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如履薄冰為官，小心謹慎帶兵
曾國藩雖身居高位，卻能夠自我保全，既沒有受到貶謫，也沒有性命之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他的謹慎。他曾對其弟曾國荃說過：“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樓高易倒，樹高易折。吾與弟時時有可危之機。”
1 為官者牢記“謹慎”二字
古人對“謹慎”二字看得很重，他們認為謹慎是成事的基礎，是保身的法寶。呂坤在《呻吟語》中談道：“世間事各有恰好處，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朱熹也說過：“真正大英雄人，都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
任何一個有所成就或建功立業的人，在奮鬥過程中，都會謹行慎思。因為，這樣的人有著長遠的目光，他們想得要比普通人更遠，看得比普通人更高。於是，他們為未來的憂患擔憂，更害怕因身邊的事情處理不當而羈絆住自己的腳步，令自己停滯不前或是倒退，甚至是功虧一簣。因此，他們會時刻觀察著身邊的動靜，認真處理每一件事情，並且在做事之前，總是深思熟慮。
正是因為這些人在前行過程中，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才有了以後的大成就。
曾國藩創建的湘軍成立後，便開始對抗太平軍。起初作戰的時候，幾乎總是失敗。每失敗一次，對曾國藩來講都是沉重的打擊，麵對失敗的痛苦和其他方麵的壓力，曾國藩一次次想要自殺，結果都被手下攔住。
每次的敗仗讓曾國藩不得不謹慎起來。如果不謹慎，不去分析失敗原因，那麼打勝仗的可能性就會越來越小，就要忍受將士戰死疆場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創建的湘軍就承擔不起救國大任，就不能實現自己成就功業的大誌。因此，曾國藩必須謹慎。
戰場上需要謹慎作戰，官場上更需要謹慎為官。因為，官場上的戰爭是無形的、隱蔽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是不公開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場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樣很重要。曾國藩本身就是一個謹慎的人，這從他每日檢點自身的習慣中可以看出。雖是如此，然而身在官場，畢竟不同於平日在家與周圍的人打交道那麼簡單。初入官場，曾國藩並沒有體會到這一點，而是處處爭強，時時果敢，吃了不少虧。待的時間久了，曾國藩漸漸發現了官場的黑暗，善於總結的他變得更加謹慎起來，不再以敢、強標榜自己了，而是將其掩藏在內心中。
曾國藩對“慎”有深刻的理解，並且有專門的闡述。在《書贈仲弟六則》中，他如此陳述：
“古人曰欽、曰敬、曰謹、曰虔恭、曰懼，皆‘慎’字之義也。慎者，有所畏憚之謂也。居心不循天理，則畏天怒；作事不順人情，則畏人言。少賤則畏父師，畏官長。老年則畏後生之竊議。高位則畏僚屬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憚，則過必不大，鬼神必從而原之。”
為官生涯中，曾國藩仔細推敲，才有了如此精辟而且終生受用的觀點。他說：“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賢者寒心，不肖者無忌憚。若犯此症，則百病叢生，不可救藥。”
隨著鎮壓太平軍的戰功赫赫，曾國藩的權勢越來越大，然而他不以為榮，反為其憂。因為官位越高，接觸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遊刃有餘，談何容易，更何況曾國藩還是一個外權大臣。他日記裏經常寫道：“官位越高，權勢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禍。”因此，曾國藩總是生活在無窮無盡的憂患之中。他總是將事情盡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點或漏洞，以免受到別人的指責，或使一些異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導致自己因小失大。
鹹豐十一年（1861）九月，鹹豐皇帝駕崩於熱河。不久，清廷內發生了政變。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相互勾結，將八位顧命大臣囚禁。並在後來將其中四人處死，另外四人革職。曾國藩心生恐懼，不知道自己是否會被牽連進去。
肅順是顧命大臣之一，此人雖處在清廷腐敗環境中，但仍能夠潔身自好，洞察時事，是當時少有的開明之臣。他曾極力推薦曾國藩去營救左宗棠，曾國藩比較敬重他。另外，作為肅順的幕僚，王闓運、郭嵩燾等人與曾國藩的湘軍交往密切。慈禧要肅清肅順一黨，曾國藩多少會受到一些牽連，這無疑讓他感到恐懼，但當王闓運勸他自立時，他卻絲毫沒有動搖，而是靜觀其變，畢竟，他對清朝是忠心的。
曾國藩當時應該是很謹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後不會對他怎麼樣。因為當時太平天國運動並沒有平定，湘軍仍然是保護大清江山的一道堅固屏障。沒有湘軍，盡管慈禧太後能夠垂簾聽政，也不會長久。另外，湘軍在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勢力，如果拿辦了曾國藩，定然會引起各路湘軍動蕩。
慈禧也是一個聰明人，如果真得罪了曾國藩，她也下不了台。那時候，她就要麵對湘軍和太平軍的雙重威脅。與其排斥曾國藩，不如籠絡他，讓他繼續為大清效力。曾國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欽差大臣，還被封為兩江總督，統轄四省軍政。曾國藩得到如此豐厚的加封，在普通人看來，應該是受寵若驚，異常興奮的，但在曾國藩心中，卻是矛盾重重。這一年十一月份，他連著給兩位弟弟寫了兩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發感慨，說往日手上一點點權勢都沒有，心裏麵著急，可是現在所擁有的權力又太多，多得連自己都想不到，普天之下，很難找到一件令人感到恰如其分的事情。在後一封信中，曾國藩的心事仿佛更加沉重，他寫道：“餘自十五至二十二日連接廷寄諭旨十四件，倚畀，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
幾個月後，曾國藩又被加授了協辦大學士。慈禧厚待曾國藩，曾國藩是能夠料到的，但是他同時也明白，自己的權位如日中天，漸漸高居眾人之上。日後要想平安無事，需要更加謹慎。
宮廷內的爭鬥仍然沒有停息，慈禧太後野心勃勃。辛酉政變後，清廷內部權勢格局逐漸明朗，那拉氏正式幹預政治，開始了垂簾聽政，恭親王奕主要負責國內大局的調控。
奕與洋人之間的交往比較多，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主張改革，並在國內提倡創辦洋務，開始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開展以恭親王奕為核心，由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沈葆楨四人分別在各地創辦。
慈禧太後為取得清廷的絕對控製權，施展陰謀逼迫奕下台，最終獨攬大權。奕的境遇又成了曾國藩的一麵鏡子，奕貴為鹹豐皇帝的親弟弟，同治皇帝的親叔叔，是血統純正的皇親貴族，然而竟不得善終，更何況自己不過是一個外權大臣。
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前後，朝廷和湘軍之間的風波基本平息，曾國荃不再歸隱，於同治四年（1865）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擔任巡撫一職。當時的湖廣總督是官文，此人雖沒有什麼才能，不過因是滿人，在官場上仍是春風得意。曾國荃對此人深為不滿，於是上奏，說官文是肅順的餘黨，應該一並鏟除。結果，奏折呈上後，禦史佛爾國卻反參了曾國荃一本，說曾國荃圖謀不軌，想誣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應該將曾國荃議罪。後來，經過調查，官文的確與肅順等人有關係，清廷將其罷免。不過，曾國荃的做法無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滿清權貴，如果曾國荃在日後出現疏漏之處，曾國藩肯定脫不了幹係。
為了讓曾國荃日後謹慎，曾國藩寫信開導：“頃閱邸抄，官相處分極輕。公道全泯，亦殊可懼！”他在信中向曾國荃講明了當時的情況，官文雖然是肅順餘黨，但由於是滿人，受到的懲罰非常輕。官場就是這樣，這樣的環境無法改變，隻有試著去適應它。
同治五年（1866）湘軍將領蔣益澄任廣東巡撫，上任不足一年就被彈劾，轉而為廣西按察使，職位連降兩級。從中足見官場變幻莫測，稍不注意，便會有所閃失。得意的時候可能會一年升遷數次，而失勢的時候又會一落千丈，曾國藩以古人為鑒，以今人為鏡，將官場看得透實而真切。同治八年（1869），他在給黃翼升的信中寫道：“吾輩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聲即損，唯小心謹慎，時時若有愆尤在身，則自然無過矣。”
同治十年（1871），曾國藩已是六十高齡，次年，他的一生結束了，身節俱全。去世前的幾個月，他仍然不忘謹慎，給兄弟寫信時，再次告訴兄弟仕途險惡，望兄弟保重。他這樣寫道：“官途險，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風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實屬不易。如帥之和厚中正，以為可免於限難，不謂人言藉藉，莫測所由，遽至於此。”他這樣說，目的之一是想讓兄弟能夠學會他的謹慎，不要因為大意而連累家族，毀了自己辛苦創下來的基業。
對“慎”和“畏”曾國藩有獨到的體會：
“餘生平吃數大塹，而癸醜六月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發俏生，學台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嶽州靖港敗後，棲於高峰寺，為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塹，無地自容，故近雖忝竊大名，而不敢自詡為有本領，不敢自以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從磨練後得來。”
2 隱蔽鋒芒可避免災禍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鋒芒畢露必將處處碰壁，不露鋒芒則能保全自身。君子愛物，取之有道，欲得功名，也該如此。
俗語有“雁過留聲，人過留名”，無非是表明人們對名聲的重視。大多數人都有功名之心，也正是因為功名之心，人們才會拚搏奮鬥，為取得功名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甚至失去了生命。
但是，在求功名的過程中，人們的表現方式各異。有人認為要想取得功名，就得向外人證明自己有才。於是，他們會在眾人麵前展示自己，標榜自己的實力。沒有賞識者的時候，他們仍然會表現自己的與眾不同。這類人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庸才，便選擇了炫耀自己。結果為此遭到的反感、忌恨遠遠超過了自己需要的賞識。
曾國藩遍讀古書，深諳鋒芒畢露招禍患的道理。他常以古人為鑒，檢點自身，生怕自己因為露出鋒芒而遭忌受挫。
三國時的楊修，在曹營中任曹操的主簿。他思維敏捷，頗具才華，但他總是鋒芒畢露，不知伴君如伴虎。
曹操曾命屬下為自己建造一處花園，屬下盡心盡力，很快將花園建好，請曹操前去觀看。曹操去後，麵無表情，沒有對所建花園發表看法，隻是提筆在門上寫了一個“活”字，便匆匆離開。屬下人苦苦思索，仍然覺得茫然。楊修對眾人說道：“門上添一‘活’字，自然為闊，丞相覺得花園門太大了而已。”於是，主管此事的人立即對已建花園進行翻修，建好後再次請曹操前來觀看。曹操見後，心裏很高興。不過得知是楊修解其意後，心中不是滋味。
事後不久，塞北官吏給曹操送來了一盒酥餅，曹操即興在盒子上寫下了“一合酥”三個字，然後將其置於台上。楊修看到後，即刻將酥餅取來與眾將士同享美味。曹操問楊修為何不經過自己的準許便將酥餅分與眾人，楊修卻解釋說，“一合酥”乃“一人一口酥”之意，既然丞相如此命令，不敢不從。曹操聽後，臉上雖然高興，心中卻暗暗妒忌楊修的才能。
曹操猜忌心很重，他怕別人會暗殺他。於是常對手下說，他睡覺時總是做一些殺人的夢，告誡他們不要在他熟睡時靠近他。一日，曹操睡覺的時候將被子蹬到了地上，一侍從慌忙拾起被子準備給他蓋上。這時，曹操一躍而起，拔劍就刺，侍從一命嗚呼。曹操繼續上床睡覺，醒後，假意不知其事，召人問之。待知實情後，曹操大哭，甚為痛苦，隨後厚葬被殺侍從。楊修一語點破曹操的心思：“丞相非在夢中，而君在夢中。”曹操對其更加忌恨，欲找借口殺了楊修。
曹操帶兵駐紮漢中一帶，本想速戰速決，不想竟與劉備大軍形成對峙局勢。曹操心中極為矛盾，進退難定。一天，廚師送上雞湯，曹操見碗底有雞肋，頓時心生感慨，暗自沉吟。適逢夏侯惇前來稟請夜間號令，曹操脫口而出：“雞肋！雞肋！”夏侯惇誤以此為號令，將其傳出，眾人皆知。作為行軍主簿的楊修立即令隨行軍士整理行裝，為撤退做好準備。夏侯惇不明白楊修所為，急忙趕往其帳內。楊修說道：“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可惜。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來日魏王必班師矣。”聽了楊修的一番解釋，夏侯惇甚感有理。曹操知道事情緣由後，異常憤怒，以造謠惑眾的罪名將楊修處死。
楊修恃才傲物，屢次引發曹操忌恨，得此下場也是必然。曆史上不乏類似楊修之人。
隋代的薛道衡，天資聰穎，十來歲便能夠將《左氏春秋傳》爛熟於心，並能夠講給別人聽。隋文帝在位時，薛道衡因出類拔萃在朝廷任內史侍郎。文帝駕崩後，煬帝即位。煬帝很是自負，他自認為文才很高，無人可以居其右。
煬帝時，薛道衡先在潘州任刺史，後被召至京城，在宮廷內做事。他作有《高祖頌》，其文辭自然超群，煬帝閱後，心生怨恨，妒其才。禦史大夫火上澆油，在煬帝麵前搬弄是非，說薛道衡自認為才華橫溢，沒有人可以超過他，盡管有人指責他，他仍然我行我素，不把煬帝放在眼裏。煬帝本來就對薛道衡不滿，於是隨便找了個借口就將其絞死了。
雖天下人都為薛道衡鳴不平，那又如何？封建王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果薛道衡不露鋒芒，就不會引起煬帝嫉恨，也就不會招來殺身之禍。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有才，並不意味著能仕途通達，它需要有德來約束。這裏的德，乃是指掩蓋鋒芒的自製力。
關於才德，曾國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寫過這樣一段文字：
“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餘謂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立之，則近於小人……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為衡可矣。”
曾國藩的見解頗為獨到，洞察了德與才的相互關係。他認為，有才無德，便會恃才傲物，目中無人，最終會自食惡果。
曾國藩之所以有這樣的見解，正是吃了很多苦頭後才體味出來的。
曾國藩的前半生，處處鋒芒太露，因此處處遭人嫉妒，受人暗算，連鹹豐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親曾麟書病逝，清朝廷給了他三個月的假，令他假滿後回江西帶兵作戰，但三個月後曾國藩卻伸手要權，遭到了皇帝的拒絕。同時各方麵的輿論認為此次曾國藩離軍奔喪已屬不忠，此後又以複出作為要求實權的砝碼，這與他平日所標榜的理學家麵孔大相徑庭。對他發出種種指責與非議，對於朋友的規勸、指責，曾國藩還可以接受，如吳敏樹致書曾國藩談到“曾公本以母喪在籍，被朝命與辦湖南防堵，遂與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今賊未平，軍未少息，猶望終製，蓋其心態有不能安者。曾公誠不可無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訛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銜致被旨責，其心事明白，實非尋常所見。”吳敢把一層窗紙戳破，說曾國藩本應在家守孝，卻出山，是“有為而為”，上給朝廷的奏折有時不寫自己的官銜，這是存心“要權”。
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曾國藩憂心忡忡，遂導致失眠。在經曆了一段時期的自省自悟以後，曾國藩在自我修身方麵有了很大的改變。及至複出，為人處世不再鋒芒畢露，日益變得圓融、通達。
生活中，他也盡量做到不露鋒芒，將才華深藏。他曾說過：“吾平生短於才，愛者或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巨，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鑿其愚，尚可告後昆耳。”
這裏有一封他寫給陳源兗和郭嵩燾的信：
“易念園歸，稱岱雲有《之官詩》四章，未蒙出示。（近各省有拐帶幼兒之案，京城亦多，尊處有之否？若有，須從嚴辦也。）杜蘭溪於閏月杪奉母諱，將以八月出都，留眷口在京。胡詠芝來京，住小珊處。將在陝西捐輸，指捐貴州知府萬餘金之多。不費囊中一錢，而一呼雲集，其才調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猶虞缺折也。岱雲在外間曆練，能韜鋒斂銳否？胡以世態生光，君以氣節生芒。其源不同，而其為人所忌一也。尚祈慎旃！（陝甘番務辦畢，尚為妥善。雲南回務尚無實耗，大約剿撫兼施耳。鏡海丈尚在南京。）比移廣信，士友嘖嘖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態類然。”
在這封信中，曾國藩提到陳源兗憑著個人氣節引人注意，胡詠芝憑著擅長交際露出不俗氣息，雖然二人才能出眾的途徑不同，但都沒有掩蓋鋒芒，都會招人忌恨的。
曾國藩認為，為人與書法有相通之處。書法有藏鋒之說，藏鋒收尾才能筆落驚鴻，寫出上乘的作品，做人也是如此。
鋒芒不露講的就是一個“藏”字，僅這一個“藏”字，就包含著無窮意味。“藏”的目的，是不讓別人發現自己的長處，不引起別人的妒忌，更好地保護自身；是等待時機，在最有把握的時候出擊，令敵人大吃一驚，防不勝防。
古今多少人，他們目光短淺，急於求成。他們不願意放過任何可以表現的機會，一旦表現，則力求做到淋漓盡致，恨不得將心掏出來給別人看。殊不知，他們犯了激進的毛病，這樣做的結果隻能讓自己陷入被動。如果自己有才，不一定能夠得到別人賞識，有時候還會讓掌權者產生妒忌，如曹操妒楊修之才，煬帝妒薛道衡之才；如果自己無才，卻在大庭廣眾之下極力自我表現，無異於班門弄斧，拙笨之處暴露無遺，給別人留下可乘之機。
處世中，有人鋒芒畢露，有人藏鋒露拙。曾國藩屬於後者，他雖有才幹，卻不輕易外露。畢竟，才華橫溢會遭人忌恨和打擊，最終導致事業上的失敗。
《易經》上說：“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這裏的“器”，便可引申為才華、實力。沒有才幹，想要有大作為，無疑是很困難的。但有了才幹，卻不加掩飾，鋒芒盡露，這些“鋒芒”或者“器”便如同帶刺的玫瑰，很可能觸痛別人的不平衡心理，於是，人們便會反擊，將其“鋒芒”拔掉，將其“器”繳械。
曾國藩有言：“處茲大亂未平之際，唯當藏身匿跡，不可稍露頭角於外，至要至要。”
3 自剪羽翼，消除朝廷的疑慮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太平天國運動被平定後，曾國藩同樣麵臨這樣的境況，為保全自身，曾國藩自剪羽翼，使清廷感覺到他無心和無力篡權。曾國藩的做法取得了實際效果，最終“命”和“名”都保住了。
曾國藩說過：“宦途險惡，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風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實不易矣。”
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破天京，太平天國走向覆亡之路，曾搖搖欲墜的清政府終於可以暫時穩住腳跟。長達12年的苦戰終於結束了，曾國藩受任於危難之中，力挽狂瀾，克敵製勝，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這12年中，凡有戰果，一般來說都會受賞。曾國藩培植起來的各湘軍集團頭目紛紛授予官職，巡撫居多。平息太平天國運動前後，曾國藩權勢大增，不僅原有屬下各有成就，他自己也受到眾多賞賜。鹹豐十一年（1861）被授職於兩江總督，執掌四省軍權。同治元年（1862），曾國藩被加授“協辦大學士”頭銜，此時的他已經是大清建朝以來權勢最高的外臣。消滅太平軍後，曾國藩再次受封，加銜太子太保。
為保地方穩定，曾國藩創建的湘軍被清政府分派各地，無形中替曾國藩編織了一個龐大的關係網。
清政府已感覺到曾國藩的潛在威脅，他們開始瓦解曾國藩的組織，削弱其勢力。他們一方麵提拔曾國藩屬下的一些湘軍將領，使他們的地位有所提高，擺脫客觀上與曾國藩的從屬關係，一方麵刻意去壓製那些不改氣節的曾國藩死黨。“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曾國藩目前也麵臨著這樣的境況，其心情可想而知。
曾國藩早就說過：“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他將一切看在眼裏，知道目前形勢對己不利，於是采用了保身之法，即自剪羽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