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民元以後，東北的貨幣流通的性能加強了，東北的安奉、京奉、南滿、中東鐵路活動了，十幾個城市開為商埠。這樣農民所繳的糧租（定額物租）、劈青（分益物租）或一半錢租（半金納物租），漸漸就都轉變成為現錢（金納）了，於是農業產品就走進商品化的階段。
民國成立了，王爺已經完全喪失了經濟特權，中國政府自己設立了征收局，把原來木板的“飛子”，換成石印的畝捐票子，把原來的背著錢搭子、提著馬棒的賬搭，換成穿製服的、拿著槍的警察了。從前叫“大租”是繳銀子的，現在叫“畝捐”，是繳票子了。
這個變化，從表麵看來是沒什麼道理，但是在骨子裏卻帶給東北草原以一個全新的麵貌，這就是生產物品的完全商品化。
因為這種農產物的交換方式完全改變了，舊式的用物換物的方式根本消滅了。食糧和農村的聯係淡薄了，反而和都市相依為命起來。土質的布匹、麵粉、顏料、日用品被大量的生產品給驅逐了、消滅了。而這時最大的變革，就是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和大連株式會社兩個手臂的伸張，把東北的農產品物帶到了世界市場去，尤其和德國市場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因而把東北的農產品確定為出口的商品。
大豆和小麥出口占百分之四十，柞樹、棉花、亞麻、甜菜占百分之四十二到百分之五十。這樣十足地把東北的農產品的自主性剝奪了，使它沒有方法不對外國市場依靠起來。這樣一來真是冤枉也，原來世界經濟恐慌的襲擊每一來到，它也不折不扣地遭受到。這個玩意兒——這是說World Crisis這個字眼根本在東北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意識界裏是不存在的，是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聘幾個經濟學專家來講八天八夜，他們也不會明白的，可是它卻常常來敲每家的大門。
再加上東北農業技術的落後性，使它達不到發展工業的基礎，因而無可改變地受著外國商品的壓迫。假使那時的東北政府有眼光，能夠建立起一個大規模的懇殖公司，幫助人民改進生產技術，購買俄國的火犁來開墾，一麵充分地開發營口，跳過日本的操縱和壟斷，而和外麵市場取得直接聯絡，一麵經營京奉鐵路，加強它的經濟價值，使它變成一個純粹的經濟機構，使關內的工業資本可以由它誘導投到東北去，那樣一來，東北會出現一次突然的繁榮。這就是說東北的資本主義性會機動起來、活躍起來。但是那時中國的南方正忙於加捐，忙於內戰，對於東北人看做和愛斯基摩人差不多，所以這個影子就等於沒有在東北的地麵上出現過。
東北人民則個個都生活在神話裏，不知道自己的黃金的日子恁的就會暗淡下去。關裏的人民到過東北尤其少，以為他們的生活都是海外奇談，不能想象的事。就是現在，大家也是聽人把東北說成方的，就是方的，說成圓的，就是圓的，也沒有人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
可是這時日本卻以經濟的布洛克為前提，在東北樹立了新經濟政策，在那裏布置、研究、報告、發展，忙得不可開交了。東北僅有的產業資本就被他們驅逐淨盡。這時（“九·一八”之前）僅僅中東鐵路線，據一九二三年的調查，就有四十七個油房，一晝夜的生產力可產大豆餅十萬斤；麵粉製造廠三十八個，一晝夜的生產力可出十一萬袋（每袋四十市斤）。但是由於不景氣的襲擊，在一九二八年，便在日本資本的擠撞之下，多半倒閉下來，從此一蹶不振。
所以我的父親轉身想來做些企業的時候，已經沒有什麼事可做了。這曇花一現的產業活動已經完結。於是他就在南滿車站開了個信托交易所。
信托交易所失敗之後，他就用遊動的資本做高利貸。這時東北農村，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帶來的經濟恐慌和市場的絕對操縱，那情形就和江浙的蠶桑、和上海紗廠的連擊和牽動一樣，使它的生產品，成了貶值的呆貨，不能得到利潤，把勞動力倒貼進去，還不能得到吃糧，還要忍受著侵略者的高速度的剝削。東北的農村整個崩潰下來。於是推地（就是罷佃）、去糧（就是減租）這種運動風行起來。地主們看了這些，開始對土地改變看法，從前說是“地是萬年糧”，現在開始起了懷疑，所以不願意把資本再投到土地裏去。但是回過頭來看一看商業這方麵，更不景氣：火磨一個個地停開；油房一個個地停錘；棧房一個個地關門。但是資本必須得使它流動，這個觀念，已被商業化了的地主深深明白，所以雖然對於農村破產下的貸款起著恐怖，預感到有一天總崩潰一定到來，但是也逼著要走這條路。這一條路就是把遊資用來做高利貸生意。但是他們知道農村已經破產了，所以借出時特別小心，要物質抵押（地契、房契、商業產業……），或者遠期支票抵押，而且還要那負責償還一切債務的保人，或者兩個以上的保人，借債的人付不出來，就由他們來付，這保人當然不是商家就是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