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營兵與湘勇發生了多次械鬥，曾國藩隻是責罰湘勇，沒有與綠營兵論理，想息事寧人。然而，綠營兵越來越猖狂，膽子也越來越大。
曾國藩深深感受到了“君子愈讓，小人愈妄”這樣的情形，他意識到忍讓不能滅掉綠營兵的囂張氣焰。鹹豐三年（1853）五月，曾國藩寫好保舉塔齊布的折子；六月，撰寫《特參長沙協副將清德折》，將清德所犯大清律法一一列舉，望清廷能夠嚴肅處理此人。
清廷采納了曾國藩的建議，將長沙協副將清德革職查辦，塔齊布補缺。曾國藩的參奏無疑又加深了其與提督鮑起豹的矛盾。
同年八月一天，綠營軍中的永順兵和湘勇聚賭，並因此發生械鬥。兩天後，綠營兵在夜間手握兵器，擊鼓呐喊，直奔參將府，毀壞了塔齊布的住所，並攻擊湘勇。然後，他們又衝進曾國藩的私宅，將其隨從殺害，並欲攻擊曾國藩。多虧屬下奮力保護，曾國藩沒有受到大傷害。
綠營兵明目張膽地攻擊自己及屬下，定是受人支使或縱容，提督鮑起豹責無旁貸，曾國藩對此心生怨氣。當時，曾國藩的私宅恰好在巡撫衙門的對麵，於是他深夜來到巡撫衙門找到湖南巡撫駱秉章，將此事告之。駱秉章裝作不知其事，事後放了肇事者，沒有追究參與攻擊的綠營兵和肇事者任何責任。
曾國藩雖知道巡撫駱秉章有意為難他，卻又不好計較。另外，這次事件的發生無疑是矛盾不斷加深、激化的結果。有人勸他參奏提督鮑起豹，他不讚同。在他看來，長沙非久留之地，不如一走了之。於是，曾國藩將湘勇帶出長沙，並將根據地設在衡陽，欲以此處為立足點，發展湘軍。
鹹豐四年（1854）十二月，為保江西安穩，湘軍主力移駐江西。
作戰期間，如果沒有軍餉，部隊將無法生存。湘軍保衛江西，軍餉由江西提供，合情合理。然而，江西巡撫陳啟邁拒不合作，反對提供軍餉給駐紮本省的湘軍。
陳啟邁，湖南人士，與曾國藩是同鄉。不僅如此，他與曾國藩還是同榜進士，曾在翰林院與曾國藩同事。二人淵源如此深厚，按常理，即使曾國藩的主力部隊不在江西，如果需要幫助，陳啟邁也應盡綿薄之力才對。然而，此人並不念及舊情，盡管曾國藩派軍力保其管轄省穩定，他也不想出力幫忙。陳啟邁的做法的確不通人情，不合事理。
當時，曾國藩僅以兵部侍郎的身份領兵作戰，並不能幹預江西行政，軍餉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而此時，湘軍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駐守，防範太平軍，可見湘軍在當時對清政府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儼然成了清廷支柱。如果曾國藩此時向清廷提出要求，隻要不過分，清廷豈有回絕之理？曾國藩本想與陳啟邁商議，盡快解決軍餉問題。可誰知陳啟邁不識大體，竟公然與曾國藩唱起了對台戲。
這時，發生了另一個衝突。舉人彭壽頤在江西辦團練，與知縣李告產生了矛盾。經查證，彭壽頤並無過錯，他頗有才華，為人耿直，一心一意辦團練，而李告卻有受賄、棄城而逃等罪。然而，陳啟邁卻不以事實為根據，顛倒黑白，欲治彭壽頤的罪。為化解衝突，曾國藩與陳啟邁商量，想將彭壽頤調到自己的軍營。陳啟邁並不理睬，反而認為曾國藩幹涉了他的軍務。於是派人將彭壽頤逮捕，將其屈打成招。
曾國藩已屢屢讓步，而目前形勢又如此緊張，不由憤慨。他立即撰寫一折，向清廷陳述陳啟邁罪狀，請清廷懲之。清政府為了安撫曾國藩，對陳啟邁及其心腹進行了嚴厲的處置。
5 屈伸有度，靈活應對多變局勢
俗話說，磨刀不誤砍柴工。在朝著既定的目標前進時，不妨靜下心來，分析一下局勢。然後根據眼前的形勢，思考對策，找到能夠順利前進的方法。如果一味地前進，有可能會造成欲速則不達的後果。有時候，屈是為了更好地伸，退是為了更好地進。
對於屈伸之道，曾國藩有如此理解：
《揚雄傳》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龍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孫，即屈也。此詩畏高行之見傷，必言孫以自屈，龍蛇之道也。
鹹豐四年（1854）春，曾國藩湘軍已成規模，陸軍、水軍、炮兵均已編定並訓練完畢，可以作戰。曾國藩初次出兵，兵分兩路救援湖北。水軍行至嶽州時，忽然刮起了大風，幾十艘戰船沉入江底，湘軍溺死者不少。陸軍戰況亦不佳，在羊樓峒與太平軍相遇，大敗。湘軍出師不利，曾國藩被革職，依旨降二級調用。
同年八月，曾國藩率領湘軍轉戰湖北，攻克武漢。捷報傳入宮廷，鹹豐皇帝非常高興，當即批下旨文：力沛殊恩，以酬勞勳，曾國藩著賞二品頂戴、督理湖北巡撫。然世事難料，曾國藩所寫辭謝奏折抵京前，卻又得聖上旨意，湖北巡撫之職另有人選。曾國藩無奈，隻能以侍郎身份帶兵作戰。
次年，曾國藩率領湘軍入江西，屢吃敗仗。
經曆了這幾場戰爭，曾國藩感受頗多。首次出戰，兵敗後立即被削官；爾後，作戰順利，清廷不賞也罷，既然賞了，就不應該出爾反爾。想到這些，曾國藩難免心中有些許不平。後來幾場戰爭中，戰況總是不佳，輿論紛飛，更是令曾國藩身心憔悴。
鹹豐七年（1857）二月，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病逝。曾國藩乘機上奏，欲回家服喪。按照規定，奏折呈上後，應等待朝廷發下諭旨才可行動，否則會受到嚴懲。但曾國藩沒有按規矩辦事，呈上奏章後便動身回家。他之所以有這分膽量，是因為深知自己所建湘軍是清政府的支柱，沒有湘軍，清政府不會長久。果然如此，清廷不但沒有為難曾國藩，反而準許他回家守孝三個月，並賜給他幾百兩黃金作為治喪費用。
曾國藩立誌要報效國家，為何在作戰期間卻顧小家而舍大家？然而，曾國藩雖在家守製，心卻從未離開戰場。這是為了引起清政府的重視，得到軍權，曾國藩不得已而為之。
假期已過，曾國藩沒有動身回營，仍在家中守製。鹹豐皇帝催他領兵作戰，曾國藩卻上疏道：“自問本非有為之才，所處又非得為之地。欲守製，則無以報九重之鴻恩；欲奪情，則無以謝萬節之清議。”不僅如此，曾國藩還乘機表示自己要在家終身守製，故意向朝廷請求辭去兵部侍郎，並提出“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鹹豐皇帝自然洞悉曾國藩的要權之意，但讓曾國藩沒有想到的是，鹹豐皇帝果真削了曾國藩兵部侍郎的職位，收了他的兵權，並朱批道：“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即楚南亦變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可見，形勢的好轉是造成曾國藩要權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曾國藩無奈，繼續在家守製。他終日反思，決定以大局為重，不再要權，隻要能夠重返戰場就可以。
在守製期間，曾國藩看似無所作為，其實不然。曾國藩畢竟是湘軍的創建人，湘軍中的各方首領都是他悉心栽培起來的。盡管曾國藩遠離戰場，但他與湘軍將領之間仍然保持著聯係。一些湘軍將領不斷向朝廷上奏，希望曾國藩能夠重返戰場。但是，因為當時各路湘軍紛紛傳來捷報，使得鹹豐皇帝認為沒有曾國藩也可，終究沒有同意起用他。
鹹豐八年（1858），石達開率領的太平軍攻打江浙一帶，並將常山等地攻克。胡林翼趁機上奏，鹹豐皇帝不得不下旨令曾國藩出山。曾國藩當即受旨，火速趕往軍營。
曾國藩以龍蛇來闡明屈伸之道，並將自己的理論用到了實踐中，這就是他的高明之處。
鹹豐十二年（1862），鹹豐帝逃往熱河。途中，他命令曾國藩派鮑超前去支援。鮑超是湘軍大將，作戰勇猛，是曾國藩的一位得力助手。當時，太平軍還沒有被鎮壓下去，如果按鹹豐帝諭旨，讓鮑超帶兵北援，無疑削弱了對抗太平軍的戰鬥力。另外，一旦鮑超前去支援，清廷肯定會把鮑超及其所帶湘軍交由勝保統一管製。勝保是一個對湘軍極為仇視的人，鮑超一旦歸於其麾下，處境定會很危險。但北援一事又關係到“勤王”，故不能對此事置之不理。
考慮到以上幾點，曾國藩頓時感到矛盾，不知道如何是好。於是，曾國藩召來了文武官員以及幕僚，集思廣益。
眾人中大多數認為這是一個立功的好機會，如果此時不派兵入衛，等於將機會留給了別人，因此提倡讓鮑超帶兵北上。對鮑超本人來說，他也是願意的。但當時仍在曾幕府中的李鴻章卻不這麼認為，他認為帶兵入衛沒有實際意義。英法聯軍逼近京城，最終會議和，不會發生戰爭。與英法聯軍相比，太平軍是頭等威脅。此時派兵北援，隻會是徒勞。
曾國藩經過考慮後，覺得李鴻章的分析非常有理，他立即上疏，其中有“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至，請於胡、曾二人酌派一人進京護衛根本”等語句，但實際上卻遲遲按兵不動，靜觀形勢變化。
後來，事情與李鴻章預料的大致相同。英法聯軍同意和清廷和解，而河南、陝西等省的巡撫接到諭旨後，不加考慮便匆忙帶兵前去支援，結果隻是帶著一身疲憊無功返回。
當初，鮑超聽說曾國藩不讓他帶兵入衛，很是生氣，故意流露出不滿之情。曾國藩知道後，讓胡林翼開導他。在給鮑超的信中，胡林翼寫道：“滌帥與我都深知勝保為人忮忌貪詐，專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將，弟若北援，無論南北風氣異宜，長途餉項軍火，無人主持，且必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弟若知滌帥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涕零之不暇……弟於世事太愚，當一心敬事滌帥……”
在這件事情上，曾國藩屈伸並用。鹹豐帝傳來諭旨，曾國藩廣納眾議，再具體分析，最終提出抗旨；而對待自己的良將鮑超時，卻讓胡林翼苦口婆心地開導他。曾國藩的屈伸之道又可見一斑。
鹹豐十年（1860）至鹹豐十一年（1861），湘軍經過近兩年的持久戰，最終將安慶攻陷，這對太平天國運動的平定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安慶之所以能夠最終被攻克，與曾國藩的決策是分不開的。
鹹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在金陵建都，改金陵為天京。向榮奉命，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率軍圍攻天京。他率大軍抵達天京後，便在城外建了大營，與太平軍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苦戰，但以失敗告終，向榮戰死。
太平軍一天不滅，清政府一天不能安心。時隔兩年，即鹹豐八年（1858），清廷再次下令攻打天京。在此次攻城中，和春為欽差大臣，與提督張國梁並肩作戰。抵達天京後，二人指揮清兵在城外高築營壘，深挖壕溝，並建起江南和江北兩大營，氣勢和規模都相當龐大，大有不攻破天京誓不罷休的氣勢。
鹹豐九年（1859），江北大營被太平軍攻破。天京是太平軍的首腦所在地，也是建都之地，天京的失守就意味著太平天國的覆亡。為了保衛辛苦建立的王朝，太平軍將領和士卒奮力抵抗著清兵的進攻。
雖然江北大營被破，但江南大營卻仍然屹立在城外，太平軍統帥洪秀全不得不為此擔憂。為了攻破江南大營，解圍天京，太平軍各路將領共同商討破營戰略，得一可用之計。
鹹豐十年（1860），李秀成依計行事，率精兵對杭州城發起了猛烈進攻，浙江巡撫被太平軍打死。浙江告急，清政府無可奈何，隻得從江南大營中抽出部分兵力前去援救杭州。這樣一來，清政府即中計。隨後，李秀成火速趕往天京，與天京城內的太平軍對清軍進行內外夾擊，攻破了江南大營。
此時的清朝統治階層充滿了恐懼和驚慌，八旗軍已經不能成為保衛他們的屏障，隻有依靠曾國藩的湘軍。當時的局勢對湘軍極為有利。可以說，太平軍幫了湘軍的大忙，為湘軍以後的獨立和強大清除了障礙。
危急之中，清政府不得不重用曾國藩。李秀成剛開始進攻杭州時，曾國藩已經接到清政府前去支援的命令。此時，曾國藩正在攻打安徽，他拒不調兵東下。清政府以為曾國藩又乘機要權，便任命曾國藩為兵部尚書，並出任兩江總督。然而，曾國藩仍然沒有調兵。
其實，曾國藩這次抗旨是另有打算的。他認為，蘇、常之地的地理位置遠沒有安慶重要。如果按照清政府的命令，暫緩對安徽的進攻，轉而調兵支援蘇、常等地，無異於丟帥保車，到最後又會重蹈前幾次失敗的覆轍，造成“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後果。
因此，曾國藩絲毫沒有動搖自己的作戰方略，盡管派出了部分兵力東下支援，但仍將攻打安徽作為重中之重。
在曾國藩攻打安徽、圍攻安慶的過程中，時勢發生過一些變化，曾國藩總是靈活應付，死死盯住安慶不放，最終取得了主動權，迫使安慶城內的太平軍與湘軍決戰，從而將其打垮。
6 好漢打脫牙和血吞
曾國藩曾經這樣說：“李申夫嚐謂餘慪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餘咬牙立誌之訣。”有人被“打脫牙”後，便會將“血”噴在施暴者臉上，但曾國藩卻不同。他會將嘴緊緊閉住，將被打脫的牙齒就著血咽進肚裏。
梁啟超說過：“凡古來能成大事的人，其自製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強的。”
卞和便是具有忍者風範的人物。
卞和，楚國人。他得到一塊璞玉，當即獻給楚王。然楚王並不識貨，僅認為卞和所獻之物不過一石頭，以欺騙之罪將卞和左腳砍去。卞和忍痛度日，待新王即位，又將其璞玉獻上，他又因此失去了右腳。卞和仍不甘心，繼續忍耐，等待機會。待下一個楚王即位後，獻璧成功。
和卞和一樣，曾國藩的忍可以說是到了極致，曾國藩不僅自己能忍，他還以忍耐教導他的幕僚、弟弟。
同治五年（1866）曾國荃抵湖北任巡撫，因與總督官文不和，遂上疏劾之。同時，清廷令他剿撚，但屢次失敗。為此，曾國荃心情抑鬱，經常發牢騷。曾國藩請他的心腹幕僚趙烈文去信“慰之”，但仍不放心，以自己的堅忍成功進行現身說法，十二月十八日，曾國藩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困心橫慮，正是磨練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曾說我慪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而引用諺語說‘好漢打脫牙和血吞’。這兩句話是我生平咬牙立誌的口訣，不料被申夫看破。我在庚戌、辛亥年間被京師權貴所唾罵，乙卯、丙辰被江西所唾罵，以及嶽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三縣之失，也頗有打脫門牙的跡象。來信每怪運氣不好，便不似好漢聲口。隻有一字不咬定牙根，徐圖自強為妥。”
曾國藩就是這樣一個人，麵對別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譏諷、嘲笑、輕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打脫牙和血吞，做咬牙立誌、徐圖自強的“好漢”。
1854年，曾國藩在決計會戰湘潭時，太平天國的聲勢已頗盛，以南京為中心，武漢、鎮江、揚州等重鎮都掌握在太平軍的手裏，清朝政府在這一地區內幾乎沒有任何力量進行組織反抗了，而東征太平軍的曾國藩也接連失利。決戰湘潭對於交戰雙方來說，都攸關大局。曾國藩認為：“湘潭與靖港之賊互為首尾，倘不及早撲滅，不獨省城孤立難以圖存，衡、永、郴、桂及兩粵匪黨，聞風響應，東南大局不堪設想。”確實，太平軍若能取得湘潭之戰的勝利，便能攻取長沙，控製湖南，從而在湖南和兩廣農民起義軍的響應下，迅速南下，控製兩廣、閩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並擁有發動北伐的基地，有可能奪取全國政權。對湘軍來說，湖南是湘軍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著湘軍的兵餉來源有保證；一旦失去湖南，猶如魚離開水一樣，就會因幹涸而消亡。
曾國藩非常清楚湘潭戰場的重要性，急派悍將塔齊布率軍開赴湘潭，又調水師總督褚汝航協助陸師擺開了與太平軍生死搏鬥的架勢。這樣在湘潭戰場上，湘軍的兵力占了優勢，加上太平軍主帥林紹璋本人忠厚有餘，但“無大本領”，指揮不當，致使戰線過長，兵力分散，太平軍完全陷於被動挨打的局麵。
湘潭之戰，太平軍遭到前所未有的慘敗，清廷特別強調這一勝利的影響：“自粵逆稱亂以來，未受大創，湘潭一役，始經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殺賊之誌矣。”
湘潭之戰的勝利，改變了統治者對曾國藩黑雲壓境的形勢。然而情形並沒有徹底改善。當另一部湘軍在靖港大敗後，遭來鹹豐帝一頓數落與指責，並將曾國藩革去了禮部侍郎之職，“責成其戴罪剿賊。”
就在這種艱難的境遇下，曾國藩回到長沙以後，咬牙立誌，徐圖自強，他認真總結了嶽州、靖港二次戰役的慘痛教訓，努力克服自己的弱點，為湘軍日後出外作戰積累了經驗。
在曾國藩看來，對於湘軍各營在幾次戰鬥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弱點，其真正原因是功罪不分，賞罰不明；其組織原因是良莠不齊，勇懦不一。同時他還深刻意識到，最初來投奔他的人，非親即故，且抱著各種目的而來，因為台麵小，所以凡事多讓，久而久之，連原則也丟失了。他也認識到，一旦條件有所改善，局麵有所打開，就應破除情麵，以正視聽。他檢討導致湘軍紀律渙散的原因，主要是他過去治軍強調以道義相號召，用忠義感召部下。而且，湘軍的骨幹與曾國藩都有密切的關係，不是同鄉，就是同學，或者是同僚，他過去總覺得對他們無法用法紀來進行約束。這樣，湘軍內部實際上處於無法無天的狀態。
曾國藩體會到：“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今時事艱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不出，我以義聲倡導，同履艱危。故諸人起初跟隨我，並不是為了利，我對他們也就難以繩之以法。其致失敗由此緣故。”
因此，他對湘軍進行了整頓。經查，湘軍嶽州大敗，敢於同太平軍進行抵抗的，隻有彭玉麟一營；湘潭之戰，浴血奮戰的隻有塔齊布兩營、楊載福兩營。曾國藩根據兵貴精而不貴多的原則，依據勇於戰鬥的條件，決定士兵的去留。他從明賞罰、嚴軍紀做起，凡潰散之營便不再收集，營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經過這番整頓和裁撤，留下的僅有水陸兩部五千人。其弟曾國葆也在被裁之列，這對曾國葆的打擊很大，多少年後，他還一直深居簡出，拒見賓客。同時，曾國藩決定將王錱留在湖南，命羅澤南跟隨其出征。令塔齊布、羅澤南、彭玉麟、楊載福增募新勇，使湘軍人數又擴至一萬餘人。與此同時，除湘軍本身的擴充以外，將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二千，征調了登州鎮總兵陳輝龍所率的船隊和廣西候補道員李孟群統率的船隊，共計一千餘人。
在困境中持此種態度與行為，反省自身、改造缺陷、勵精圖治的人必當是一個具備成功素質的人。至於能否成功，用曾國藩的話說，還要看“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