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裁軍不辭官，避免嫌疑
軍權可放，但不可全放。因為軍權在握，異己者就不會輕易攻擊自己。己有所恃，敵便有所忌。曾國藩同樣深諳此理，官可以不做，利可以不取，但沒有軍權卻萬萬不行。曾國藩雖握軍權，但因為他手中的軍權適度，從而能夠在不被清廷的猜忌下，更好地為國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同治元年（1862），曾氏家族處於鼎盛時期。曾國藩身居將相之位，曾國荃統領的人馬達兩萬之眾，曾國華統領的人馬也達五千之多，曾國荃在半年之內，七次拜受君恩。盡管這還不是曾氏家族最為輝煌的時期，但麵對如此浩蕩皇恩，曾國藩早已心滿意足，甚至有點喜出望外，他禁不住驕然慨歎：“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
曾國藩之所以被重用，關鍵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存在。如果沒有太平天國運動，清政府就不會依賴曾國藩。他們不想在消滅了太平軍之後，又有湘軍謀反。鹹豐四年，曾國藩攻陷武昌後，鹹豐皇帝對他的封賞一再遲疑，正是考慮到這些。當時，捷報傳來，鹹豐皇帝很高興，立即下旨，封曾國藩為湖北巡撫，並且誇獎曾國藩，說他雖然是一介書生，卻能夠立下大功。鹹豐皇帝身邊的一位大臣卻勸他，說曾國藩雖然是一個普通人，但是他振臂一呼，四麵八方的人都會響應，聚集在他的周圍。雖然有了功勞可以得到獎賞，但給他權勢，卻不一定是國家的福氣。鹹豐皇帝揣摩過後，就改變了主意。
曾國藩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意識到了危機，心中不免有矛盾。因為既想做到精忠報國又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古今能做到這點的人寥寥無幾。
曾國藩功成身退的想法在他的日記中屢屢表露：
“日內因戶部奏折似有意與此間為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謗，故本日具折請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
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五日
“皇帝降下諭旨，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督軍北上，並加封：是日接奉廷寄，一等侯之上加‘勇毅’二字……加此二字，不以為榮，適以為憂！”
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九日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敗，霞仙革職。業經告病開缺之員，留辦軍務，致有此厄，宦途風波，真難測矣！然得回籍安處，脫然無累，猶為亂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七
在給李鴻章的信中，曾國藩也提到：“仆辛苦多年，何必於晚節戀此一官……從此不居權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
世上有兩種人：一是不知足者，二是自我滿足者。自我滿足者又有兩種：一盲目滿足，二知足常樂。前者就是物欲橫流，後者心靈通達。曾國藩不計較得失，知心足誌方為好，並以“知足慎獨”為人生學問，可謂智者！
曾國藩有一首詩最能代表他的“知足”觀：
“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
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
的確，知足是一種最大的滿足。宦海多年的曾國藩深知知足之道：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資，多欲為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賞，既得勿求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厭，誌亢神愈昂。歲懊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依，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無依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氣？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語雲：名根未拔者，縱輕千乘甘一瓢，總墮塵情；客氣未融者，雖澤四海利萬世，終為剩技。”
意思是：
“知足就會覺得心中像天地一樣寬廣，貪得無厭會覺得宇宙也十分狹小。對於沒有超乎常人資質的人來說，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禍害。貧困時總想到豐盛，困境時經常尋求平安。富貴時要求有千乘車，尊貴時追求萬釘帶。沒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賞給，得到後又想永久占有。追求椒蘭那樣的芬芳的香氣，如同泰山般穩固的地位。追求榮華富貴，沒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揚但越來越萎頓，天氣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時運好時多結善緣，時運不好會生災患。
各種福分不可期求，各種禍害往往紛至遝來。一句話會招人怨尤，一舉足便會有障礙。舉首望世界，乾坤是多麼大啊，得到榮譽不要立即歡欣，遇到患難也不要立即氣餒。你看十個人中，八九個都沒有依賴。別人窮困多超過我，我的窮困仍然可以忍耐；況且處於平坦夷途，還有什麼事值得嗟氣歎息呢？”
對於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覺都十分愉快，聽天由命活到老，就不會四處不安。
俗話說：一個名利思想不能徹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輕視富貴榮華而甘願過清苦的生活，最後還是無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誘惑；一個受外力影響而不能在內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澤能廣被四海甚至遺留給千秋萬世，其結果仍然是一種多餘的伎倆。
他把自己的感覺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學識、閱曆和權威規勸家人：
“日中則昃（太陽偏西），月滿則虧。我們家現在到了滿盈的時候了！管子雲：‘鬥斛滿則人概（削平）之，人滿則天概之。’我以為，天之平人原本無比形，必然要假手於人。比如霍光氏盈滿，魏相來平滅他，宣帝也來平滅他；諸葛恪盈滿，孫峻來平滅他，吳主也來平滅他。待到他人來平滅而後才悔悟，就已經晚了。我們家正處於豐盈的時期，不必等到天來平、人來平，我與諸位弟弟應當設法自己來平。”
“功成身退”的思想在今天對許多人來講已經不太實用。它會使人失去積極的進取心，從而滿足於現狀，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這是其糟粕之處。事實上，這裏提出的“功成身退”僅是一種退守策略，是指一個人能把握住機會，獲得一定成功後，見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學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其含義為：過分自滿，不如適可而止；鋒芒太露，勢難保長久；金玉滿堂，往往無法永遠擁有；富貴而驕奢，必定自取滅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將一切名利都拋開，這樣才合乎自然法則。因為無論名或利，在達到頂峰之後，都會走向其反麵。
曾國藩本來是一個虔信程朱理學的學者，然而那個時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興名將。從1852年奉旨興辦團練開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過問軍事。他仿照明代戚繼光創建了一支不同於綠營軍（官兵）的新型軍隊，這支軍隊紀律嚴明，戰鬥力強，為他立下了赫赫戰功；然而，正當它處於威震四海的頂峰時期，曾國藩卻出於保全自己的目的，下令解散了它。
曾國藩自從“特開生麵，赤地新立”拉起一支從團練改編而成的軍隊——湘軍時，便洶洶然地衝在對抗太平天國的最前列，此時他完全被維護皇朝的義務感和炫耀自己的功業心包圍了。但在以後的征戰生涯中，不僅戰事棘手，屢屢受挫，而且也時常受到來自清政府內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謂身陷煉獄，備嚐艱辛，但他畢竟都竭蹶經營，“咬牙立誌”地堅持了下來。
因此，當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時，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製，特別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尤其注意回避曆史上那些顧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問題。
曾國藩時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貴常蹈危”這一殘酷的曆史教訓，隻有推美讓功，才能持泰保盈。
當天京合圍之後，李鴻章、左宗棠先後攻下了蘇、杭，曾國荃五萬大軍陳兵於天京城外，卻難以將天京攻下，來自於朝廷上下的各種議論紛起，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與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的問題上，更引起他的警覺，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楨而壓抑自己，使自己處於極難的處境之中。
在攻克天京前，曾國藩對於大功後他所麵臨的政治危機，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當攻破天京的消息傳至安慶以後，他更是繞室彷徨，徹夜思考，對於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進行預測並采取相應的處理辦法。
當曾國藩從安慶趕到江寧的時候，持盈保泰的解決方案已完全成熟，那就是裁軍不辭官。
曾國藩在攻破天京後，被皇帝封為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他是事實上的湘軍領袖，凡是湘軍出身的將領，無論是執掌兵權抑或出任疆吏，都視他為精神上思想上的領導者，而湘軍在裁遣之後，被裁者多至數萬，功名路斷，難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懷不滿。
曾國藩如果在此時請求解官回籍，皇帝當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鄉間之後，以一個在籍鄉紳的地位，一旦為圖謀不軌之人所挾製，並奉之為領袖人物，即使曾國藩知道如何應付，而對清朝政府來說，也仍然不可接受，故而解官返籍並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懷有過分的恐懼，以為曾國藩之辭卸官職，正表示他有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力的意願，那就更容易發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國藩在此時一方麵自動解除兵柄，一方麵要留在兩江總督任上繼續為清政府效力，決不輕言去留，無疑正是使清政府感覺放心的最好辦法。試看他在兩江總督任內因奉旨剿撚而不以勞苦為辭，逢到軍事失利，立即趁機推薦李鴻章自代，亦無非仍是遠權勢而避嫌疑的做法，不過在表麵上不太顯露痕跡而已。至此，我們當然要相信曾國藩之功成不居與遠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貫作風了。
曾國藩一貫主張“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
裁撤湘軍，是曾國藩謀事在先、“盛時常作衰時想”的一個典型事件。
9 局勢動蕩時要謹慎應對
戰亂時期，社會動蕩不安，各種情況都會發生。朝廷內部同樣如此，權力的掌握者會因為外部動亂而發生變化。作為臣子，如果自己擁護的當權者失勢，新的當權者自然有其黨羽，這時候，要想保官保身，其難度可想而知。然而曾國藩在朝野動亂之時，卻能夠保官保位，關鍵的一點，就在於他的“慎變”和應變能力。
曾國藩在寫給弟弟曾國潢的信中說：
“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餘已於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惕，恒懼罹於大戾。弟來信勸吾總宜遵旨辦理，萬不可自出主意。餘必依弟策而行，盡可放心。禍咎之來，本難預料，然唯不貪財、不巧取、不沽名、不驕盈四者，究可彌縫一二。”
曾國藩的護身之道由此可見。
許多人都研究過護身的學問，曾國藩對此則有更深的體會。他早早就涉足官場，對那些結黨營私、苟且求生、貪圖享樂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點利國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來閑言碎語。加上清王室乃是滿清旗人的王室，對漢人有著強烈的排斥與擠壓，使得曾國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遠慮，唯恐不周。
曾國藩的家鄉有個朱知縣，與當地鄉紳關係甚密，與曾國藩家中也有密切來往。後來當地的財政出現了赤字，一些鄉紳擔心他會因此而被調離或降職，從而損害自身利益，激憤之時就口出豪言，想倡議全縣人民捐錢彌補虧空，從而留住這位父母官。曾國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見，詢問該不該支持這種行為。
曾國藩認為，發出這樣的倡議之激辭，不過是官紳的小把戲。他們冠冕堂皇地提出來，似乎是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諸行動的時候，出錢財的事必定分攤到百姓頭上。他們出不出錢，出多少錢誰知道呢？但他們卻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銀兩的時候，又必然會有惡官酷吏假公濟私、巧取豪奪、敲詐勒索百姓的血汗錢，更可怕的後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實施，那麼以後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豈不是把勞苦百姓推入深淵之中了？
曾國藩還認為，官職的補缺，官員的調遣，都有定規，偶有例外，也是偶一為之。因此，虧空補平也不能影響到官吏去留，這顯然表明事情不過是巧立名目謀取私利而已。曾國藩對此洞若觀火。因此，他讓家人持旁觀態度，靜觀事變。
曾國藩在數十年的官場生涯中，遇事無不如此深謀遠慮，巧妙周旋。
曾國藩說自己近乎“拙愚”，實際上他城府很深，頗有心機。他無論是在位高權重、一呼百應時，還是在舉足輕重、一言九鼎時，甚至在他不得誌的困難之時，都不與朝中權貴交往。他不願卷入“漩渦”中，做無謂的犧牲，但這不等於他與高層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殺大權的人沒有密切的聯係。事實上，曾國藩在道光朝倚靠穆彰阿，在鹹豐朝倚靠肅順，在同治朝倚靠恭親王，都形跡顯赫。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肅順都不得善終，奕也幾經挫折，而曾國藩卻官照升，蔭照封，宦海浮沉似乎與他無關。尤為歎奇的是，掌政的後繼者與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國藩也巋然不動，這就很值得研究。肅順和穆彰阿是這樣，恭親王與肅順又是這樣，都是“仇人接班”，而曾與穆、肅關係都不一般。我們認為，這是曾國藩運用了“心有靈犀、不露痕跡”之策。姑且以曾國藩與肅順關係為例。
滿族貴族中主張重用湘軍集團的文慶，雖在鹹豐六年病死，但後繼有人，且權勢更大。鹹豐後期，皇族出身的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及其異母弟肅順為首的集團已經形成，並且愈來愈得到鹹豐帝的信任，得到了愈來愈大的權力。三人盤結，“同幹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拱手聽命，伴食而已。”肅順尤為突出，遇事敢作敢為，又與軍機大臣杜翰、兵部尚書陳孚恩、兩廣總督黃宗漢等人結為死黨。同時，又廣泛招納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頗搜羅人才，資以延譽樹黨。”
肅順這樣打擊大臣和政敵，大肆結納黨羽，顯然是為他長期把持朝政鋪平道路；後來他與那拉氏、奕爭奪最高權力，正是這一圖謀的體現。有這樣野心的人，對當時軍隊，特別是戰鬥力量強的湘軍，自然不會漠不關心。但軍隊是統治者維護權力的武器，大臣與帶兵將帥密切往來，最易招致政敵的攻擊，甚至引來不測之大禍。肅順自然不敢貿然行動，曾國藩、胡林翼也會因避嫌而巧妙為之。
事實上，肅順與湘軍集團確有著微妙的聯係。在其招納的眾多人員中，不少人與湘軍集團有密切關係，甚至本身就是湘軍集團中的一員。如尹耕雲不僅為曾國藩任禮部侍郎時之屬員，且曾對其“極器重之”，同時，尹也為肅順之屬吏，且對之“敬禮有加”。李鴻裔（眉生），正如他兒子所說，“在京師出文正（曾國藩）門下，深悉先君品學。”後來肅順又“素與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燾、王闓運、李榕等人均與曾、胡同為長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與曾為“金石至交”。而肅順與他們都有密切關係。郭不僅為肅賞識，且與肅黨陳孚恩交往甚密，陳向鹹豐帝推薦郭“堪充謀士之選”，郭因之被“即日召見，在南書房行走”。王為肅順之家庭教師，肅對王更“激賞之”，要與王結為“異姓兄弟”。這樣破格相待，使王終生感激不已。數十年後，王至北京還去看望肅順的兒子，並加資助。李與肅關係後來雖破裂，但李為戶部下吏時，卻“見賞於本部尚書肅順，部事輒谘之”。此外，曾國藩於鹹豐二年離京，一去14年。他和肅順兩人從年齡、位置等方麵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曆史的巨變，他們之間很可能終生都不會打交道。但喜歡捉弄人的曆史偏偏讓這兩個重量級人物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發生難以分割的關係。鹹豐末年，由於肅順鼎力相薦，清廷開始考慮把鎮壓太平天國的任務交給曾國藩等湘軍首領。但曾國藩以其湖南人特有的機警，對肅順的重用沒有任何表示。至慈禧、奕發動政變，查抄肅順家產時，發現了許多朝野文武大臣與肅順交往的信件，但沒有發現曾國藩寫給肅順的一字一言，以至於慈禧發出“曾國藩乃忠臣”的讚歎。
政變18天後，奕請兩宮皇太後正式委任兩江總督曾國藩節製江南四省軍務。將江南軍務委之於曾國藩，這是鹹豐十年就決定了的事。現在奕明確委江南四省軍務於曾國藩，是要表示新政權對於曾氏的信任，比之肅順時代將有過之而無不及。人稱肅順推重“湘賢”，此事不假。但肅順當政時，同時也設江南、江北大營以與湘軍分功。而奕當政後，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營，令曾國藩節製四省軍務，這說明他已經徹底放棄了對正規的八旗、綠營軍的幻想，決心發掘漢族地主武裝中蘊藏著的巨大潛力。
奕認識到太平軍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令曾國藩節製江南四省軍務。在那裏，太平軍占據著江北重鎮廬州，並與撚軍張樂行部、苗沛霖部協同作戰。在江南，太平軍正謀求向財賦之區的蘇浙發展，早已占領蘇州、常州；並新克名城嚴州、紹興、寧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吳淞口和鬆江等地也警報頻傳。因此，盡管在鹹豐帝大喪期間，湘軍占領了長江中遊的安慶，但形勢仍不能掉以輕心，前敵各軍必須統籌兼顧、改變以往不相統屬、互不救援的積習。奕令曾國藩節製四省軍務，就是授他以前敵指揮大權。
同治初年的另一重要變化是，朝廷放手讓湘軍將帥出任地方長官的同時，給曾國藩等人極大的軍事便宜處置權。過去將帥有所行動要連日奏報，聽從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奕向前敵將帥表達兩宮皇太後及皇帝的關注，寄諭說，兩宮皇太後“日與議政王軍機大臣籌商軍務，每當該大臣等奏報時，詳加披覽，一切規劃，輒深嘉許，言聽計從”，要求各將帥要及時將有裨軍務的“勝算老謀”奏報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權密切關注著前方戰場的動向，並給將帥們以必要的信賴感。
但是這期間，曾國藩卻連篇累牘地請求收回節製四省軍務的成命，說“權位太重，恐開爭權競勢之風，並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曾國藩是理學家，又熟諳清代掌故，他知道愛新覺羅皇朝對漢族官員一直是有所限製的，以往漢官雖可任巡撫，可任總督，但身兼四省軍務者還沒有過。“權重足以致禍”，他對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過切膚之痛，有顧慮是理所當然的。
但奕清楚，政變後他們還是要依靠漢臣以及漢族地主武裝，實行的是沒有肅順的肅順政策。這個政策的底數應該交給曾國藩，對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圖報。奕特地請兩宮皇太後鈐發上諭慰勉說：“若非曾國藩之悃忱真摯，亦豈能輕假事權？”“望以軍務為重，力圖征剿，以拯民於水火”，不許曾國藩再辭。
曾國藩這才“勉強”接受了四省兵權，但同時趕緊表示，今後要更加努力盡忠報國，每隔十日以奏折彙報一次，以免“朝廷謹念”，“誠惶誠恐”之態溢於言表。
其實清廷對漢臣態度的變化早已隨清朝政權危機的加深而發生了。鹹豐十年（1860）閏二月，鹹豐帝任命劉長佑為廣西巡撫，正是這一轉變的先兆。三、四月間，當江南大營徹底崩潰，蘇南正在瓦解的消息傳到北京時，人們感到問題十分嚴重，議論紛紛。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曾為湘軍創建者，也是鹹豐帝最不信任的人，曾國藩能否出任督撫，兼掌軍政兩權，就成了湘軍與滿族貴族的關係能否進入新階段的關鍵。肅順乘時進言破關，其他人就不難繼曾而出任督撫。這就是說，滿族貴族終於拋棄舊的方針，而采用新的方針，即由使用、限製，改為全麵依靠。事實也證明了這一轉變。六月，不僅實授曾為兩江總督，且加以欽差大臣頭銜。此後對曾國藩的下屬又多有任命。這顯然是向曾國藩伸出了示好之手，他所給予湘軍集團的實權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盡管曾國藩對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卻始終不動聲色，隻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間接往來。
曾國藩認為，古往今來，世事複雜多變，險象環生，危機四伏，封建社會的宦海官場中，更是難有寧日，如果要保全自己，隻能無時無刻不小心守惕。對任何事情都慎之又慎。否則，極有可能被有野心耍權謀的人拖入漩渦之中，無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