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無所依靠才無所顧忌
溫州人非常的務實，這正是他們獲取財富的原因之一。溫州人很現實，而且有明顯的功利色彩，他們講究的是物質糧食第一，精神糧食第二。溫州人認為，隻有物質豐富之後，才有可能考慮精神需要。生意人愛錢，溫州人會做生意，不敢斷言溫州人就隻愛錢，但溫州人肯定也愛錢。起初的溫州人身處低位，所以他們的心態非常好。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溫州人積極主動麵對問題的心態。有一年，受一場多年不遇的台風使得浙江的大部分地區都受災了。別的地方受災群眾都在苦苦等待救援。可救災款下來需要時間，這種等待顯得漫長和痛苦。其中，溫州是重災區。溫州人沒有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樣苦苦等待，而是自己行動了起來，開始自救。有人說溫州人真是不可思議，這樣的事政府肯定會出麵的，你已經自救了，到時候救災款肯定給你最少。但是溫州人不這麼想。溫州人認為，不是溫州人傻，而是溫州人的光榮。如果不是靠自己，溫州直到今天還可能是全國經濟最落後地區。這足以證明溫州人有極強的自主自救意識，也是溫州人身上草根性的最大表現。
人有性格，城市也有性格。溫州的性格是什麼？總體來說，溫州人是很實在的，他們並不諱言自己過去的一切，絕對不遮遮掩掩，比如過去的窮日子，比如走私等等。
1949年之後，溫州的頭上一直壓著三座大山：上海、杭州和寧波。上海是一艘航空母艦，溫州在當時隻不過是隻小破船，原本是根本扯不上關係的。可窮人有窮心理，總希望攀上幾個富親戚，一來麵子上有光，二來也可以沾點便宜。當年溫州是實實在在的窮，如果要抱誰的大腿，相對方便一點的應該是杭州和寧波。然而，溫州的交通狀況使其無法和杭州及寧波親近。
當年的溫州交通狀況極其落後。溫州那時有兩條沙石鋪成的省級公路，一條通往浙江省會杭州，另一條通往福建省會福州。不過，通往杭州的那條，要過輪渡，要經曆無數的坑坑窪窪，十幾個小時下來，人顛簸得連腸子都要吐出來，另一條路要繞山而行，心髒有問題的人肯定不敢坐車。相比而言，海路是最便捷的，溫州通向外界的主要通道便是前往上海的輪船，因此溫州和上海的心理距離最近。在那時的溫州人眼裏，上海有中國最好的自行車、最好的電器、最好的衣服、最好的皮鞋，總之，上海就是一個人間天堂。
上海是老大哥，自然就有派頭，他們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尤其是溫州人。因為上海把把溫州人視為野蠻的入侵者，他們把上海平靜的日子打亂了。
比如，眾多的溫州人紛紛湧進上海，他們去上海購物，去上一趟，連肥皂也要帶一大堆回去，這樣下來，造成了上海日常用品的供應緊張。對於溫州人，上海想出了一個對付他們的辦法，印發了一種“上海專用券”，某些物品你有錢買不到，有全國糧票也買不到，還得用“上海專用券”。其他地方的人知難而退，我不買還不成嗎？而溫州人卻有一股倔脾氣，非要和上海人對著幹。溫州人說：“你們不是要上海專用券嗎？我們花錢去買。”最初溫州人買到這種券還隻是用於購物，後來他們發現這個市場很大，便開始倒買倒賣，從上海人手中買來，加價轉手賣給其他外地人。溫州人什麼錢都敢賺。
由此，溫州人受到啟發，知道隻要是國家統一核發、市麵又特別緊缺的票證就一定有市場。
越來越多的溫州人開始在上海倒賣票證，諸如糧票、布票、自行車票、肥皂票等等。到了後來，不僅外地人從溫州人手中購買這類票證，上海人也不得不求助於溫州人。自己是上海人，還得向溫州人購買這類票券，這口氣能順嗎？溫州人在上海結了幫派，不僅控製了上海的票證買賣，漸漸地也控製了其他一些買賣。所以，上海人恨野蠻的溫州人，又離不開野蠻的溫州人。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溫州人開始搞走私，“揚眉吐氣”了一回。那段時間，上海的風氣為之一變，都以認識溫州人為榮。那些走私品便宜、耐用，填補了內地的空白，許多東西是內地人聞所未聞的。比如內地產的鋼絲帶錄音機，又大又笨，一台需要四五百元，走私來的錄音機，收錄放三位一體，單喇叭的一百元左右，雙喇叭的二百左右，四喇叭的也才隻有三四百。當然，一旦通過地下渠道進入上海市場，價錢就又高了：最好的辦法便是托溫州人從當地購買，然後帶過來。此時，上海人對溫州人的態度變了，既愛又恨，還多少有點巴結。
杭州是浙江省會，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國家投入的重點。寧波是浙江的老二，離杭州距離很近，工業基礎好，又是計劃單列城市，交通便利，國家對寧波一年的投入相當對溫州投入30年的總和。俗話說，大樹底下，寸草不生，大都市的輻射效應給溫州人帶來了不安和壓力。