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荃奏折中具體列舉了官文七條罪狀。事情發生後，經反複籌思，曾國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請勿深究”。可是，曾國藩此舉，卻引起了外間的紛言，一時間曾國藩“劾老九”之語，紛紛揚揚，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隻有“麻木不仁處之”，以靜觀其變。
慈禧太後那拉氏心裏清楚，此次參劾純屬湘係與滿洲權貴之間的權力之爭，而撚軍正盛，還需要利用湘淮兩軍出力。因此，她開去官文的湖廣總督職，留大學士銜，回京後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統。表麵上順從了湘軍所奏，實際上對官文也沒有什麼損害。
這件事對曾國藩觸動很大，官場本來就危機四伏，必須謹慎小心，如何還敢得罪巨室，為自己樹敵呢？
曾國藩雖然平生謹慎，忍讓為懷，但是遇到與自己為敵，暗中敗壞自己的人，他也決不手軟。他與勝保之間的明爭暗鬥，就是一例。
勝保，字克齋，蘇完瓜爾佳氏，滿洲鑲白旗人。1840年舉人，考授順天府教授，曆官光祿寺卿、內閣學士等。1853年在河南、湖北、安徽、直隸、山西、山東等地鎮壓太平軍，鹹豐皇帝特賜神雀刀，許其先斬後奏，權勢顯赫。1857年2月以副都統銜幫辦安徽、河南“剿匪事宜”，進攻撚軍。但勝保以“客軍辦賊”，無自練之兵，無治餉之權，所以每戰輒敗，人稱“敗保”。勝保雖“不知兵，尤不曉事”，但“滿腔忌刻，其誌欲統天下之人”，對異軍突起的湘軍總想染指，從1858年到1859年，曾千方百計想並吞湘軍，非但沒有成功，反而激成與“楚軍不相容”的尖銳矛盾。1860年秋，英法聯軍進攻京津，勝保奉命節製八旗禁軍及各路“勤王”之師，奏準調鮑超軍北上。曾國藩、胡林翼一眼就看穿了勝保欲吞並湘軍的險惡居心，是“挾君命以謀奪楚軍者”，因此采用“按兵請旨”之策，請求由曾、胡一人親自統兵北上，挫敗了勝保的企圖。
湘軍勢力伸入安徽時，曾、胡認為，勝保不走，自己就無法在安徽站穩腳跟，因此，必欲擠勝保出安徽而後快。但勝保並不好對付。在朝中，他有恭親王奕撐腰。這還不夠，他雖不知兵，但也知“無兵不能自立”，沒有堅強的武力後盾，別想與曾國藩的湘係集團相抗衡，因此，使出招降納叛的本領，培植親己武裝。他招撫過李昭壽，後來招撫過宋景詩，而最終與苗沛霖“相為倚重”，苗沛霖集團成了勝保與湘係集團抗爭的法寶。
兩派紛爭不已，形同水火。但政治形勢決定勝保與曾國藩的滿漢之爭必敗無疑。
自1860年曾國藩被擢兩江總督，次年令節製四省軍務後，湘係集團平步青雲。同治即位後，慈禧“尤意倚湘軍”，出現了“官員非由兩楚出身不能遽膺優薦，將帥非與楚軍結納不能予以嘉名”的局麵。在安徽戰場上，自1861年後，朝廷先後任命湘係集團中的頭麵人物李續宜、彭玉麟、唐訓方巡撫安徽，督師剿撚。在朝廷看來，隻有湘軍才能消除“心腹之大患”，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9月至10月間，湘軍在安徽戰場上節節勝利，連拔安慶、桐城、池州、舒城、宿鬆、銅陵、蕪湖等府縣城池，表明湘係集團已成為穩固清政府統治的中流砥柱。清政府為了換取曾國藩湘係的支持，犧牲自己忠實的奴仆也是在所不惜的。如果勝保識時務，激流勇退，保住既得利益是不成問題的。
但勝保對曾國藩寸步不讓，他向主子大發牢騷說：“未聞漢有彭越、英布遂不複用韓信、陳平……亦猶此時不能因有楚師而遂不容複有他師也……在楚軍動輒連銜要結，眾口一詞；而奴才一介孤臣，安能與之較長短？況奴才與官文未握兵權之先，即蒙先皇帝厚恩，賜印賜刀，久任統帥，較之李續宜等更多效力數年！現當我皇太後、皇上信任楚軍際，奴才既不必與之爭功，亦不屑與之負氣！”
其實，朝廷也不願犧牲奴才，調勝保西行，就是要他離曾國藩遠些，不要與之較長短、爭得失、相互傾軋了。曾國藩集團與勝保集團由暗鬥到明爭到取勝，表明漢族官僚與滿洲貴族權力發生倒轉，滿洲貴族獨霸天下的局麵一去不複返，以曾國藩為首的湘係集團最終成為可以左右時局的強大的軍事政治集團。
當然，慈禧太後絕不會任由曾國藩集團膨脹性發展，她也絕不會放鬆對曾國藩的防範，隻不過為了鎮壓太平天國，權且容忍湘軍坐大。她自有對付曾國藩的妙法。
曾國藩向以思慮深遠聞名，他不可能不為自己和諸弟長久打算。既然自知有功高震主之嫌，如何防危慮敗，未雨綢繆，求一個好的下場，就是一樁學問。這其中體現的就是“花未全開月未圓”的處世經。
曾國藩在諸弟為官之後，屢屢教誡他們正確對待富貴與權位。尤其是對那位貪財自傲的沅弟（國荃），他反複開導，叮囑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軍既得安慶，正包圍金陵，他警告兩個弟弟說：“若一麵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麵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餘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金陵即將攻破之時，他又告誡兩個弟弟說：“古來成大功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子儀）外，沒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他害怕功敗垂成，勉勵弟弟須有極強的警惕性和憂患意識；又怕成大功大名時，飛來無名橫禍，故勉勵弟弟須有臨深履薄的畏懼之情。他還多次寫信給在鄉間的曾國潢，囑咐他“莫買田產，莫管共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後，他又多次寫信給頗有抑鬱之氣的九弟，勸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國藩防危慮敗，明哲保身的方案中，裁軍自抑、自削羽翼是最重要的步驟。
8 慎獨可戒虛妄
人人都有獨處的時候，獨處時同樣需要謹慎地思考、做事，不能無人督查而放縱自己，這就是所謂的慎獨。慎獨能夠時時反省自己，杜絕一些虛妄的想法，從而不會違背自己的做事原則，也不會犯下大錯誤。
大凡人在初創崛起之時，不可無勇，不可以求平、求穩，而在成功得勢的時候則要求淡、求平、求退。這也是人生進退的一種成功哲學。
曾國藩熟讀儒家經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學家。他堅拒縱橫家王闓運勸其稱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國藩的品格特征及處世風格。
王闓運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幾歲開始研究經學，對《春秋公羊傳》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經在於致用，尤其是在於實現其所謂“帝王之學”。他認為《春秋》主旨在於撥亂，治經要經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將經與術結合起來。術是權術，治理國家的一種方法、手段，即所謂縱橫之術。
王闓運想用縱橫之術來輔助識時務之人成帝王之業。在亂世，誰能撥亂反正，成大事業，即輔助誰，但又要看準時局變動的趨向，靜觀勢態，未到其時，蟄伏隱退，時機到來，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滿腹經綸在胸，又要有居靜不動的修養，可進可退。進時，用儒學、儒教使亂世達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時，用老莊的學問，莊子的禪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樂。王闓運滿腹經綸，欲報效國家，將自己的一套經世安邦之策付諸實現。
王闓運的這種抱負因太平軍起義的爆發而更趨強烈了。起義軍入湘後，曾國藩奉清廷之命幫辦湖南團練，組織湘軍與起義軍為敵，王闓運曾多次上書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視。雖因身係獨子，未能從軍，但從此與湘軍將帥保持了密切的關係。在太平天國存在期間，他曾三度至曾國藩駐地探視，並參與謀劃。
據王闓運晚年的弟子楊度後來追述，當時王氏“擊劍學縱橫，遊說諸侯成割據，東南帶甲為連橫”。說的是王闓運曾遊說曾國藩、胡林翼與太平軍“連衡”反清。
王、楊師徒交情甚密，且當時王尚健在，故其說實為有據。計其進言當在1855年冬王到武昌曾軍探望時。但曾國藩把王看做是狂放不羈的文士，雖詩歌唱酬，優禮備至，而於其意見，殊少采納，卻也是事實。如1856年初王作書與曾，促其建議撤團防、廢捐輸、清理田賦，以減輕對人民的壓榨，防止人民投奔和響應太平軍，曾就沒有接受。故王對曾，也始終隻以後輩和朋友自居，未嚐甘為僚屬。
王闓運為人慷慨激昂，向以霸才自居。他在1855年勸曾國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談，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國藩卻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幾上點點畫畫。不多時，曾起立更衣，王闓運便站起竊視幾上，隻見上麵依稀有個“妄”字。
一晃幾年過去了，王闓運再次拜望曾國藩。此時的曾國藩正準備北上“剿撚”。一見王闓運到來，極為高興，隻是因有了前兩次“勸進”，曾國藩自然有所警惕。
但王闓運這次卻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隻是與曾國藩討論學問。他對曾國藩說：
“公之文，從韓愈以追西漢，逆而難，若自諸葛、魏武帝以入東漢，則順而易。”
曾國藩起初聽得津津有味，並頻頻點頭。的確，學習辭章從唐代韓愈，上溯西漢，逆而難，如果自曹操入東漢，就較容易，也順理成章。但到後來，曾國藩還是聽出了王闓運的弦外之音。原來還是讓他做曹操！但曾國藩這次倒也平靜，故作不知。王闓運自知他的帝王之術再無實現的機會，頗為沮喪，隻得悻悻而歸。
縱橫之計不就，王闓運對曾國藩的看法大為改變。說曾國藩再次出山已“變節為巽順”，雖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擔當。
直到晚年，王闓運已經曆了清亡、袁世凱複辟敗亡等重大的曆史事變，才對曾國藩當初不自立為帝的看法有了改變。
據說民國後，珍藏著曾國藩“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聯的朱老夫子，曾專門去拜訪這位當年行縱橫計的王闓運，並拿出曾聯求王寫跋語。王闓運大為驚歎說：“難道真有這個聯嗎？滌丈襟懷，今日以前，我隻知一半，今而後，乃全知。吾老矣，如果不是您相示，幾不知文正之所以為文正，左老三（指宗棠）之所以為左老三。”沉思片刻，即欣然命筆，另書一聯曰：
花鳥總知春浩蕩，江山為助意縱橫。
書畢，對朱君說：“吾不敢著墨文正聯上，以重汙文正。另書此，紀文正之大，且以誌吾過。”這就是以霸才自稱的王闓運，垂老始悔的一幕。曆史上多少委曲的憾事，就是這樣令人感歎。
曾國藩之所以能夠遠離癡心妄想，與他的慎獨精神是分不開的。他嚴於律己，日日不忘反省。在反省的過程中，他明白了什麼事情該做，什麼事情不該做。不該做的事情，他想都不會去想。
曾國藩曾寫過這樣一段話，從中不難看出他對為人處世的思考：
“嚐謂獨也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為獨而生一念之妄，積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懍其為獨而生一念之誠，積誠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間離合幾微之端，可得而論。
蓋《大學》自格致以後，前言往行，既資其擴充；日用細故，亦深其閱曆。心之際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麗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則夫善之當為，不善之宜去，早畫然其灼見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實有所見，而行其所知。於是一善當前，幸人在莫或察也，則趨焉而不決。一不善當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則去之而不力。幽獨之中，情偽斯出，所謂欺也。唯夫君子者，懼一善之不力，則冥冥者有墮行；一不善之不去，則涓涓者無已時……”
這段話的意思大體是這樣的：
小人和君子都會有獨處的時候，但在獨處的時候，他們的思想是不同的。小人在獨處的時候，會產生一些邪惡狂妄的念頭，慢慢地，這種壞念頭越來越強烈，到最後，小人便會被這些壞念頭控製，做出一些違反道義、欺負別人的事情。君子在獨處的時候往往會檢點自身，以誠實的態度來反省自己，生怕自己做了壞事。在檢點自己的過程中，越來越謹慎，犯錯誤的可能性也就越來越小。
經過對《大學》的探究後，大學裏的東西被人們所理解，古人的言行和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可以讓人豐富知識和增加閱曆。人們在分析事情的時候，能夠公私分明；在闡明道理的時候，又能夠辨明得失。好的東西應該保留，不好的東西應該拋棄，這是正確的見解。小人沒有這樣的見解，也不會按照這樣的見解去做事。做好事的時候，他生怕沒人看見，做了不會得到什麼好處，於是在不斷思索做還是不做。做壞事的時候，又怕被別人看見了，想改正，卻不會徹底改正。獨處的時候，那些經過矯飾的感情真實地呈現出來，這個過程就是欺騙。隻有君子才會擔心因為辦好事不徹底使自己變得墮落，而不好的東西如果繼續保留，就會長久影響自己……
9 萬萬不可有傲氣
人可有傲骨，但不可有傲氣。人因傲而淩於人，必然會招來禍患。無論在什麼場合、什麼時期，都應該時時戒傲。
人生有許多因素可導致失敗，其中傲為其一。不理解此學問，永遠是一個可憐的失敗者。曾國藩深知其理。
曾國藩曰：
“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曆觀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生。餘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囂訟。凡傲之淩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淩之者矣，有以麵色淩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則達於麵貌，以門第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為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練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
餘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而不自覺，吾深以為慮。”
從上麵幾則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謙虛，他認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積德所致，且總覺名望太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勢驕人；他認為傲氣是致敗的原因之一，並指出傲氣的表現形式在言語、神氣、麵色三個方麵；他諄諄告誡弟弟們要謙虛，對於沒有經曆過艱苦的後輩子弟，他更擔心，怕他們不知不覺地染上驕傲的習氣，“謙”是曾氏家教的一個重要內容。
為官戒傲
“天道忌盈”，是曾國藩頗欣賞的一句古話，他認為“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他“勢不多使”的內容是“多管閑事，少斷是非，無感者也無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歡古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個字，認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他主張“總須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
曾國藩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5月25日）給弟弟們的信中教誨說：
“常存敬畏，勿謂家有人做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己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
後在軍中，軍務繁忙，他仍寫信告誡沅弟說：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
不僅對軍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
同治二年（1863年6月），曾國荃進軍雨花台，立下戰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無形之功，吾輩不宜形諸奏牘，並不必騰諸口說，見諸書牘”，叫他不要表功，認為這是“謙字真功夫”。
曾氏為官不傲，也與磨練有關。道光年間，他在京做官，年輕氣盛，時有傲氣，“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鹹豐初年，他在長沙辦團練，也動輒指責別人，與巡撫等人結怨甚深；鹹豐五、六年間，在江西戰場上，又與地方官員有隔閡。鹹豐七、八年在家守製，經過一年多的反省，他開始認識到自己辦事常不順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歲在外，惡（即憎惡）人以白眼蔑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進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至今愧恥無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
他進一步悟出了一些為官之道：“長傲、多言二弊，曆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之由，未嚐不視此二者為樞機。”因此，他自勉“隻宜抑然自下”。在官場的磨礪之下，曾國藩日趨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謙”守功夫實在了得。他不隻對同僚下屬相當謙讓，就是對手中的權勢，也常常辭讓。
自從鹹豐十一年（1861年6月）實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後，曾位高名重，卻多次上疏奏請減少自己的職權，或請求朝廷另派大臣來江南協助他。他的謙讓是出於真心，特別是後來身體狀況日趨惡化，他更認為“居官不能視事，實屬有玷此官”，多次懇請朝廷削減他的官職，使自己肩負的責任小些，以圖保全晚節。
總之，曾國藩一生功名卓著，是他善於從“名利兩淡”的“淡”字上下功夫，講求謙讓退讓之術。而被一些人頌為“古今完人”。
居家戒傲
曾國藩認為“傲為凶德，惰為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轎”。他不僅自律甚嚴，對自己的兄弟子侄也嚴戒其傲。
鹹豐十一年（1861年3月14日），他曾給專在家中主持家務的澄弟寫信，要他加強對在家子弟的教育，並對驕傲的幾種表現形式做了闡述：
“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謙謹者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諺雲：‘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但使誌得意滿毫無畏忌，開口議人短長，即是極驕極傲耳。”
並說自己以不輕易譏笑人為第一要義。對澄弟表現出來的驕傲，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說他對軍營中的“諸君子”“譏評其短，且有譏到兩三次者”，由此可推知澄弟對鄉間熟識之人，更是鄙夷之至了！他認為傲氣可表現在言語、神氣和臉色上，所以要做到“謙退”，須時時檢點自己的言行。
曾國藩告誡子弟，千萬要做到富不忘貧，貴不忘賤。既已做了仕宦之家，子弟便應力戒沾染官氣，他說：“吾家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他對家人坐轎一事都嚴加規範，指出四抬大轎“紀澤斷不可坐，澄弟隻可偶一坐之”，這種大轎不可入湘鄉縣城、衡陽府城，更不可入省城。並囑咐澄弟對轎夫、挑夫要“有減無增”，隨時留心此事。
曾國藩也力戒家人在家鄉幹預地方行政。他給家中寫信說：
“我家既為鄉紳，萬不可入署說公事，致為官長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願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長官疑為倚勢淩人。”
又告誡諸弟：
“宜常存敬畏，勿謂家中有人做官，而遂敢於侮人。”
他力戒子弟不要遞條子、走後門。兒子曾紀鴻中秀才後，數次到府城參加歲考科考，都不順利。同治七年（1865年7月），已是大學士的曾國藩，特地寫信告誡紀鴻：“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紀鴻沒有中舉，曾國藩就把兒子接到金陵衙署中親自教學，始終未去走後門。
同治三年（1864年1月），紀鴻由長沙前往金陵，其父要他沿途不可驚動地方長官，能避開的盡量避開，並叮囑船上的“大帥”旗“餘未在船，不可誤掛”。事無巨細，均考慮到一個“謙”字，可謂用心良苦。
為學戒傲
千古以來，文人相輕，已成為一種老毛病。曾氏對此有清醒認識，力倡以“戒傲”醫文人之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20日）他給家中的四位弟弟寫信說：
“吾人為學最要虛心。嚐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作詩文，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隻為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
告誡弟弟們不要恃才傲物，不見人家一點是處。傲氣一旦增長，則終生難有進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學經曆勸勉弟弟們。他寫道：
“餘平生科名極為順遂，唯小考七次，然每次不進，未嚐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蓋場屋之中，隻有文醜而僥幸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一定之理也。”
曾國藩還用其他人因傲氣而不能有所成就或被人哂笑的例子來告誡弟弟們，他寫道：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隻為傲氣太盛，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當名士者，鄙科名為糞土，或好作詩文，或好講考據，或好談理學，囂囂然自以為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曾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
為此他總結道：
“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為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
曾國藩深知“謙受益，滿招損”之理，在他所有的事業中，戒傲是第一要義，也是他人生不敗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