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寶路做生意最多的，是一些溫州人。尤其是溫州人經銷的服裝、皮鞋之類商品，最受外國人歡迎。闖蕩北京多年的溫州人腦子特別精，哪能放過這些送上門的洋客戶？他們立即就在雅寶路租下店麵迎接這些外國客人，甚至還從老家組織大量貨源，並提供所需要的配套服務。看到客商紛至遝來，精明的溫州人又靈機一動，租路旁賓館的標準房，在客房裏掛上商品式樣，專供外國人挑選。一人包一間，一間就是一個公司。雅寶路一帶的5個賓館，雅寶大廈、吉利大廈、金盛鑫商廈、北鬥星大廈和國興大廈，全都給他們包光了。雅寶大廈有100多個房間，房客裏十有八九是溫州人。難怪，北京人都說雅寶路的生意被溫州人搶走了。
在北京還有一個地方與溫州有不可分的關係，那就是前些年非常著名的浙江村。浙江村在天安門南大約五公裏處，最早是棚戶區，其建築大多是臨時搭的。浙江村的出現可以追溯到1983年。1983年，溫州樂清農民盧畢澤、盧畢良兩兄弟在內蒙古包頭做服裝生意虧了本，隻得將滯銷服裝打包，準備帶回溫州處理。路過北京時，兄弟倆想看一看祖國的首都，便找了家最便宜的旅店住下來。當晚，兄弟倆去逛街，發現北京的管理沒有想象的那麼嚴，到處都是小商販。於是他們返回旅店，打開包，拿出服裝，擺起了地攤。令兄弟二人喜出望外的是，在包頭滯銷的服裝在北京卻成了暢銷貨。麵對這麼好的形式，兄弟二人果斷決定在豐台區租了房子，買了縫紉機，經營起前店後廠。後來，溫州老鄉得知北京的服裝生意好做，便一波接一波湧來。沒多久，豐台區南苑鄉大紅門一帶便聚集了許多溫州裁縫，支起了眾多的服裝攤。當時溫州還不十分出名，人們聽溫州人說話那濃重的江浙腔，一概將他們稱為浙江人，“浙江村”也就叫出了名。
到了1992年，浙江村的老板們開始向當地租地蓋房子，蓋的都是簡易平房，圍成一個院子。房子的老板既是房子的主人，也是房子的管理者，還是租戶的保護人。到1995年，浙江村已建有46個大院，每個大院形成了一個集居住與工作一體的公共社區。也正是1992年，浙江村開始興建京溫服裝批發中心。這是浙江村中出現的第一個專業市場。這是由北京、溫州兩地政府有關部門共同規劃，由浙江村裏的商戶投資的。中心共5層，1600個攤位，用13萬元就可得到一個攤位4年的經營權。4年後攤主還享有優先續租權。有一點，有關部門還是準備不足。設計有1600個攤位，結果報名參加選號的卻有6000人。這號給誰不給誰？無法平衡，隻好搖號。結果，搖出來的號碼被現場出售，有的賣到好幾萬元。政府部門見這情況，便接著開了一個又一個專業市場，前後不到3年裏便開了16家。就這樣，還是供不應求，於是租價開始上漲。
全國範圍內，這樣被溫州人做火的市場不知有多少。因此形成了一種特定模式：某地隻要一個市場做不起來，便想方設法找溫州人來承包經營，結果沒有失敗的。溫州人辦專業市場出了名，便有更多的人積極去辦。時至今日，走到全國任一個地方，隻要是火爆的專業市場，就一定能夠找到溫州人的身影。
同樣，世界各地隻要有溫州人出現的地方，一定會有“溫州一條街”、“溫州城”，如同雨後春筍一樣紛紛出現。這無疑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和改變了當地人的消費習慣和當地的商業格局，這就是溫州效應的最大體現。
5影響全球的“野蠻”群體
溫州人之所以非常著名，就是因為他們極其出色的賺錢經商能力，和手中控製著巨大的財富。有人把溫州人比喻為“東方的猶太人”，顯然，溫州人和猶太人有極其相似的地方。比如，溫州人和猶太人都有很強的適應能力，都有極強的自力更生意識，都有強烈的財富占有欲望。如果這兩人走到一起的時候，結果會將怎樣，是溫州人打敗猶太人，還是猶太人打敗溫州人呢？在猶太人的商業極為密集的歐洲，溫州人能進入其中並頑強地發展起來，就是最好的答案。而且，在某些地區，溫州人也把猶太人踩在了自己的腳下，讓西方的商業強勢群體領教了這群來自中國溫州人的“野蠻”。對此，歐洲人說：“原來，世界上還有比猶太人更會經商的人！”
賺錢需要一定的能力和條件，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的。但溫州人的經商天賦來自於哪裏，他們做生意為什麼有帶有濃濃地野蠻色彩呢？
或許，這和溫州的曆史文化及地理環境有關。300年前，溫州不過隻是東海旁的一個小縣，這裏的居民不是務農就是打魚。傳說那時就有一些溫州人，因為貧窮而鋌而走險去當海盜。
20多年前，溫州有2/3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人均耕地僅0.41畝。因為溫州地理位置與國家戰略的原因，國家對溫州的投入在30年間僅6個多億，總額僅為同等城市平均數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