩勇毅的性格，有的學習曾國藩的坦誠和寬容大度。
曾國藩取人為善的事例也很多，如接受別人的諫言，采納僚屬的意見，婉辭皇帝的聖旨，等等。大事如此，一件小事如免“進場飯”也能說明曾國藩的取人為善。
曾國藩遵循父親的教誨，天不亮就起床，隨後即用早餐。在東流大營時，幕僚歐陽兆熊及李肅毅、程尚齊等人認為晚睡早起太辛苦了。曾國藩知道後，戲稱早飯為“進場飯”。在湘軍克複安慶後，歐陽兆熊置酒為餞，在席間歐陽兆熊婉言提出自己的想法：“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進場飯’就免了吧。”曾國藩笑著答應了，其實曾國藩早就意識到大家都對“進場飯”有意見了。
免“進場飯”這件事雖小，但由此可見曾國藩善於接受別人諫言的胸懷。在曾國藩初到京師的時候恃才傲物，不願聽取別人的意見，因此得罪了不少權貴，後來卸任在家鄉湖南時不斷地反省自己，才選擇了“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作為自己處世為官的法寶，後半生受用無窮。
10 不遺餘力地培養人才
古今中外，人才的作用是決不可忽視的。曾國藩深知育人的責任重大、任務艱巨，且人才難於培養，因為人才往往有棱有角，有時難以駕馭。曾國藩培養人才煞費苦心、不遺餘力，為晚清朝廷培養選拔了大量德才兼備的有膽有識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