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日思夜想，無論如何也找不出兩全齊美的好辦法。看來這次天津之行絕無好結果了，不但要做林文忠公那樣的民族英雄是不可能，恐怕是要成為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漢奸賣國賊了。然而自己一生的名譽難道真的要毀在津門嗎？舉步艱難，進退維穀，曾國藩後悔當初不該來天津，後悔沒有請求朝廷另簡大員，自己獨自走上了這個四麵懸崖的絕途之上。
曾國藩堅持“委曲求全”的策略處理天津教案，引起國人的強烈義憤。當他決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嚴辦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傳出之後，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嘩然，“賣國賊”的罵聲隨之騰起。他的親友、同鄉、同年都不相信曾國藩會如此軟弱，等到證實之後都紛紛來信勸說、指責，而與他不相幹的官紳士人則對他大張撻伐，每天責問他的信件從京津、三江、兩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萬人聲討的輿論包圍之中。他惶恐而又痛苦地寫道：“庇護天主教本屬正理，而引起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詬罵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吾身。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京師虎坊橋長沙會館、教子胡同湖南會館等處由曾國藩所題的匾額被憤怒的士子們當眾砸毀，並把凡有“曾國藩”之名者盡數刮掉，口吐、腳踏猶不解其恨。
王闓運等名士、李鴻章等弟子、曾紀澤等親屬都懇切陳言，為曾國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慮此舉將使其一世勳名毀於眾謗之中。
曾國藩本來就病得朝不保夕，這次莫可辯解的恥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願再多活一天，隻求早死，催著兒子把棺材做好，以備不測。
趙烈文、薛福成等人見曾國藩情緒極度低落，病情又日漸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邊，服侍勸慰。曾國藩心力交瘁，苦痛不堪，不想再多說話了，隻是反複地自言“內疚神明，外慚清義”。他後悔自己在“剿撚”無功之後，沒有“退處深山”，以後重回兩江之任和蒞任直隸總督，“皆係畫蛇添足”。
曾國藩回顧道光以來清廷“辦洋務”的曆史，無論是主戰的林則徐還是主和的穆彰阿，到頭來都沒有好下場。仗打敗了皇帝把責任推給林則徐；而國人斥罵《南京條約》屈辱賣國，皇帝又把賣國的罪名推給主張講和簽約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處理天津教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辦事，原已意識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頂賣國賊的罪名。他的預料果然成了現實：當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公布後，國人不罵慈禧太後，卻單罵曾國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清廷也眼看著曾國藩變成他們的替罪羊、犧牲品，使他在社會輿論的猛烈攻擊下，完全處於遭受唾罵，有口難辯的困境，但卻不置一詞。
但他明知而不懼，反映了他願為大清朝擔負一切罪名的勇氣。這與他對末世之官應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的認識是相通的。
後來，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在光緒四年奉命擔任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問話時，慈禧太後以任勞任怨相勉勵。曾紀澤答道：“臣從前讀書讀到‘事從君主能獻其身’一句話，認為人臣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來時勢，見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時須把性命看在第二位，聲名也要看得很輕，才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從保定動身，正是臥病的時候，就寫了遺囑，吩咐家裏人，安排後事，將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關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結的，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時京城的士大夫咒罵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責。寄給朋友的信，常寫有‘外慚清義，內疚神明’八個字，正是排除了聲名，以顧全大局。其實，當時的勢態，除了臣父曾國藩所辦理的立場更沒有別的辦法。”
曾紀澤的一席話把曾國藩犧牲名譽、忍辱負重的苦衷充分地表達了出來，慈禧聽後，說出了“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的話。
左宗棠曾說：“紀澤能說出他父親的實情，可以說是沒有辱沒他的父親。”這也是一個例證。民國時徐一士所著《曾胡譚薈》中說，曾國藩是對名譽看得比生命還重的人，所以摒棄了聲名以顧大局，無愧於“公忠體國”。若是那些輕名重利之流，則未必可以像曾國藩那樣做。
4 強敵當前，勇而無懼
強敵並不是不可戰勝的，關鍵在於是否敢於向前，以屢敗屢戰的精神去挑戰強敵。有時候強手與強手的對決，就是膽量的對決、意誌的對決。
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話，說明了艱難困苦與偉人成長的關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曾國藩也說：“吾生平長進，皆在危難之際”，“困心橫慮，正是磨練英雄，玉汝於成。”
曾國藩一介儒生卻帶兵打仗，失敗接連不斷。他把幕僚所寫奏折上的“屢戰屢敗”改成“屢敗屢戰”，由此可見其意誌堅強。尤其是他曾經四次自殺未遂，其所遭受的挫折和失敗，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但他能夠戰勝自我，調整情緒，蓄氣長誌，“屢敗屢戰”的精神，是他敢於挑戰強敵的體現。
鹹豐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率軍至靖港鎮，與太平軍展開血戰。由於中了太平軍的埋伏，湘軍大潰，曾國藩無法挽回敗勢，為了免於敗後受辱，他竟跳江欲自盡，幸被隨員們救起，隨殘軍敗退長沙。
曾國藩大敗之後，又鼓足勇氣，繼續埋頭募兵練兵，原來的老湘軍隻剩了4000人，他陸續增至水陸兩師2萬多人，修造舟師，配備炮械。鹹豐四年（1854）六月中旬，曾國藩再次指揮水陸二師北上，發動湘軍的第二次攻勢。
這一次大戰，曾國藩被石達開困在鄱陽湖，無法突圍。石達開更使用火攻，將湘軍一百多隻戰船燒得精光。
曾國藩在羅澤南的營裏，目睹水師覆滅，船沉勇潰，他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為羅澤南、劉蓉竭力拉住。曾國藩自殺不成，黯然逃到南昌，受盡天下的冷嘲熱諷、奚落訕笑。他說，這一次慘敗，是他的平生四大慚之一。
一次又一次的慘敗，也曾使曾國藩灰心喪氣，悲觀到了極點，乃至蓬頭垢足，不飲不食，跑到山上去寫遺囑。但是，他的自殺作為並非悲觀失望，而是由於自己指揮不當，這種羞憤使他決心以死求得解脫。更重要的是，他從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為國捐軀、精忠報國、舍生取義之類的思想，早已把他的靈魂浸透了。“願死疆場，不願死牖下”，是曾國藩的素質，他早已經寫過“死在沙場是善終”這樣的詩句。
事實上，從他從戎那一天起，就已經做好了為國捐軀的準備。作為一個文人而勉為其難來帶兵打仗，如果難以期望大成，那麼但求自己一死，其勇氣與魄力值得佩服。曾國藩其實也是一個平凡的人，也有著普通人的種種缺點和弱點，他之所以能成為英雄，是因為他具有戰勝失敗、戰勝自我的勇氣與意誌。
5 大敵當前，為國平亂、為主分憂
曾國藩在功成名就之際，已經自剪羽翼，收斂了很多，本可以安度晚年。然而，他並不忘繼續為國盡力。當清政府令他平定撚軍時，他同意了，為了晚清他決定再一次馳騁疆場。
曾國藩是晚清最有實力的大臣。他一方麵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顧忌，敢於向自己放權。另一方麵，他同時盡可能地擴大自己的權勢，用實力說話，即使朝廷有顧忌，也不敢輕舉妄動。這樣，既保護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慘結局，又保持了國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麵的大動蕩。
但是清朝畢竟是滿洲貴族的天下，他們重用曾國藩等漢人，實在是迫不得已，內心深處仍然有民族歧視。為了防止曾國藩離心離德，背叛朝廷，朝廷在重用曾國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時，也安插了湖廣總督官文、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滿蒙貴族鉗製他們。對此，曾國藩心知肚明。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國剛剛被鎮壓下去，他就下令將自己直屬的曾國荃部湘軍大部分裁撤。當時朝廷也認為這是最安全的。他們並不知道，除了湘淮兩係，清朝其他的武裝力量已經徹底腐朽，難堪重任了。
同治三年（1864），正當曾國藩分期分批裁撤湘軍之際，僧格林沁馬隊被撚軍在湖北牽著鼻子走，接連損兵折將。清廷萬般無奈，命令曾國藩率軍增援湖北。
朝廷的這次調遣，對湘軍非常不利，所以曾國藩的態度也十分消極：其一，攻陷天京以後，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殺驢之勢，曾國藩不得不避其鋒芒，自剪羽翼，以釋清廷之忌，為此曾國藩也滿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驕橫剛愎、不諳韜略，向來輕視湘軍，如果曾國藩統兵前往作戰，勢必會形成湘軍送死有份、論功行賞無緣的情形。此時，曾國藩正處在十分無奈的兩難之中，不聽從調遣，是不忠；聽從調遣，是不利。公開拒絕不服從，是一個封建臣子難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毀滅性的結果。萬難之中，隻好采取拖延之法。
他上奏折推辭說：
“臣自鹹豐四年躬親矢石，屢次敗挫，厥後十載，久未親臨前敵。即元年秋間大疫，群賊紛乘，曾國荃被圍四十六日，鮑超絕糧二日，臣俱未親行援救。本年奉諭旨，飭臣督攻金陵，臣亦未親往圍攻，非漠視也。
自揣臨陣指揮，非其所長，不得不自藏所短，俾諸將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駐蘄、黃四百裏之內，以欽差三人萃於一隅，恐啟賊匪輕視將帥之心。”
曾國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軍在黃淮大地上對撚軍窮追不舍，失敗隻是早晚的事，他斷言：“此於兵法，必蹶上將軍。”因此，曾國藩按兵不動，靜坐江寧，觀其成敗。果然，高樓寨一戰，僧格林沁全軍覆滅，這位皇親國戚竟然被一個年輕的撚軍戰士殺死。經過這一仗，撚軍聲勢更加浩大，他們縱橫山東、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請出曾國藩，命他辦直隸、河南、山東三省軍務，三省八旗、綠營、地方文武官員盡歸其節製。兩江總督由江蘇巡撫李鴻章署理，為曾國藩指揮的湘軍、淮軍籌辦糧餉。這本是曾國藩預料中事，當再次接到讓他披掛出征，以解清廷於倒懸之急的命令時，他卻十分惆悵。在這瞬息萬變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難預料此行的吉凶禍福。因此，還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曾國藩經曆了諸多政治變故，頗有些心灰意冷。當他接到“赴山東剿撚”的旨令時，切實感到“詫歎憂憤”，而且在以後的幾天裏，他連連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統兵北上，然後繞至北麵向南逼剿。曾國藩從催令中看出此時清廷的著眼點是在於解救燃眉之急，確保京津安全。這是清廷的一廂情願，而此時出征，曾國藩所麵臨的困難卻很大。
湘軍經過裁減後，曾國藩北上剿撚就不得不仰仗淮軍。曾國藩心裏也清楚，淮軍出自李鴻章門下，要像對湘軍一樣，做到指揮上隨心所欲是很難的。另外，在匆忙之間難以將大隊人馬集結起來，而且軍餉供應也不能迅速籌集。於是，曾國藩針對一個時期裏撚軍的活動規律，僧格林沁覆滅的經驗，以及自己所麵臨的困難，特向清廷上奏，陳述萬難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個主要原因後，鑒於僧格林沁“賊流與之俱流”的經驗教訓，曾國藩認為必須以逸待勞，“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製無定之賊。”曾國藩做事向來是未雨綢繆，對於清廷隻顧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實在難以從命。連僧格林沁這位朝廷寵臣，在戰馬優良、槍炮齊備、糧餉充足的條件下，與撚軍周旋四年多的時間，尚且落得個全軍覆沒，本人也葬身沙場的結果。而自己兵力單薄，孤軍深入黃淮平原，難以調度各方，更不可能有所建樹。況且，一個時期裏，朝廷對自己處處防範，若繼續帶兵出征，不知還將惹出多少麻煩。
因此，他推辭說：“仰懇天恩，另簡知兵大員督辦北路軍務，稍寬臣之責任。臣願以閑散人員在營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盡瘁之大義。亦不敢久綰兵符，自知將致僨事而不預為一區。”
曾國藩以“不敢久綰兵符”來向朝廷聲明，自己並沒有貪戀軍權的企圖。又說“不敢置身事外”，是說自己責無旁貸。話說得好聽，可就是不出山。在給曾國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實想法，他說：“若賊不渡黃，剿辦尚不甚難，一渡黃則手忙腳亂，萬目懸望，萬口譏議，餘實應接不暇，難乎其免於大戾矣。”
盡管他向清廷陳述了不可迅速啟程的原因，但又不能無視撚軍步步北進而不顧，正在其左右為難推脫延緩之際，李鴻章派潘鼎新率鼎軍十營包括開花炮一營從海上開赴天津，然後轉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撚軍北上之路，以護衛京師，給曾國藩的準備和出征創造了條件。這樣從同治四年五月末讓他出征，約經過了二十幾天的拖延後，曾國藩才於六月十日登舟啟行，北上“剿撚”。
正是通過拖延的辦法，曾國藩贏得了應付事態的時機，也避免了與朝廷的直接衝突，能夠在騎虎難下、進退維穀之際，促使或者等待事態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於萬難之間做到了遊刃有餘。
6 危難之際敢於挺身而出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曾國藩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唐朝的郭子儀是曾國藩仰慕的對象，因為郭子儀能夠拋開個人名利，以一腔熱血為國效命。無論何時何地需要他，他都會義無反顧地去為國家排憂解難。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同樣有此抱負，希望國家能夠將重任委托於他，為國出力。
曾國藩的表現在同輩中較為突出。他對學業比較重視，道光十八年（1838），他考中進士，聲名遠播，朝廷內外皆知有其人。
鹹豐皇帝登基不久，廣西金田村爆發了農民起義，這就是有名的太平天國運動的發端。鹹豐皇帝頓時陷入慌亂，不知所措。後來才采納臣子建議，決定采用“以漢治漢”的方法平息農民起義。曾國藩以其名聲得此重任，鹹豐帝命其以在籍侍郎身份，負責招募一些勇士興辦團練。
正在家裏守喪的曾國藩接到興辦團練的聖旨後，心中有所顧忌。他早就想建功立業，成就一番大事。如今，機會正擺在眼前，能否功成名就，關鍵在於自己能否邁出這一步。但是，為了建功立業便毫不猶豫地領旨，定會被人看作貪圖富貴，不守孝道。曾國藩自有辦法，他假意表示自己喪母，守孝未滿，隻能抗旨行事。為表決心，他托人將所寫奏章呈給皇帝。
郭嵩燾是曾國藩的一位好友，他聽說此事後，即刻趕往曾國藩家，好心勸導，希望曾國藩以國家大局為重，走馬上任。曾國藩沒有為好友的苦心所動，直到郭嵩燾動員其父曾麟書再次勸說。曾國藩覺得時機成熟，不再掩飾，棄筆從戎，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
曾國藩乃一文弱書生，手無縛雞之力，更何況無權無勢。如何建立軍隊和建立什麼樣的軍隊自然成了他最常思考的問題。麵對眾多困難，曾國藩沒有氣餒，而是艱難地前進著。
鹹豐二年（1852），曾國藩按照皇帝旨意，辦起了團練。但小小的團練並不是他的目標，次年，在皇帝的許可下，曾國藩主持編製了軍隊，規模越來越大，湘軍很快就組建完畢。但這還是遠遠沒有達到他的要求。曾國藩認為，太平軍是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八旗兵和綠營兵根本不能夠抵擋氣勢洶洶的太平軍，更不用說消滅他們了。因此，曾國藩在訓練士兵時，要求很高，他要訓練出一支善戰的軍隊。
正是這支隊伍，在國難當頭時，在曾國藩的率領下，挺身而出，取得了許多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