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自己的著作《雜著》中闡述了這樣的觀點：打江山創事業必須有根據地和人才基礎。他說：“古時候的英雄一定要有基礎，如漢高祖劉邦的根據地在關中，光武帝的根據地在河內，魏國的根據地在許州，唐的根據地在晉陽，都是先擁有根據地，然後大量地網羅可用的人才，這樣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曾國藩深知在成就一番事業中人才的重要作用，他重視人才，更擅長培養人才。
曾國藩對於那些有真才實學，希望有所作為的人總是鼎力相助。因為真正有才華的人是壓製不住的。
曾國藩對待李鴻章可謂煞費苦心。曾國藩曾經和李鴻章有師生之誼，在曾國藩訓練湘軍、鎮壓太平天國的時候，李鴻章躊躇滿誌地投奔曾國藩，曾國藩卻借口軍務繁忙不予相見。李鴻章認為曾國藩隻是一時忙碌，幾天後肯定會接見自己的。但他在旅舍中閑住了整整一個月，也沒有得到接見。李鴻章按捺住一肚子的不高興，請曾國藩的同年進士，現在曾幕中的陳鼐幫忙。陳鼐於是去試探曾國藩的意圖。誰知曾國藩環顧左右而言他，並不肯表明對李鴻章的態度。
這件事實在令人費解，曾國藩為什麼對自己的得意門生李鴻章如此冷落？陳鼐也不解地問曾國藩：“少荃是您的門生，往昔老師對他十分器重。現在他希望在老師門下繼續得到磨練，老師為什麼不接見他？”
不料，曾國藩竟冷冷地說：“少荃是翰林，學識過人，精明能幹，實在是誌大才高，不是我這裏能容納的人物，他完全可以回京師謀個更好的差事！”陳鼐也十分仗義，極力為李鴻章說好話：“這些年，少荃已經經曆了不少挫折和磨難，已不是以前少年意氣的少荃了。老師不妨讓他試一試。”
曾國藩麵無表情地點了點頭。就這樣，1858年，李鴻章進入曾國藩的幕府任職。
其實，曾國藩並非不願接納自己的學生李鴻章，而是李鴻章心地高傲，曾國藩有意消磨他的銳氣，磨一磨他的棱角。這大概就是曾國藩培養學生的良苦用心吧。
曾國藩做事按部就班，一切井然有序，包括吃飯的時間也是固定不變的。而且按照曾國藩的規定，每頓飯必須等幕僚到齊的時候才開飯，一個人不到也不能進餐。曾國藩和李鴻章的飲食習慣略有不同。曾國藩習慣於每天天剛亮就吃早餐，李鴻章出身富豪之家，又有不慣拘束的文人習氣，對軍營裏嚴格得近似呆板的生活習慣開始並不適應，總是錯過每天的早餐時間。一天，李鴻章借口頭疼不起床。曾國藩無奈之下隻好派弁兵去請李鴻章起床吃早飯，李鴻章依然不願起床。隨後，曾國藩又多次派人去催促他。李鴻章萬萬沒有想到這點小事竟讓曾國藩大動肝火，便急忙披上衣服趕到大營。他剛一入座，曾國藩就麵色陰沉地下令開飯。吃飯時的氣氛緊張極了，大家誰也不說話。飯後，曾國藩丟了筷子，神色嚴峻地對李鴻章說：“少荃，你已經來到了我的幕下，我想請你記住一句話：我這裏所崇尚的就是一個‘誠’字。”說完，曾國藩拂袖而去。
堂堂的翰林學士李鴻章何曾領受過當眾被訓斥的滋味？過了好久他才真正明白老師的意圖。從此以後，李鴻章變得小心謹慎多了，也變得老成世故了。在曾國藩幕府中的生活經曆為其以後在官場遊刃有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李鴻章素有文才，曾國藩就讓他掌管文字寫作等項事務，隨後又讓李鴻章批閱公文，撰擬奏折和書牘。李鴻章將文字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深得曾國藩賞識。幾個月後，曾國藩當眾誇獎李鴻章：“少荃果然天資聰明，文才出眾，辦理公牘事務很不錯，幾乎所有的文稿都超過了別人，將來一定會大有作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許要超過我的，好好幹吧。”
這一貶一褒仍然可以理解為曾國藩的良苦用心。作為學生的李鴻章此時也對曾國藩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曾對人說：“過去我跟過幾位大帥做事，糊糊塗塗地不得要領；現在跟著曾帥學到了許多有用的東西。”
李鴻章居曾幕負責辦理文字事務時所書寫的嚴劾安徽巡撫翁同書的奏疏深得曾國藩的賞識。翁同書對苗沛霖的處置失當以致激成大變，苗沛霖在定遠失守時棄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責，朝野上下極為憤慨。但翁同書是大學士翁心存的兒子，翁心存深得皇帝的信任和倚重，在朝野有相當的勢力，那麼如何措辭才能使皇帝下定決心依法嚴懲翁同書，而朝中傾向翁家的大臣又無法為翁同書說情呢？奏疏的措辭實在難以確定。對最初的奏疏擬稿，曾國藩不很滿意，總認為不夠讓人無懈可擊。最後李鴻章代擬奏疏，曾國藩覺得思路清晰，文意周密，其中更有一段可圈可點的文字，說：“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
這段話的立場方剛嚴正，即使皇帝也無法徇情曲庇，也足使企圖偏袒翁家的朝臣無可置喙。曾國藩立即上奏皇帝，而翁同書也旋即被革職拿問，充軍發配到新疆。李鴻章的論稿深得奏議文字的一個“辣”字，使人無法為翁家分辯。李鴻章出眾的文學才華讓曾國藩對他刮目相看，並大力培養。
但人才是有棱有角的，往往難以駕馭，這就需要用人者有更加寬廣的胸懷。1860年6月，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負責督辦圍剿太平天國的事宜。曾國藩率軍隊進駐安徽祁門。祁門在長江之南，位於黃山的西麵，四周群山環繞，形狀如同鍋底。此時的曾國藩在軍事思想上比較保守，認為隻要占領四周製高點，進可攻退可守，但李鴻章卻不這樣認為：“在這種地方紮營駐兵是犯了兵家的大忌諱。這就是兵法上所說的‘絕地’。不如及早轉移到安全的地帶，選擇更加有利於自己的地形安營紮寨。”
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來看，李鴻章的建議是正確的，但曾國藩並不接受。李鴻章堅持自己的見解並反複向曾國藩建議。最後曾國藩氣憤地說：“諸位如果膽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鴻章也不便多說什麼了，但心中對曾國藩的專權十分不滿。
後來，曾國藩準備彈劾李元度，李鴻章並不同意，兩人再次發生激烈的爭吵，李鴻章決定離開曾國藩幕府。
李鴻章的出走是其雄心壯誌備受壓抑的情緒衝動所致。他追求的是青史留名和拜相封侯，而不是久居人下，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他在詩中抱怨說“昨夢封侯今已非”，做夢都想施展自己的抱負，尋找用武之地。
李鴻章的出走不排除帶有追求功利的目的，而年少輕狂意氣用事也是重要的原因。李鴻章離開曾國藩後，本打算返回南昌的哥哥家中。在旅途中順便拜訪了好友胡林翼，並和胡林翼談起了離開曾國藩的原因。胡林翼了解李鴻章的才能，不無惋惜地說：“少荃，你將來一定會發達，但我希望你不要離開滌生（曾國藩），若沒有滌生，你晉升就有一定的困難！”李鴻章聽後並不以為然，反而憤憤地說：“我本以為你是豪傑之士，難道你也要依靠別人嗎？今天我才知道我看錯人了。”李鴻章說完，竟然拂袖而去。回到下榻之地，李鴻章整裝將行。胡林翼並不與李鴻章計較，派人前來挽留，李鴻章仍執意要走。後來經過胡林翼的再三強留，李鴻章才又住了幾日。兩人每日飲酒暢談，盡歡多日，李鴻章方才離去。送別李鴻章後，胡林翼立即致信曾國藩：“李鴻章並非尋常之人，不如留在你的幕府，以擴張湘軍的力量。”曾國藩經過冷靜的思考讚同了胡林翼的看法。
1861年3、4月間，曾國藩寫信給李鴻章，請他出山負責南昌城守城事宜、以抗拒西征的太平軍。李鴻章實際上並未完全脫離曾國藩，直接寫信勸說曾國藩從祁門“及早移軍”，“先清江西內地”。胡林翼對祁門軍事安排的建議和李鴻章的主張不謀而合，特地致信曾國藩：李鴻章之議切合實際，左宗棠移駐九江之策“亦握形勢”，“然滌丈未必采納。能於湖口、東流駐使節，聯絡南北兩岸之兵氣，乃合使節之體裁，且功效必大。”他委婉地批評曾國藩不顧戰略全局，並勸說曾國藩不要固執己見，以免因小失大。在眾人的勸說下，曾國藩遷出祁門。
在李鴻章滯留南昌期間，曾向沈葆楨去信詢問福建的情況，希望去福建擔任道員。沈葆楨回信極力勸阻：“閩事糜爛，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同年郭嵩燾也致信李鴻章，力言“此時崛起，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終須賴以立功名，仍勸令投曾公。”李鴻章讀後，也深感自己由於少年意氣，做出了輕率的舉動。
1861年5月18日，曾國藩也寫信給李鴻章，以誠懇的態度請李鴻章回營幫助自己：“鄙人遍身熱毒、內外交病、諸事皆廢，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君速來相助為理。”曾國藩請李鴻章出山的目的是意在為自己尋找建功立業的助手。李鴻章經過多日的思考也認為可以“賴以立功名”者隻有曾國藩一人，因此李鴻章決定捐棄前嫌，再次做曾國藩的幕僚。
李鴻章第二次入幕曾府之後，曾國藩對待李鴻章更加信任，軍事上、政治上的事務都和李鴻章共同策劃商議。吳汝綸撰《李鴻章江蘇建祠事略》中說：“曾國藩前後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爭議是非者，李鴻章一人而已。”這當然是誇張的話，但李鴻章的學問人品和能力確為曾國藩所欣賞。
李鴻章在曾國藩幕府中各方麵的能力都獲得了很大的提高。在軍事上，李鴻章獨當一麵地訓練騎兵、組建了淮揚水師，在實踐中運用了他以前自學過的步兵戰術，對三大兵種的指揮已相當嫻熟。
1862年，李鴻章親自動手設計了上海水師戰船和戰艇，設計合理實用。原先，李鴻章並不擅長防守，在曾國藩的幕府中，他學到了深溝高壘的防禦之術，這種戰術俗稱為“站牆子”；學到了保餉道和糧道的方法。李鴻章曾經說：“我本來認為湘軍防守有異術，今天才知道不過是聽到長毛來站在高牆上防守罷了。”也就是這種在堅厚牆壁前的防守術，使淮軍在關鍵的虹橋大戰和北新涇大戰中未被太平軍擊敗。
李鴻章在曾國藩身邊日益成熟起來，從從政到為人處世都有長足的進步，甚至有人說從李鴻章的身上可以看到曾國藩的影子：曾國藩在訓練軍隊時使用洋炮，李鴻章來滬後大力效仿，為淮軍配備了洋槍洋炮；曾國藩注重理論和實踐的緊密結合，“上馬殺敵，下馬講學”，在自己的幕府中供養“三聖七賢”十位名儒，李鴻章來上海後也注重發揮智囊的作用，與上海代表地方實力派的商紳關係密切；曾國藩處理軍政大事的時候注重谘詢幕友，然而最後的決斷完全由自己決定，李鴻章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來上海後各項軍政大事一手把持。李鴻章對曾國藩的提攜十分感激，他曾向部將劉秉璋講述曾國藩的恩德：“我跟從的師輩不少，但沒有一位像這位老師如此善教的。他隨時隨地隨事都有所指示。”
11 認真甄選人才
一個真正的領者導，要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因此，做領導的要了解人才的特長、特點，甚至會識別人才的真偽，要通過察言觀色、工作實績考察和他人評價來選拔人才、使用人才，防止“偽人才”占據高位、顯位。另外，要根據人才的實際情況安排適當的職位，真正做到唯賢是舉、量才錄用。
不少為官的人自己為官清廉，但自己的部下和家人卻昏聵無能，常常惹是生非。由於種種原因，官員對身邊的人約束不力，終究會落得敗名。因此，作為官員一定要選擇有才能的人，放在適宜的位置。
曾國藩駐軍安慶的時候，湖南的同鄉不少人前來投靠，有一位戚姓同鄉從湖南趕來，行李簡單，衣服破舊，沉默寡言，一瞧便知是為生計所迫而投奔軍營的窮苦人。曾國藩見到家鄉人不免要熱情寒暄一番。在曾國藩打聽家鄉的一些事情和親友的情況時，戚姓同鄉回答拘謹，很顯然是不善言辭的老實人。不過，偶爾在關鍵處說上幾句，話語很中要害。曾國藩決定對他考察一番，先給他一些事情做。
曾國藩有一個固定的習慣，在每次吃飯的時候都召集幕僚們在一起吃，沒有人敢違背曾國藩所製定的規矩。一天，戚某吃飯時發現飯中有顆稻粒，就把稻粒扔了出去。曾國藩看在眼裏，心中有些不滿，但當時也沒有說什麼。吃過飯後，曾國藩讓幕府支出“應備銀”二十兩，贈給戚某做回家的川資。戚某得知後非常不解。無奈之下，詢問曾國藩的表弟彭傑南，希望彭傑南為自己講情。曾國藩對彭傑南說：“這個老鄉不地道，莊稼人吃飯時連一顆稻粒都扔掉，不應該啊，自己不是豪富之家出身，從莊稼地裏來到軍營不過一個多月，就變成這個樣子！我恐怕他貪圖享樂、富貴忘本，也吃不了軍營的苦，還會為我帶來麻煩。”彭傑南說：“這件事情算不上大的過錯，也許他是怕人笑話，您可以再找些事情給他做，再試試他。”
曾國藩喜歡吃新鮮的蔬菜，自己有一個菜園。於是，曾國藩就讓戚某主管菜園。戚某經過上次的事情後變得勤勉自勵，每天和傭耕的人一起辛勤勞動，從早到晚不得片刻的閑暇。曾國藩通過一年多的暗中觀察，發現他和別人通力合作，而且始終不渝。曾國藩對他的看法改變了，把他召了回來並讓他擔任更加重要的任務。戚某感恩戴德，更加勤勉公事、恪盡職守。最終由一個鄉下的農夫扶搖直上，官至觀察使，加布政使銜。這件小事足可以反映曾國藩對屬下要求之嚴。
曾國藩出生在一個大的家族，人丁興旺，子侄甚多。加上曾國藩科舉出身，中舉人，中進士，點翰林，又外放做過主考官，同年同窗、門生故吏眾多，但曾國藩始終堅持甄選人才，量才錄用。有才的人放在適當的位置使用，沒有才能的人遣送回家。不僅如此，曾國藩還經常教育其弟曾國荃等人要學習識別人才，善於使用人才。
據說當年曾國藩進京趕考時，盤纏拮據。幸虧曾國藩的五舅變賣家產，為曾國藩湊足盤纏。曾國藩對此十分感激，一直念念不忘五舅的恩德。曾國藩在朝中做官後，每年都要寄回銀兩接濟依然貧困的五舅，報答當年的恩德。
1861年，曾國藩打下安慶後，特地把五舅接到安慶住了一段時間。當五舅過世後，五舅的獨生兒子前來投奔已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曾國藩自然要給予照顧。然而這位表弟既沒有才學又懶惰散漫，交辦的事情幾乎無一成功，還總愛以總督的表弟自居，有些狂妄傲慢。曾國藩認定這位表弟屬於不堪造就之才，盡管五舅生前對自己有恩，還是委婉而堅決地勸說表弟還鄉。
曾國藩選拔人才的觀點是“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槽。陽鱭得意，而賢者反掉頭去矣”。因而，對有真才實學的人，量才使用，提供發展的機會和舞台；對平庸無能之人，堅決不予收留。因此，曾國藩的幕府和軍帳內確實彙集了一群文武幹練的人才。
曾國藩常常這樣告誡自己，不能因為自己而埋沒了人才，也不能選出華而不實或碌碌無為的人，這樣都會貽誤將來的事業。選拔人才是有難度的事情，曾國藩也歎道：“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誰是卑鄙猥瑣不堪重用的人？誰是才華卓越不同流俗的人？”也許隻有通過觀察和任用才能辨別，而且要長時間的觀察。居官者絕不能任人唯親，隻有量才錄用，任人唯賢，才能長保居官不敗。
12 培養有為才俊，嚴懲害群之馬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人生的一大樂事。培養誌向遠大、有資質潛力的青年才俊，於家於國都有利。然而，對於有才無德的所謂才俊也不可姑息縱容，必要時要予以嚴懲，以防止效尤的風氣形成，危害整體的事業。
曾國藩這樣說過：“人才何常，褒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若嚴霜之凋物。”“稱許不絕於口，揄揚不停於筆，人誰不欣欣向榮！”但曾國藩並不主張不分是非、互相吹捧的官場庸俗氣氛，他隻是擅長利用鼓勵和表揚激發下屬的積極性。曾國藩在吏政和治軍上對部下要求都十分嚴格，更多的進行表揚和鼓勵，批評部下的缺點錯誤時也會選擇適當的場合，照顧對方的自尊心。
曾國藩對李鴻章言傳身教，將自己治軍理政的方法毫不保留地傳授給李鴻章，更令李鴻章感激的是，曾國藩在適當的時候多次鼓勵李鴻章積極謀求自身的發展——組建淮軍。
曾國藩十分注重對李鴻章的提拔和培養。李鴻章招募的淮勇到達安慶後，曾國藩親自製定了淮勇的規章製度，確定了軍隊的餉銀數量，並按照湘軍的訓練方法加以訓練。
1862年，李鴻章在安慶北門城外正式組建淮軍，曾國藩親自前往祝賀。李鴻章知道淮勇人數不多，餉銀也不充足，實在是實力單薄，難以擔當重任。他說：“敝部除張遇春一營外，均係新勇，戰守難恃，出征異地，若無精兵宿將，立有覆敗之虞。”
因此，李鴻章多次懇請曾國藩調撥湘軍部隊加強戰鬥力。曾國藩害怕淮勇軟弱不堪一擊，準備以湘軍為榜樣，將淮軍培養成湘軍那樣的軍隊，因而滿足了李鴻章的要求，陸續調撥湘勇八營以充實淮軍的力量。
這八營湘勇實力較強，其中有曾國藩的親兵兩營充任李鴻章的親兵；開字兩營，由程學啟統帶，其部下多籍隸兩淮；林字兩營，由滕嗣林、滕嗣武統帶，這兩營由江蘇巡撫薛煥在湖南招募而來，曾國藩選擇精壯的士兵近千人編入了淮軍；熊字營由陳飛熊統帶，坦字營由馬先槐統帶，多是曾國藩在湖南招募的湘勇，原由湘軍部將陳士傑率領，也撥歸淮軍。所有這些淮軍初創時期的骨幹隊伍共計十三營，總共6500人。
三月四日，李鴻章陪同曾國藩檢閱銘、鼎、樹、慶和程學啟、滕嗣林的軍營，這標誌著淮軍的正式建立。曾國藩認為湘、淮本是一家，淮軍由湘軍而派生，兩家關係密不可分。
李鴻章從曾國藩那裏學到了許多打仗的要領和官場的經驗。曾國藩死後，李鴻章非常悲痛，作挽聯哀悼恩師：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方為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裏。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這副對聯的上聯充分寫出了李鴻章從恩師曾國藩處學習軍事政治才能的事實。實際上，李鴻章在曾國藩處學習鍛煉對他一生的事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為以後的拜相封侯做了鋪墊。在李鴻章成名之後，朝野上下輿論也稱他“果毅堅貞，克紹曾門衣缽”；確實，李鴻章極力保持謹守師法的形象。
曾國藩對於人才的提攜和培養是不遺餘力的，但對於離經叛道、朝秦暮楚的政治野心家的打擊也是毫不留情的。他具體解釋說，要想做大事業，必須有人才，需要放權，讓人才有自主的發展空間。但是什麼時候讓手下的人另謀發展是很有講究的。
曾國藩認為：在局麵小時，要堅決維護團結統一，不準許部下的人有分裂單幹的想法，對企圖另立門戶的人要堅決予以打擊，因為在這時自立門戶是分裂隊伍，從而瓦解了自己；當事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時候，為了壯大隊伍，一定要積極鼓勵手下人另謀發展。
這就是所謂“利己利人”，“達己達人”的道理，也是自己事業做大的前提。因為自己的部下另謀發展後，依然是自己的屬下，歸自己節製；即使處於半獨立的狀態，也還可以互相間有所照應。
在實際中，任何一個團體在發展中都會遇到自立門戶的問題，即從團體中剝離出去的事情，這種事情很難處理。一般而言，當一個團體處於低潮時，如果內部的分配機製又不盡合理，那麼優秀的人才很容易跳槽另立門戶。如果僅僅是一般人員的出走，不會危及到事業的發展和團體的前途，但如果決策層或核心層的人員出走，其隱患就不能等閑視之。
在曾國藩駐軍衡陽、編練湘軍的時候，出現過這樣一件事情。王錱本是曾國藩非常賞識和信任的一名將領，一直受到曾國藩的重用。為了招募更多的湘軍，也出於鍛煉培養王錱的需要，曾國藩命王錱回湖南招募湘勇。王錱回到湖南後太過張揚，出入都要敲鑼打鼓講究排場，湖南當地的士紳對此有所不滿，後來王錱又將湘勇招至3000人，遠遠超過規定的人數。更令曾國藩氣憤的是，王錱竟然帶著三千湘勇趕到長沙，與湖南巡撫駱秉章關係密切起來，很顯然有不再聽曾國藩指揮、希望自立門戶的傾向。
曾國藩實在無法容忍，於是斷然要求王錱立即將軍隊帶回駐地，並明確地說除一營由王錱統帶外，新招的湘勇隻保留二營和三營，並且營官由曾國藩直接任命，軍隊按照統一的營製編練。但湖南巡撫駱秉章暗中支持王錱，主張保留軍隊，並命令加緊軍隊的操練，聽候調遣。在這種情況下，王錱有恃無恐，公開抗拒命令，最終導致和曾國藩的徹底決裂。從此以後，王錱自行製定規章製度，自己選派營官，目的是在組織上、製度上完全獨立於曾國藩的湘軍之外。
麵對關係到自己和湘軍的前途命運的大事時，曾國藩絕不妥協。於是，1853年12月，曾國藩給王錱發去一封最後通牒式的信函，明確提出王錱必須在遵守湘軍的營伍製度與脫離湘軍係統之間做出一個明確的選擇：
特書與足下約，計必從鄙意而不可更改者五條，聽足下自為屈伸者三條。能如吾之約，則一一照辦，破釜沉舟，以圖一舉；若必不肯從吾之約，則足下自成一軍，今後吾將不與足下事，吾並將另募數營勇丁以替足下之位置。
曾國藩再次強調了自己的觀點，要求王錱立即回到駐地，自己統帶一營士兵，其他各營由曾國藩委派營官統帶，各營的勇丁必須遵守湘軍統一的營製，不得隨意裁減、增加人數，更不得各行其是。並明確提出新招募的勇丁必須經過統一的兩個月的訓練後，才能開赴戰場。簡而言之，王錱必須聽從自己的指揮，否則就將王錱逐出師門。
王錱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自己追隨湖南巡撫駱秉章比追隨曾國藩更有發展前途，於是對曾國藩的警告絲毫不予理睬。駱秉章為了拉攏王錱，表示湘軍可以繼續駐紮在省城長沙，所統帶的三千勇丁可以不裁撤。於是，王錱和曾國藩徹底決裂了。
不言而喻，王錱式的決裂將對湘軍、對曾國藩本人都產生惡劣的影響。為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曾國藩斷絕了和王錱的一切關係；且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對王錱大加攻擊，使王錱軍失去一切發展的機會。再加上湖南省內財政發生困難，軍餉不足，因此王錱不得不將所率的三千湘勇裁減一千。王錱的事件對可能出現的效法者起了警戒的作用。同時，曾國藩刻意講求籠絡和控製部屬，利用同鄉、師生、親朋等關係結成一個湘軍官僚集團，內部組織嚴密，相互監督，堅決杜絕再次出現王錱式的人物。
隨著曾國藩實力的壯大，他在屬下自立門戶問題上政策日益開明，適時鼓勵屬下獨立自主地發展，湘軍的力量發展速度很快，逐漸成為一個龐大的軍事政治集團，但對外始終保持著一定的統一性，同樣以曾國藩為共同的精神領袖。這使得曾國藩的實力更加迅速擴大，10年後，湘軍集團中出現了大量的督撫大帥，與曾國藩地位相當的就有二十餘人。這些督撫們相互協調、互相配合，使得曾國藩的聲望如日中天。
13 對悍將軟硬兼施，恩威並重
發現有能耐的人不難，但要想用好有能耐的人，卻需要一定的本領。畢竟，人都會有缺點。要想用好一個人，首先應對其缺點有足夠的認識，然後利用其缺點來征服他，充分挖掘他的能力，為己所用，此種方法在曾國藩的用人之術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曾國藩在用人的時候，將剛柔之道運用得恰到好處。他的軟硬兼施、恩威並重使得效力之人盡職盡忠，讓人佩服。
劉銘傳是淮軍中有名的將領。他出生淮北，身上帶有一股粗野豪邁的味道。在他18歲那年，一次，他不在家，家人遭到土豪的勒索，父親和哥哥被嚇得跪地求饒，並將家裏財物交給了土豪。劉銘傳咽不下這口氣，決定要為家人雪恥。
後來，他找到了那位勒索父親的土豪。這位土豪見到劉銘傳後，根本沒把他放在眼裏，並當著手下的麵侮辱他。劉銘傳抓住機會，上前一步，搶下一把刀，順勢砍下了這位土豪的腦袋。
從此，劉銘傳在當地出了名。他招兵買馬，組織了一支隊伍，橫行鄉裏。
鹹豐十一年（1861），李鴻章開始招募淮勇，並且立即將劉銘傳的隊伍擴充到淮軍中，並起名為“銘軍”，由劉銘傳指揮。李鴻章看好銘軍，花了不少財力來改進該軍裝備。劉銘傳沒有辜負李鴻章的期望，帶領銘軍立了不少軍功。但讓李鴻章煩心的是，劉銘傳為人狂妄，難以培養。
剿撚的時候，曾國藩要借用淮軍，李鴻章索性將銘軍調給他，由他指揮。當時，曾國藩手下還有一員猛將，他就是陳國瑞。陳國瑞是湖北人，少年時便加入了太平軍，後來他投靠了蒙古王爺僧格林沁。此人驍勇善戰，很有膽識。在一次作戰過程中，他正在營中吃飯，敵方炮彈將其手中酒杯擊碎，他麵不改色，操起椅子便坐在營房外，向敵軍方向大叫，要敵軍向他開炮，令手下士兵敬畏。
兩名猛將都沒有讀過書，有才無德，難免發生矛盾。二人所帶軍隊在軍營裏發生過兩次械鬥，令曾國藩頭疼。曾國藩苦苦思索，欲尋找一個好好使用二人的方法。
劉銘傳有勇有謀，所率銘軍裝備先進，戰鬥力強。為了讓劉銘傳聽從指揮，曾國藩用了獨特的辦法。每當劉銘傳有過，曾國藩總是對他進行嚴厲批評，但對其過失並不追究。劉銘傳也因此對曾國藩有了敬畏之心，不再狂妄。後在曾國藩的調遣下，他率領銘軍北上剿撚。
曾國藩知道陳國瑞因為佩服僧王才為他效力的，要想使這個桀驁不馴的人為自己效力，自然應該讓他對自己心服口服。陳國瑞違反軍紀後，曾國藩先是義正詞嚴，盡數落之能事，滅掉他的囂張氣焰，然後轉移話題，誇讚他的優點，稱讚他是一個可造之才，將陳國瑞治得服服帖帖。
然此人本性難改，一旦回到營中，便將曾國藩的命令拋諸腦後。曾國藩見軟方法不行，立即向清廷請旨，要求撤去其職位。陳國瑞知道後，頓感驚慌，向曾國藩求饒。
曾國藩用人的確很厲害，要不然，如此強悍的兩位猛將是不會聽他擺布的。也正是因為曾國藩會用人，才會有很多出色將領敬畏他，願意為他出生入死。
鮑超是曾國藩旗下的一員猛將，參加湘軍之前，以擔水謀生。因為生活窘迫，將妻子抵押他人。後來，因戰功卓越，屢次受賞，才將妻子贖回。
鮑超任浙江提督之時，一次，他在家中學寫字。提筆良久，卻無從下筆，最後僅在紙上寫了一個“門”字，落筆處沒有帶鉤。府中一幕僚告訴他說，“門”字的右邊有一小鉤，鮑超心情不佳，聞言大怒，直指客廳正中大門說：“門的兩邊不都是直的嗎，哪裏有鉤！”這位幕僚見牆上有副曾國藩贈聯，上有一“門”字，便急中生智，告訴鮑超，曾大帥寫門的時候也帶有鉤。鮑超抬頭一看，果然如此。當即跪地，對著曾國藩的贈聯連磕三頭，並說道：“先生恕吾武人！”由此可見，曾國藩對手下人影響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