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叛亂平息不久，曾國藩向上奏請停解了廣東厘金。廣東乃富庶之地，稅務繁多，有地丁、漕糧、海關、鹽場、勸捐和厘金等。1862年，曾國藩上奏，由於缺乏軍餉，要求朝廷派出官員奔赴廣州辦理抽調厘金等事務，後一直延續下去。
既然曾國藩提出了停解厘金，清政府自然是喜不自禁，立刻批複。他們令廣東巡撫將厘金的七成征入本省，另外的三成仍解給駐紮在皖的湘軍大營。曾國藩毅然拒絕，堅持不再從廣東抽半點厘金。
事過不久，曾國藩再次奏請，要求停解江西半厘。江西半厘得之不易，為此，曾國藩曾與當時的贛撫沈葆楨爭得麵紅耳赤。如今，卻將此厘金拱手相讓，從此不再解給湘軍大營，統由沈葆楨征收。不僅如此，曾國藩還要求將鮑超、周寬世二人率領的兩路湘軍歸其旗下，軍餉由沈本人發放。
1865年，曾國藩又一次奏請，停解用於編擴湘軍而專設的湖南東征局厘金。1860年，為擴大湘軍規模，曾國藩在湖南特設東征局，在湖南省厘金的基礎上再加抽半厘，解送至曾國藩的湘軍大營。
不僅如此，曾國藩還銳裁湘軍。湘軍的建立是為抵抗太平軍的，它與清政府的綠營軍是有本質區別的。既然太平天國運動已經被平息，理當解散。
曾國藩所率湘軍達12萬，實際上除去左宗棠屬下的4萬人和沈葆楨屬下的3萬餘人外，隻有其弟曾國荃屬下的5萬人掌握在手中。這5萬湘軍正是清政府的疑懼所在，此軍隊一日不散，清政府就總會感到坐立不安。
1864年，曾國藩奏請將直屬湘軍裁去一半，僅留25000人，分守江寧、皖南、皖北。清政府接到奏折後，喜憂參半。喜的是曾國藩主動裁員，憂的是曾國藩裁兵過多，那些被裁的散兵遊勇會破壞社會治安。為達兩全其美，清政府向曾國藩提出，將所裁兵士中的精壯者編入綠營軍。曾國藩不予理睬，堅持原有的裁軍主張，大刀闊斧地進行了裁員。
1865年，曾國藩又宣布將張詩日和彭毓橘手下鎮守江寧的1萬湘軍裁去八營。由於當時這些守軍正在清理秦淮河內的淤泥，未能執行。不久，禦史朱鎮告發湘軍在江南一帶騷擾鄉民，不待曾國藩執行，清政府又下令裁軍。曾國藩加大力度，將裁軍數量由八營增至十二營，江寧僅剩下二千餘人守城。曾國藩裁軍前後，劉連捷、朱洪章和朱南桂的一萬五千駐皖軍隊也進行了大量的裁員。幾次大裁員後，曾國藩的部隊人數驟減，不足以對清廷構成威脅。
其實，曾國藩裁減湘軍還有其他原因。
自從安慶之戰結束後，湘軍的數量雖然大增，但是因為多方麵原因，湘軍的素質與以往相比，卻大為遜色，戰鬥力遠遠不如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之初。攻克天京後，曾國荃部下的湘軍在城內大肆搶掠財物，很多軍士都弄到了不少錢財，無心戀戰，並且在城內欺辱婦女，可謂無惡不作，腐敗至極。如果不將這樣的部隊遣散，他們手持兵器，則無法使社會安定。不僅如此，湘軍內部還出現了一些會黨，哥老會在當時的軍隊中甚為活躍，經常聚眾擾亂軍紀，引發衝突等等。治人先治心，麵對這樣的湘軍，曾國藩再也無法管理，裁減湘軍成為必然。
為了使清政府能夠對自己放心，曾國藩做得很徹底，除了停解厘金和裁減部隊外，曾國藩還用了其他方式保全自己。
早在同治元年（1862）湘軍攻打雨花台時，曾國藩就感到自己權高位重，怕平定太平軍後不能保身，打算辭去兩江總督和欽差大臣之職。因其弟曾國荃竭力反對，曾國藩才沒有如此行事。但為了向清廷表示自己無心貪戀權位，曾國藩還是決定上奏，免去其中一職。
曾國荃與其兄曾國藩不同，他沒有曾國藩那樣低調。天京是曾國荃屬下的湘軍攻陷的，破城後，湘軍首領頓時放寬軍紀，湘軍欣喜若狂，在城內肆意劫掠，將整個天京城洗劫一空。可是，城內太平軍並未被完全剿滅。他們乘湘軍軍紀渙散，到處劫掠之際突圍而出，突圍人數竟達千餘人。殘兵敗將卻能夠突圍衝出，說明還有重要的統帥沒有被湘軍俘獲或殺死。
盡管有人逃脫，捷報還是得上傳。為推卸並未徹底消滅太平軍的責任，曾國荃與幕僚商議，在起草奏折時加了一段話，大意是說金陵城太大，搜捕太平軍散部難以徹底，曾國荃曾在掃城時回過雨花台大營，困在城中的敗寇，可能有逃走的，曾國荃定會率大軍出城沿路追殺。
清政府收到奏章後，嚴厲嗬斥曾國荃，指責他貪圖享樂，在未對天京完全控製的情況下，擅自回城外大營，導致太平軍沒有徹底消滅。曾國荃本想推卸責任，沒想到弄巧成拙，惹得清廷震怒。
然而，早在左宗棠破杭州城時，已經有過好幾萬太平軍突圍成功的前例，但左宗棠並未受到任何指責。可見，清政府是有意與曾國藩為難。
收複天京後，曾國荃沒有吸取教訓，並不收斂，他甚至散布說攻克天京是他一個人的功勞，這難免招人不滿。再加上他攻克天京後的惡行被輿論到處散播，直接影響到了曾國藩的名聲。還有，當時曾國荃手握5萬大軍，清政府無法對其放心。於是，曾國藩以其弟曾國荃有病在身為由，奏請讓其去浙江補缺，赴任浙江巡撫。清政府甚是高興，爽快同意了曾國藩的奏請。
曾國藩的自剪羽翼取得了良好成效，他的做法無疑是明智之舉。他曾在寫給李鴻章等人的信中說道：
“長江三千裏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敝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
在給弟曾國荃的信中提到：
“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一不凶於國而害於家，弟雖至愚，豈不知遠權避謗之道？”
4 昏庸、傲慢、貪鄙、狡詐是為官者的大忌
中國古來有“以吏為師”的傳統，官員是下屬和百姓學習效仿的楷模，官員的修養道德至關重要。昏庸使官員決斷錯誤，傲慢會喪失人心，貪鄙使官員目光短淺，狡詐使人對官員心生厭惡。因此，為官者對官場的忌諱一定要堅決杜絕。
不少居官為宦的人不得善終，有的是犯了罪，違了法，也有的稀裏糊塗就被免職罷官，究其原因，是犯了官場的大忌諱。
居官而敗具體原因多種多樣，或是與上司、同僚關係處理不當，或與時代不合拍。但曾國藩總結的高官失位四點原因卻帶有相當的普遍性：即昏庸、傲慢、貪鄙、狡詐。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說：“以前把居官四敗和居家四敗寫在自己的日記中用來自警。現在怕時間長久遺忘，所以再次寫出。”
居官四敗是昏庸、傲慢、貪鄙、狡詐：“昏惰任下的人敗，傲狠妄為的人敗，貪鄙無忌的人敗，反複多詐的人敗。”居家四敗則是：“婦女奢淫之家敗，子弟驕怠之家敗，兄弟不和之家敗，侮師慢客之家敗。”曾國藩認為，走向仕途的人如果不犯這八敗，就會長久。
曾國藩認為要居官必須力戒四敗，其中以戒昏惰任下為最緊要。欲不昏惰任下，必須要有知人之明。曾國藩在1853年給吳文鎔的信中說：“您說的‘選擇賢人委以重任，聽其言而察其理’這兩句話，我過去閱曆很淺，實行起來時不免把握不準失去良才。不過，今年我在下轄的武職官員中發現了塔齊布這個人才。當時，軍營風氣不好，官兵遇事退縮，訓練漫不經心，整日無所作為，紀律渙散，發現一個像塔齊布這樣熱血澎湃、立誌殺敵的人，實在很不容易，因此我十分器重他。
除他之外，我缺乏可以信賴的心腹。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顛倒是非，將不同的人混為一談，依著我的胸懷對此實在難以容忍。我認為造成今天社會動亂的原因是人們混淆是非，萬事漠不關心，誌士賢人心灰意冷，偷奸耍滑的人卻得意洋洋。”
所謂有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盡其才，隻有人盡其才，才能使事業興旺。曾國藩確實有知人之明，曾說某人可以為營官；某人可以為大帥；某人福薄，當以死難著名；某人福壽，當以功勞善終。後來皆一一驗證。如他保舉塔齊布說“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後來，塔齊布果然功勳卓著，最終戰死沙場。曾國藩說左宗棠“才可獨當一麵”，說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沈葆楨“器識才略，應堪大用”，後來都有所應驗。
有知人之明，部下就有所顧忌，不敢為非作歹。曾國藩對陳國瑞問題的處理，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曾國藩剿撚的時候，陳國瑞率軍駐紮濟寧，力量薄弱，為了增加力量，曾國藩把劉銘傳也派到濟寧，駐守濟寧城北的長溝集。陳國瑞為人暴虐，不把劉銘傳放在眼裏。但對劉銘傳軍配備著的先進的槍械羨慕不已，竟然產生了搶奪槍械的念頭。
於是，陳國瑞率兵越過長溝殺人搶槍，竟連殺數十名士兵。劉銘傳聞訊後惱怒不已，立即發兵將陳國瑞團團圍住，並將陳國瑞的親兵打死多名，將陳國瑞囚禁起來，連餓了三天，直到陳國瑞求饒為止。
事後，陳國瑞惡人先告狀，向曾圖藩控告劉銘傳，劉銘傳自然不甘示弱。於是，兩個人在曾國藩麵前打起官司。
曾國藩對於陳國瑞的蠻橫、驕縱早已不滿，對此次發生的火並事件深怨陳國瑞。於是，曾國藩召見陳國瑞，曆數其半生的功過是非，並勸其悔過自新，最後與之約法三章：
第一條，湘勇必須大為裁減，不許超過三千人，免致遊勇生變；
第二條，該軍與淮勇及英、康等軍，一年之內不準同紮一處；
第三條，該鎮官銜，宜去“欽差”字樣，各省協餉，均歸河南糧台轉發，不準另立門戶，獨樹一幟。
但陳國瑞借故並不執行。曾國藩絲毫不講情麵，連續三次彈劾陳國瑞，終使陳國瑞被撤去幫辦軍務，褫去黃馬褂。這樣，陳國瑞才不得不向曾國藩賠禮道歉，並表示願意服從曾國藩的調遣，由濟寧移駐江浦，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
5 為官不能憑一己之好惡行事
“公生明，廉生威。”官員在處理政事時一定要根據客觀實際情況秉公執法。如果僅憑個人好惡來處理政事，即使有良好的願望也會事與願違。因此必須查清實際情形，做出公正決斷，於情於理於法都無懈可擊。
曾國藩一貫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官者，一定要根據情理處理事情，不能以一己之好惡處理事情，這樣才能博得人們的信服。曾國藩“不禁秦淮燈舫”一事，充分說明他是遵循這一原則的。
金陵，又稱江寧、石頭城，乃六朝金粉之都。自魏晉隋唐之後，不僅是旅遊的勝地，更以其富貴繁華為天下人矚目。但幾經興衰後隻剩下秦淮河一帶的繁華了。明朝末年，馬湘蘭、李香君等色藝俱絕的名妓為秦淮河增色不少。至今讀鄭板橋的《訪畫舫》，字裏行間還依稀可見當年的繁華情景。
然而，1851年爆發了太平天國起義，清政府接連派兵攻打太平軍，秦淮河一帶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變得異常的蕭條淒涼。直至1864年，當年點綴太平的畫舫簫鼓才又重新出現了。
六安郡的太守塗廉訪思想比較保守，對秦淮河的畫舫尤其看不順眼，下令各縣嚴厲禁止秦淮河的畫舫燈船，並拜謁了兩江總督曾國藩，詢問他的意見。
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曾國藩是主張嚴禁的。塗太守也認為他的做法會得到曾國藩的讚許。誰知曾國藩聽後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後不急不慢地對塗廉訪說：“聽說秦淮河燈船剛剛出現，數量並不如以前。我多年前經過此處時，隻見千萬隻畫舫來往如梭，笙歌之聲徹夜不絕，人潮如湧，熱鬧非凡啊，也是太平年代的一大盛事啊！”塗廉訪聽後大失所望，隻得怏怏而回。
幾天後，曾國藩約了幕府中的僚屬乘船共同遊覽了“十裏秦淮”，並命江寧、上元的縣令設宴款待太守塗廉訪。席間，曾國藩饒有風趣地對大家說：“三十年前，我是心想遊冶而不敢遊冶；三十年後，我是心不想遊冶而不禁別人遊冶。”
片刻，曾國藩又說：“叛亂初平，國家處在太平之時，遊船畫舫不應該再禁了。我身為兩江總督，處理事情絕不能僅憑自己的好惡，務要為金陵百姓恢複一個遊樂場所，重建一個人文薈萃的江南名城。”
曾國藩對待秦淮燈舫的態度，對大家有很大的啟發，對塗廉訪也是一個極大的教育。
後來，塗廉訪不僅撤除了禁令，還積極修複雞鳴寺、莫愁湖、勝棋樓、掃葉樓等名勝古跡，使六朝古都名副其實，使龍盤虎踞的石頭城重放光彩。
曾國藩不禁秦淮燈舫的消息傳開後，大大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繁榮。一時間，商賈雲集，戰亂破壞嚴重的地區又出現了白舫紅簾，日益繁華起來。外地的不少富有人家聞訊也都漸漸聚居於此，整個金陵出現了一派豐樂昌盛的氣象。
曾國藩雖是一封建官吏，但是有著較先進的思想，能夠從大局看問題，這是較難得的。在晚清官場日益頹敗的情況下，還是湧現出了很多思想較為先進、開明的封建官吏，如曾國藩能夠把積極樂觀的心態注入日漸腐敗的晚清官場，不以自己的好惡為標準，真正強調的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6 居官不敗的三大鐵律
封建官場是名利場，也是生死場，在官場上步步高升的屢見不鮮，身敗名裂的也大有人在。曾國藩是滿清政府的漢官，在滿清貴族為主體的晚清官場上步步高升，他居官的秘訣的確值得後人研究。
凡是做官的人，尤其身居高位的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個好的結局，但不少時候往往事與願違。曾國藩以自己居官幾十年的體驗，認為居官主要在於領會居官之道。他有三大鐵律用以防止居官之敗。
曾國藩說，身居高位有三大鐵律，一是不參與，就是自己置身事外；二是謹慎，身居高位能夠始終保持獨善其身的人太少了；三是不勝任，古人認為不勝任就像以腐朽的韁繩駕馭著烈馬，萬分危險，隨時都會墜落到深淵裏。《周易·鼎》上說：“如果鼎足折斷，鼎中的食物便傾倒出來，”比喻的就是不勝其任，這種情形是非常可怕的。
曾國藩說：官位越高，失敗的可能性越大，慘敗的結局就越多。確實是高處不勝寒！所以，居官每高升一次，就要以十倍於以前的謹慎小心來處理各種事務。好比劣馬駕車，並且繩索已經腐朽，那麼隨時都有翻車的危險。做官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曾國藩聯係實際闡發說：“國君把生殺予奪的權力授給督撫將帥，就如同東家把銀錢貨物授給店中眾位夥計。作為督撫總督，如果保舉太濫，那是對國君的名器不甚愛惜，如同夥計低價出售貨物，是不愛惜東家的貨財。”他還說：“偷人家錢財，還說成是盜，何況是借國君之名器獲取私利呢？”利用職權謀取私利，是注定要自食惡果的。如果一時一事想貪，那麼時時事事都可能想到貪。
曾國藩雖身居高位，但為了得善終，依然小心謹慎，時時不敢忘卻為官不敗的三大鐵律，這也許就是曾國藩成為內聖外王的原因吧。
7 戒除官場的三種惡習
惡習，顧名思義就是壞習慣。一旦沾染惡習，身受其害且難以悔改。官場的惡習害人不淺，有所好必有所投，一旦有人投其所好，惡習就會極度膨脹，妨害仕途的發展。
人都有一個通病，就是喜歡聽頌揚的話，而厭惡聽到自己的過錯。尤其是當了大官，前呼後擁，就更忘乎所以了。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難免世俗的習氣。曾國藩洞悉人情世故，對此認識深刻，對乾隆時的大臣孫嘉淦尤其欽服，對孫的《三習一弊疏》十分推崇，經常督促自己和九弟曾國荃以此為戒。
在清代的諫臣中，乾隆朝的禦史孫嘉淦以直言敢諫著稱。雍正即位以後，為了防止大權旁落，不惜大肆迫害屠殺諸兄弟，大小臣工也懼於他的威勢，不敢直言進諫，但孫嘉淦卻上疏要雍正皇帝“親骨肉”，令雍正佩服他的膽量。
乾隆即位時，孫嘉淦已經憑借直諫的名聲震動朝野，當時隻要朝廷出台一項好的主張或政策，朝野就有人會問：“這是孫公的建議嗎？”乾隆即位後，對孫嘉淦的直諫精神十分欣賞，將其升為左都禦使。孫嘉淦也明白，這位新皇帝和康熙、雍正皇帝並不一樣，前兩位皇帝都是經過個人的艱巨努力才掌握朝政大權的，並經曆了不少的政治艱難險阻，深知為君不易的道理。而乾隆皇帝自幼生於深宮之中，生活舒適安逸，帝位來得順理成章，再加上時逢太平盛世，耳邊是奉承之語，本人又聰明博學，大權獨攬，極易滋長各種享樂和驕傲情緒，而這對大清帝國的前途是極為不利的。懷著這種莊嚴的責任感，1736年，孫嘉淦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即《三習一弊疏》，這堪稱是清代大學士關於皇帝的道德修養方麵最著名的奏疏了。在奏疏中，孫嘉淦說：
“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鼓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逾，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
這段話翻譯過來的大意是：國家治亂的循環，正如陰陽的運行，坤陰極盛的時候陽就開始產生，乾陽極盛的時候陰就會逐漸出現，當國家處於極盛的時候，必定有陰可以潛伏的地方，陰的潛伏是非常微妙的，人無法覺察，而當它顯著的時候，就積重難返、悔之晚矣。
因此，有三種習氣不可不予以謹慎和小心：
第一種習氣，人君喜歡聽頌揚的話。對於道德高尚的皇帝，臣僚會心服口服，不免加以頌揚。國家的仁政多了，百姓受到恩惠就會感激，於是皇上的一言一行都會得到滿朝文武和四海百姓的稱讚和謳歌。盡管臣民不是有意奉承迎合，但人君會逐漸習以為常，如果一旦習慣聽讚揚之聲，就會對實事求是的言辭感到反感，對進諫之言予以拒絕，對不說頌揚話的人十分厭煩，久而久之，對不擅長頌揚的人也就不滿意了。這就是說人君習慣於聽讚揚的話，漸漸變得喜歡阿諛的小人而厭惡正直的君子。
第二種習氣，人君喜歡一呼百應，喜歡柔順的人而厭惡剛直的人。皇上愈聰明，臣下就顯得愈愚蠢；皇上愈能幹，臣下就變得愈畏懼，滿朝的臣僚爭相獻媚，人人歌功頌德，在臣工看來這是對皇上應盡的禮節，而人君卻習慣於這一呼百應的場景。習慣於臣僚的媚態的皇帝會對不獻媚的人產生反感，由開始排斥傲慢的人到開始排斥對自己畏懼不夠的人，時間長了，會把阿諛奉承不夠的人看成對自己不恭的人，這就是所說的“喜柔而惡剛”。
第三種習氣，自以為是，喜歡順從而厭煩拂逆。人君訪求天下的賢才，見的賢才多了也就以為平常，於是自視很高，而將人才看得很低；人君經常處理天下的事務，時間長了也就以為自己雄才大略，凡事都認為不難區處，和別人交談，聽不到不同的意見，也發現不了存在的問題，於是認為自己是正確無誤的，這就是說人君逐漸習慣自以為是。這三種習慣形成之後，就會產生一種弊端——喜小人而惡君子。
早在曾國藩在京師學習時，常常臨摹孫嘉淦的《三習一弊疏》。盡管孫嘉淦的奏疏有數千言，曾國藩卻能夠一字不漏地背誦下來。同治初年，曾國藩統領東南四省的大權，他的湘軍將領們也一個個飛黃騰達、身居高位。這時，他要求部下也誦習孫嘉淦的《三習一弊疏》，並引以為戒，驅除自身的三種不良的習氣。他專門為在前線打仗的九弟曾國荃抄錄這一諫言，並說：“官員實屬不易，一方麵，經過自己多年的不懈努力，才從下層走上升發之途，多年的誌向似乎可以得到舒展，這固然是好事，但也潛伏著危機。但人臣一至中位，就開始自以為是，認為限製自己、約束自己的東西減少了，而開始限製別人、約束別人。這是最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