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辦湘軍的時候，曾國藩與王錱不和。王錱拜在羅澤南門下，非常善於用兵。他手下有幾千士卒，與其他部隊相比，實力相當雄厚。俗話說，一山不容二虎。王錱與曾國藩之間摩擦甚多，當時沒有多少人替曾國藩說話，曾國藩壓力很大。
王錱後來在作戰過程中因為驕傲吃了敗仗，為挽回名聲，謊報軍情，曾國藩對他的做法非常反感，認為他的做法為君子所不齒。曾國藩此時雖然知道王錱有大罪，但不願意乘機報複。
在給幾位弟弟的信中，曾國藩提到了此事，並分析認為，亂世之中，黑白本來就很難做到分明，強欲區分，反致混淆，希望諸弟能夠吸取教訓，學會糊塗處世：
“王璞山之驕蹇致敗，貽誤大局，凡有識者皆知之。昨在家招數百鄉勇，在石潭殺殘賊三十人，遂報假勝仗，言殺賊數百人。餘深惡之。餘與中丞、提軍三人會銜具奏一折，係左季高所作。餘先本將折稿看過，後渠又添出幾段，竟將璞山之假勝添入。發折後，始送稿來畫，已無可如何，隻得隱忍畫之。朱石樵在嶽州戰敗逃回，在寧鄉戰敗，逃奔數次。昨在省城，仍令其署寶慶府事，已於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顛倒如此，餘在省日日惱鬱，諸事皆不順手，隻得委曲徐圖。昨當麵將朱石樵責備，渠亦無辭以對，然官場中多不以我為然。將來事無一成，辜負皇上委托之意，唯有自愧自恨而已，豈能怨人乎？怨人又豈有益乎？大抵世之亂也，必先由於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諸弟必欲一一強為區別，則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將慪氣到底。願諸弟學為和平，學為糊塗。璞山之事，從今以後不特不可出諸口，而且不可存諸心。”
官場中事事難料，顛倒是非、黑白不分的事情常有發生。以糊塗應對，再好不過。
曾國藩曾經對其弟曾國荃說過：
“弟體一不甚旺，總宜好好靜養。莫買田產，莫管公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二語也。”
糊塗的人要想變得聰明是件難事，但聰明的人要學會裝糊塗，卻更難。因為糊塗的人可以通過刻苦的學習，逐漸開闊視野，增長知識，所謂水滴石穿，功到自然成便是如此。聰明的人要想掩飾自己的那股精明，盡管日日克製，還是難以奏效。因為精明的人能夠看透很多東西，能夠看得深，看得遠，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表現得高人一等。
但有時候又會出現聰明反被聰明誤的現象。裝糊塗是成事保身之法，因為會裝糊塗的人，不會計較自己吃了小虧，在別人麵前表現得憨厚老實，人們會認為他是單純的人，從而願意和他交往。與單純的人交往，會讓人的心裏感到踏實、輕鬆。單純的人沒有壞心眼，跟這種人交往，可以放鬆警惕。
與精明的人交往卻是另一番情景，他會讓人們的神經繃緊，生怕被他欺騙，被他愚弄。
“渾”便是一種大智若愚的處世為官方法，“渾”並不是說對什麼都不能看透，對什麼都想不明白，而是將精明藏在深處，集中心思去做一些對個人發展有益的事情，同時對那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或與自己沒有關係的事情視而不見。
5 識人、用人須以“慎”為先
一個人的能力有限，要想成就功業，僅靠一個人是很難完成的。任何成就需經過多個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是否會用人便成了成就事業的一個關鍵點。如何用人，用什麼樣的人都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在識人、用人方麵，曾國藩有自己的見地。
用人有很大的學問，用人得法否關乎事業之成敗。
“傲為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至於顛覆。用兵者，最戒驕氣、惰氣。做人之道，亦唯‘驕’、‘惰’兩字誤事最甚。”這便是曾國藩總結出來的最基本的用人標準，他的用人治人之法是其事業的重要部分。
第一，誇誇其談之人不可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個人老是自以為是，以自己為中心，處處爭強逞能，不給別人以表現和施展的機會，那麼別人很快就會對他產生反感，將來一起合作共事的結果就可想而知了。一個人獨處的時候，話不多；與親人相處的時候，話也很少。但與朋友在一起時，話就很多，如果恰好異性朋友也在一起時，話就更多了，真可謂標新立異，妙語連珠，語不驚人死不休。說到得意處，更是手舞足蹈，表現欲極強，也是不好的。
為人應力戒表現欲太強，這在曾國藩所談的處世禁忌四緘中，第一條就已談到。他不喜好誇誇其談，到處表現自己。另外，曾國藩還說：“人隻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現出來，以顯示與別人的不同。爭強好勝的人這樣，追逐名譽的人更是這樣。”因此，曾國藩不僅自己常常檢點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現欲太強，而且對其僚屬中有這一傾向的人也及時教誨。
曾國藩第二次做兩江總督時，李鴻裔來到他的幕府中。李鴻裔少年倜儻，不拘小節，曾國藩特別鍾愛他，拿他像兒子一樣看待。曾國藩的密室，隻有李鴻裔可以隨便出入。當時曾國藩的幕僚中有所謂的三聖七賢，都是名極一時的宋學大家。曾國藩驚歎他們的名聲，都把他們召納了進來。然而隻是安排他們衣食住行等，並不給他們安排事務和職位。一天，曾國藩正和李鴻裔在室中坐著談話，正巧有客人來到。曾國藩出去迎見客人，留下李鴻裔自己在室中，李鴻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動心說》一首詩，是某一位老儒所寫的。這老儒即是這十個聖賢中的一個。
文後邊寫有這樣一段：
使置吾於妙曼蛾眉之側，問吾動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動。又使置吾於紅藍大頂之旁，問吾動高爵厚祿之心否乎？曰不動。
李鴻裔看到這裏，拿起筆在上麵戲題道：
妙曼蛾眉側，紅藍大頂旁。爾心都不動，隻想見中堂。
寫完，扔下筆就出去了。曾國藩送走了客人，回到書房，看到了所題的文字，歎道：“一定是這個小子幹的。”就讓左右招呼李鴻裔，這時李鴻裔已經不在衙署中，很可能又是去秦淮河上遊玩去了。曾國藩令人拿著令箭到處去找，想一定能找到，果然在某姬的船中找到了他，帶了回來。曾國藩指著他所寫的文字問道：“是你幹的吧？”李答：“是。”曾說：“這些人都是些欺世盜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們所以能夠獲得豐厚的資本，正是靠的這個虛名。現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來源，那他對你的仇恨，豈是平常言語之間的仇怨可比的？殺身滅族的大禍，隱伏在這裏邊了。”李鴻裔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誨，從這以後便深深地收斂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第二，輕薄人不可用
人最忌輕薄膚淺，沒有內涵，幾番接觸，就會使人感覺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厭。大凡有一定學識或修養的人，都能夠沉著穩重，謙謹坦蕩。
曾國藩對於輕薄有更深層次的理解，他說：“大凡人品德寡薄，大約有三端最容易觸犯：聽到別人有惡德敗行，聽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別人的功業和名聲，慶幸別人有災，高興別人得禍，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於天，臣受命於君，兒子受命於父，這都是有一定之數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運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貴，日夜自我謀劃，將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塊金子，冶煉時便自認為是莫邪、幹將一類的寶劍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蘊著社會上的清清濁濁、是是非非，但不明確去表示讚成或者反對，這本來是聖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強去分什麼黑白，遇事就激動張揚，這是文士輕薄的習氣，娼伶風流的形態，我們這些人不體察就去效仿它，動不動就區別善惡、品評高下，使優秀的人不一定能得到勉勵，而低劣的人幾乎沒有立足之地，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現今老了，這三端還要加以防戒。”
因此曾國藩最反對幸災樂禍、狂傲自大、妄斷是非、自以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嚴謹，更多地看到別人長處的人。他尤其是一個極富憐憫心的人，一些有功業名聲的人遭了災難，即使在戎馬倥傯自身難保的艱難歲月，他也絕不會無動於衷，而是盡量地給予照顧。
鹹豐年間，曾國藩駐守祁門，險象環生，儲備極其困乏，是他一生行軍中最艱難的時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帶多有經學大師，遭受戰亂，顛沛流離，生死都不知道，於是派人四處尋找，生存的人給以書信，約他們來軍中的幕府相見，死去的人對其家小給予撫恤，索取他們留下的文章保留。
至於輕薄的第二端，曾國藩特別指出其危害：驕傲是最可惡的一種德行，凡是擔任大官職的，都是在這兩個字上垮台的。指揮用兵的人，最應警惕驕傲和懶惰的習氣。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驕、惰這兩個字誤事最多、最大。
至於妄斷是非的第三端，他曾規勸有關人士：“閣下昔年短處在尖語快論，機鋒四出，以是招謗取尤。今位望日隆，務須尊賢容眾，取長舍短，揚善於公庭，而規過於私室，庶幾人服其明而感其寬。”也就是說，他主張精明必須與寬容結合，且要以尊重別人為前提。
為人、為官、治世、為政戒此三端，必當受益無窮。
6 凡事輕名利、重謙讓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曾國藩雖官位顯赫，但他生怕“清名滿天下”，於是適時將名利推讓一些，以便更好與人共處。
曾氏名門望族，時人稱“天下第一世家”。
在河南少林寺有一塊奇異的石碑，上有釋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的合體像，一為佛祖，一為儒聖，一為道尊，上刻有碑銘讚語：“三教一體，九流一源，百家一理，萬法一門。”是說江河百流，終歸大海，教理不同，方法各異，卻都能達至最高境界。
曾國藩就如這樣一塊石碑，身上刻有中國不同傳統文化流派的印跡，他世事洞明卻又糾纏其中，入世與出世相統一，成為中國文化一個獨特的景觀。
曾國藩喜歡讀《莊子》，因為它的豁達對人的胸襟有多方裨益。《莊子》上講：“淡然無極”，“淡而無為”，諸葛亮也有“淡泊以明誌，寧靜以致遠”之說，就是說人要清靜、超脫。然而曾國藩很多年來就“清靜不得，超脫不了”，總是焦慮多多。一是他名利心太切，二是他俗見太重。平定天京，曾國藩可說大功已就，他給弟弟曾國荃寫信說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
“開缺辭爵之件，本擬三請四請，不允不休。昨奉十四嚴旨詰責，愈無所庸其徘徊。大約一連數疏，辭婉而意堅，得請乃已，獲禍亦所不顧。”
然而他並沒有及時抽身，而是聽從清政府的安排督辦“剿撚”事務。勇猛如僧格林沁者“剿撚”4年，卻全軍覆沒，以身殉職，換了曾國藩，自然也好不了多少，很快便遭敗績，撚軍攻破了曾布置的防線。這一次，曾國藩“屢敗屢戰”的精神沒有得到朝廷的安撫，而遭嚴厲申飭，為此，他心灰意懶，準備了種種理由奏請開缺：
“臣病勢日重，憚於見客，即見亦不能多言，豈複能殷勤教誨？……是臣昔日之長者今已盡失其長，昔之短者，今則愈形其短。臣不欺飾於大廷，亦不忍負疚於隱微，唯有籲懇天恩，準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實缺，並另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臣以散員留營，不主調度賞罰之權，但以維係將士之心，庶於軍國大事毫無所損，而臣之寸心無怍。”
一句“以散員留營”道出了曾國藩的真實想法。因為一旦所奏開缺準請，擺在他麵前的道路隻有兩條：一是回籍休養，一是駐京賦閑。這都不是他所願意的，因為這意味著他將從眾人矚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於岑寂……好自耀文彩。近待徐鬆龕中丞與地方官不合，複行出山。其有過人之才，故不願久居林下。”曾國藩既怕回鄉遭地方官排擠，又怕留在京城成為政治鬥爭的中心，此時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紅塵之感，“隻恐清名天下滿，九州無處匿韓康。”
同治五年（1866），朝廷令曾國藩回兩江總督任職，“剿撚”事務交由李鴻章專辦。曾國藩失去了一個全身而退的機會。
老子曾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誡人們過分自滿，不如適可而止；鋒芒太露，勢難保長久，金玉滿堂，往往無法永遠擁有，富貴而驕奢，必定自取滅亡。隻有功成名就，激流勇退，拋棄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則，才能永久。人須知足，方能常樂。
在名與利上，最能體現“全生保真”精神的曆史人物當數範蠡了。他在幫助越王勾踐滅吳之後，便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為由，激流勇退，放棄上將軍之名和“分國而有之”的大利，攜西施隱居於齊，改名換姓，耕於海畔。範蠡的退隱，就是害怕功名利祿會給自己帶來性命之憂。他的憂慮很快便得到證實，與他共助勾踐的文種，因不肯退隱，貪戀在國中享用的尊榮貴利，結果被勾踐找個理由處決了。
“荒塚一堆草沒了。”人生的結局是一樣的，何必非要勉強一定站在成功上麵，人生的樂趣尚有許多，絕不是僅有成功的喜悅榮耀一種。
曾國藩於鹹豐四年（1854）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創立舟師，訓練湘軍，自與太平軍開戰後，運籌帷幄，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有方，屢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賞和嘉獎。鹹豐十一年（1861）十月，兩宮皇太後授權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節製提督巡撫以下各官，可謂權綰四省。同治元年（1862）正月，又加授“協辦大學士”，從而成為清朝自開國以來權勢、地位最高的漢臣。而曾國藩的弟弟們也兵權在握，九弟曾國荃統兵近二萬，由於屢立戰功，僅同治元年就受到了清朝最高統治者的七次表彰；五弟曾國葆也統兵五千之眾。曾家兄弟權傾朝野，曾氏家族堪稱“天下第一家”。正如曾國藩自己所雲：“餘家目下鼎盛之際……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家門的極盛，並沒有使曾國藩得意忘形，卻使他感到憂心忡忡，且小心翼翼。他深明“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之理，他說：“家道的長久，不是憑借一時的官爵，也不是憑借一兩個人的發跡來維持的。當家道鼎盛的時候，要做家道衰敗時的考慮。上天既能使我們處於今天豐厚順達的境地，就能使我們處於明天艱難困苦的境地。”這樣的經驗教訓，曆史上舉不勝舉。
霍光，字子孟。漢朝人。是驃騎將軍霍去病的異母弟。由於霍去病的關係，霍光十幾歲便入朝做官。武帝朝為奉車都尉，後擢為大司馬、大將軍，受武帝遺詔，輔佐幼主，位居五輔臣之首，執掌朝政20年，勤政納諫，輕徭薄賦，百姓充實，四方少數民族歸順，連輔二代皇帝，鞠躬盡瘁，恪守臣道，未嚐有過。然不曉“人滿天概”之理，致使族黨滿朝，權傾朝野。霍光死後，漢宣帝親政，奪了霍氏家族的大權。之後又以謀反罪，鏟除了霍氏家族。霍光在世時，宣帝對之十分懼怕：“光從驂乘，帝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然而，在他去世後，族人卻遭到了殘酷的殺戮。所以人們說：“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俗語雲：“老年疾病，都是壯年招得；衰時罪孽，都是盛時作得。”因此，曾國藩在信中告誡弟弟們要以霍光為鑒：“鬥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上天懲罰一個人是無形的，常常借助於人之手。霍氏的勢力太強大了，上天就借漢宣帝來削平、限製他的勢力；像霍氏那樣，等到別人來限製，為時已經太晚了。咱們家族正處於鼎盛時期，所以我們兄弟要自律自戒，不等上天來懲罰限製，也不等別人來懲罰限製，我們自己應該主動想辦法限製自己。”曾國藩針對弟弟們買地建房上的揮霍，銀錢取予上的不謹慎，言談舉止的傲慢等，提出了自我限製的方法：“廉、謙、勞。”“儉而不奢，居官清廉。”他希望弟弟們“儉以養廉”，每用一錢，均須三思。不妄取分毫，不寄銀錢回家，對親族不隨便饋贈；在為人處世上，要做到內心謙虛，外表恭讓，切忌頤指氣使，氣焰囂張；在為朝廷辦差上，要竭誠效勞，恪盡職守。隻有在“廉、謙、勞”三方麵潛心修煉，“正己為先”，才能夠持盈保泰，家道長久。
人們總喜歡以家世、金錢、地位等這些單純的客觀現象或外在條件去衡量一個人的榮辱毀譽，把它們看成是永恒不變的東西，卻忽視了主觀的、內在的、可變的因素，從而犯下了許多錯誤，造成了諸多悲劇。曾國藩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對於得失無常，興衰浮沉有一種透徹的理解。這種獨具慧眼的思想和認識，對現今那些居官自傲，貪贓枉法，稍有一點地位和榮譽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的人，不失為一劑良藥。
曾國藩認為，功高名顯，必然會帶來對自己的嫉妒和仇視，所以與人分享利益和名譽是曾國藩的一貫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將下屬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頭。例如，在擔任兩江總督時，為了搞好關係，曾國藩就特別注意將滿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擺在自己之前。後來，曾國藩費盡心思將長江水師改經製水師，這樣一件很大的事，曾國藩又將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麵。這是為什麼呢？曾國藩分析了官文的為人。官文既仇視湘軍，又沾了湘軍的光。不是湘軍的勝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貪名貪利，毫無定識，更無風骨，為了促成水師製，不讓他反對，對於這樣的貪官，隻能給他點好處，他才會站在你這邊。因此在給太後、皇上的折子裏，如果建議改製後的長江水師統領讓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會樂意。這樣既可以減輕官文對湘軍的嫉恨，又可拉攏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滿人對湘軍的仇恨和排擠。後來水師的發展證明了曾國藩推出一個滿人擔任領頭的做法是極大成功。
自古名利太過都是禍害，與人分享才能與人共處。在曾國藩做官後期，正是憑著這樣一種對人謙讓，與人為善的原則，才使他晚節得保，並在韜光養晦之中達到最高峰。
在人們的一生中，處處都有風波險阻，遭遇功名利祿，麵對這個複雜的社會，謙讓才是處世的妙方。做到恭謙讓人，爭鬥就會停止，忿恨才會平息，積怨才會化解，天下再大的禍患都會冰消雪化於“讓”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夠把握住它，則可以免除災禍而獲得幸福。
7 抱殘守缺乃最高境界
物極必反，盛況過後，衰落便隨之而來。湘軍維護清朝政府的重大作用讓曾國藩在國內影響頗大，凡與之為敵者，必然會失敗。社會動蕩時候，曾國藩自然能與各方勢力抗衡，但社會安定後，情形則會突變。曾國藩能夠看到長遠，分析前景，不求功德圓滿，而寧願抱殘守缺。
1868年5月，曾國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其後，由於籌辦剿撚後路軍有功，又被封雲騎尉世職。一年數遷，曾國藩可謂榮耀之至，這表示清政府對他很是倚重。可是時過不久，一大批湘軍官員紛紛被開缺回籍，如陝甘總督楊嶽斌、陝西巡撫劉蓉、廣東巡撫郭嵩燾、湖北巡撫曾國荃、直隸總督劉長佑。這不由得使曾國藩警醒起來，他在給郭嵩燾的信中提到：“官相（官文）剛才有署直隸之信，不知印渠何故開缺？近日厚（楊嶽斌）、霞（劉蓉）、筠（郭嵩燾）、沅（曾國荃）次第去位，而印（劉長佑）複繼之，吾鄉極盛困難久耶，思之悚惕。”
黨徒的被排擠不能不使曾國藩為自己的末路憂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對自己的冷淡和疏遠。對為宦不得罪巨室更有了一層深切的體驗：就是宦海之途不自由啊。
這一切都是為什麼呢？曾國藩明顯感到，有一個陰影一直圍繞著他並與他為難，這就是曾國荃彈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漢官密布的長江中下遊地區，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廣總督之職。胡林翼任湖北巡撫時，知其不可撼動，遂處處推美讓功，以籠絡官文，使得湘軍在諸事上均比較順利。胡林翼死後，官文與湘軍關係維持著表麵的和氣，但實際上已變得十分疏遠。後來，曾國荃接任湖北巡撫，與官文同城，驟然間雙方的關係緊張起來。
因為湖北按察司唐際盛與曾國荃的摯友黃南坡仇隙很深，於是唐際盛便慫恿官文，奏請曾國荃幫辦軍務，以使其離開武昌，免於督撫同城。由此曾國荃便與官文結怨，並伺機進行報複。
曾國荃先是奏參唐際盛，接著就彈劾官文。由於曾國荃營中無文員，奏折草擬後無人商量，隻有曾紀澤在營中，但又不知參劾官文後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發出後，語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長，首尾不相顧。
曾國荃怕曾國藩知道後，阻撓其彈劾官文，因此故意背著他。外間知道曾國荃參劾官文後，不僅湖北的士紳持反對態度，就是曾國藩的門生故吏也認為此事大為不妥。曾國藩聞訊後十分擔憂，唯恐由此開罪了滿洲貴族，於以後不利。因此，曾國藩在事先和事後均表示出憂慮之情，不太讚同此舉。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書信中，他囑咐曾國荃說：“順齋排行一節，亦請暫置緩圖。”原因是，“此等事幸而獲勝，而眾人耽耽環伺，必欲尋隙一泄其忿。彼不能報複，而眾人若皆思代彼報者。”總之，“弟謀為此舉，則人指為恃武功，恃聖眷，恃門第，而巍巍招風之象見矣，請緩圖之。”隨後，曾國藩又在給曾國荃的書信中說：“順齋一案，接餘函後能否中輟？懸係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為兄弟熟商而行，不關乎會晤與否。”再過10天，曾國藩已得知奏參官文的事已發，反複叮囑曾國荃：“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一再告誡：“福益外家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尚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